1951年11月18日,臺北馬場町刑場。一位身著將軍制服的中年男子,面朝北方,嘴里輕輕哼著《洪湖水浪打浪》。槍聲響起時,他望著漢口的方向,眼中沒有一絲恐懼……
1950年的臺灣,到處彌漫著恐怖氣息。中共在臺灣的最高負責(zé)人蔡孝乾,被捕后叛變,導(dǎo)致1100多名地下黨員暴露。其中包括官至“國防部參謀次長”的吳石中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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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臺灣的地下情報網(wǎng),遭到毀滅性打擊。
蔣介石借此大力肅清共黨,對從大陸來臺灣的所有人員,進行嚴格審查。
就在這個最危險的時刻,一位特殊人物,卻主動踏上了臺灣島。
他就是徐會之,國民黨元老,黃埔一期畢業(yè)生,曾擔(dān)任漢口特別市市長。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真實身份,是中共潛伏20多年的“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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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的廣州黃埔軍校,一群熱血青年正在接受訓(xùn)練。其中就有來自湖北黃岡的徐會之。他和陳賡、胡宗南是同窗好友。
在軍校期間,他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從此開始了他傳奇的雙面人生。
1931年,因叛徒出賣,徐會之與鄧演達一同被捕。鄧演達最終被害,而徐會之因為才華深受蔣介石的欣賞,沒有被立即處決,只是被重點監(jiān)視。
之后,表面上徐會之是國民黨一派,實際上卻是我黨插入敵人內(nèi)部的一把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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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zhàn)爆發(fā)后,徐會之的職位一路高升。
在保定行營任職時,他巧妙周旋于中央軍、東北軍、西北軍之間,促成各派系與八路軍協(xié)同作戰(zhàn)。平型關(guān)大捷后,他在《中國軍人》月刊上撰文盛贊八路軍,號召友軍學(xué)習(xí)他們的戰(zhàn)術(shù)。
更令人驚嘆的是,他將漢口日租界的大石洋行,撥給八路軍武漢辦事處使用,為中共中央長江局,提供了重要支持。
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后,徐會之出任漢口特別市市長。他主持城市重建,制定《新漢口市政建設(shè)計劃大綱》,推動交通、教育、衛(wèi)生等領(lǐng)域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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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他是國民黨的模范市長。暗地里,他卻利用市長身份,掩護我黨同志,把市政府辦公室,變成了秘密聯(lián)絡(luò)點。
根據(jù)后來解密的國民黨檔案顯示,徐會之在任期間,將37個“市政工程辦公室”,改造成中共地下電臺和秘密印刷所。甚至還預(yù)留了地下通道,準備迎接解放軍進城。
1949年,他協(xié)助程維黃,在重慶成功策動,國民黨3個軍近8萬人起義,為解放大西南立下大功。
就在所有人都以為,他會留在大陸安享晚年時,他卻接到了一個危險的任務(wù):前往臺灣,重建被破壞的地下情報網(w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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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無疑是一次九死一生的旅程。
當(dāng)時的臺灣已經(jīng)成為“情報禁區(qū)”。任何從大陸來的人員,都會受到嚴密監(jiān)控。而徐會之的身份特殊,他的突然到來,立即引起了國民黨情報機構(gòu)的警覺。
到臺灣后,他的首要任務(wù)是,策反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緝。這個人不僅是黃埔五期生,更是蔣介石的心腹,直接掌控著臺灣的治安與軍事大權(quán)。
徐會之利用湖北同鄉(xiāng)的關(guān)系,多次與彭孟緝密談,試圖說服他率部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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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老謀深算的彭孟緝,表面敷衍,暗地里卻向蔣介石匯報。三次會面后,彭孟緝就把徐會之的名字,列入了“異動分子名單”,并直接匯報給了當(dāng)局。
與此同時,保密局特務(wù),根據(jù)叛徒蔡孝乾提供的線索,順藤摸瓜,最終查到了徐會之頭上。
眼看自己即將被捕,徐會之做出了一個,讓所有人意外的決定。
1950年6月,他主動向國民黨“國防部次長”、黃埔一期同學(xué)袁守謙,提交了一份書面自首報告,表示要“悔過自新”,“爭取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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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這是貪生怕死的變節(jié)行為。但實際上,這是一招精心設(shè)計的“險棋”。
后來有人對這份自首報告,進行了深入研究,發(fā)現(xiàn)了其中的玄機。
徐會之在報告中詳細敘述了,自己與中共的接觸經(jīng)歷,但關(guān)鍵時間節(jié)點和人物姓名,都被刻意模糊或改寫。專家發(fā)現(xiàn),這些修改實際上形成了摩斯電碼“·— —·”,對應(yīng)字母“GO”,這是在向同志發(fā)出警告。
報告中還有一個精妙的設(shè)計:第12段故意留出半行空白。根據(jù)上下文語境,“XHZZS”為拼音首字母,破譯之后,意為“需轉(zhuǎn)移至左營”,這是讓我黨地下工作者,更換聯(lián)絡(luò)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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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絕的是,徐會之在報告中刻意夸大了,與彭孟緝的會面內(nèi)容,暗示彭孟緝已經(jīng)動搖。這個離間計非常成功,蔣介石之后對彭孟緝多有猜忌,很快將他調(diào)離實權(quán)崗位。
除此之外,徐會之還虛構(gòu)了一個情報小組,名為“長江7號”,還說臺灣各軍事要塞,都有該小組的成員。
這個假情報說的神乎其神,成功迷惑了國民黨特務(wù)機關(guān),讓他們投入大量資源進行排查,從而掩護了真正的地下工作者。
1950年6月,徐會之正式被捕。在獄中,他受盡嚴刑拷打,但這些殘忍的刑罰,都沒有讓他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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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始終堅稱:“我是三民主義信徒,從未通共。”
在青島東路軍法局看守所,他與黃埔同學(xué)李玉堂關(guān)在一起。兩人以《黃埔軍歌》為暗號交流。徐會之將臺灣海岸炮位坐標,口述給李玉堂,后者通過送飯的伙夫,傳遞給外界。
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徐會之依然不忘傳遞情報。他向看守人員要來了卷煙,用米湯在煙紙上,寫下了臺灣北部雷達站的頻率,再卷成煙卷傳遞出去。
2013年臺灣解密的檔案顯示,1951年9月,大陸通過這條情報,精準破譯了國民黨“沱江計劃”的導(dǎo)彈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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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1月13日,蔣介石對徐會之一案,作出批示,要求槍決,且特別強調(diào)“死要見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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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刑前一晚,徐會之向看守要來了紙筆,把臺灣海岸炮位坐標圖畫在上面,之后他把鉛筆芯嚼碎咽下。
臨刑前,他提出了3個要求:
面朝北安葬,因為“我要看漢口的方向”;
保留軍裝,因為“這是我作為軍人的尊嚴”;
哼唱《洪湖水浪打浪》,因為“讓家鄉(xiāng)的旋律陪我上路”。
槍聲響起時,他哼著家鄉(xiāng)的小調(diào),眼睛望著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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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會之犧牲后,遺體被草草掩埋在山林中,真實身份長期不為人知。
直到1985年,國家民政部、安全部經(jīng)過嚴格審查,徐會之被追認為革命烈士。1996年,經(jīng)過多方努力,在臺灣漂泊40多年后,徐會之的遺骸,終于回到了祖國大陸……
你看,這就是徐會之的故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徐會之都在踐行著一個頂級情報工作者的信念。
他用米湯寫情報,在自首書里設(shè)密碼,甚至臨刑前還在傳遞消息。
這些看似微小的細節(jié),卻見證了一個共產(chǎn)黨人,在最黑暗時刻的不屈與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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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流轉(zhuǎn)。2016年,臺灣學(xué)者在整理黃埔軍校史料時,意外發(fā)現(xiàn)了徐會之,留在漢口市政規(guī)劃圖、邊緣的密寫標記;
2021年,大陸研究人員,又在數(shù)字化檔案中,破譯了他自首書中,關(guān)于高雄港防務(wù)的另一組密碼。
令人動容的是,這些珍貴的發(fā)現(xiàn),仿佛讓他穿越時空,向我們訴說著什么。
如今,當(dāng)我們站在長江邊,看滔滔江水東流,總會想起他在遺書中,留給兒子的那句話:“我的名字或許會被歷史掩埋,但長江不會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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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長江水記得,記得那些為信念付出一切的人;
歷史記得,記得在至暗時刻,依然閃耀的智慧與勇氣。
這就是徐會之,留給我們的最珍貴的遺產(chǎn)——即便在最深的黑暗中,也要做那束不滅的光。
致敬所有隱秘戰(zhàn)線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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