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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達佩斯,這座被譽為“多瑙河上的巴黎”的城市,在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的烙印下,孕育了多位改變人類文明的科學巨匠,他們被稱為來自“布達佩斯的火星人”。在參加量子多體國際會議之際,作者探訪了一所“火星人”的中學,在中學老師們的介紹下,更加切身地了解100年前這些日后改變人類歷史的物理、數學、經濟學家們在青少年時代讀書和成長的故事。
撰文 | 卡洛
人們都說布達佩斯是多瑙河上的巴黎,果然如此。藍色的多瑙河流淌到匈牙利大平原,在此處優雅地舒展開她曼妙的身姿,用一個 S 型的曲線動人地分開了布達(Buda)與佩斯(Pest)。
布達這一側有小山,在山坡上,匈牙利人在過去的一千年的時光里,建筑了城堡山上的匈牙利王宮、馬加什教堂、漁人堡,還有著名的蓋勒特溫泉浴場。如果把時光再往前追溯,公共浴場也許還是從羅馬潘諾尼亞(Pannonia)行省時代——歐洲文明奠基時代——就流傳下來的生活方式。
佩斯這一側則是一馬平川,河邊佇立著作為匈牙利國家象征的議會大廈,歷史上匈牙利王國國王加冕的王冠、權杖還有其他寶器,就陳列在議會大廈的最莊嚴的穹頂大廳里,從現代的意義上提醒代表民主選舉的議員們,權力來自匈牙利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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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溫柔的藍色多瑙河與河岸兩側的布達與佩斯。布達一側有城堡山,山上坐落著匈牙利王宮,佩斯一側有匈牙利國會大廈,布達與佩斯被優雅的塞切尼鏈橋連接起來。| 圖源:wikipedia
佩斯這一側還坐落著圣斯特芬主教堂(也譯作圣伊什特萬主教堂,St. Stephen’s Basilica),著名的音樂殿堂李斯特音樂學院(是的,李斯特也是匈牙利人)。行文到此處,腦海中自然地冒出他的匈牙利狂想曲,還有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的旋律,又聯想到李斯特、勃拉姆斯、舒曼、瓦格納等浪漫主義音樂大師的傳承、碰撞和八卦等很有意思的故事,可惜篇幅所限,此處只好割愛。
除了圣斯特芬主教堂,這里還有布達佩斯中央市場、紐約咖啡館、英雄廣場、猶太教大教堂等等紀念性質的建筑與名勝。它們或雄偉或婀娜,或充滿市井煙火氣,或文化氣息濃厚,書寫著匈牙利各個民族深沉、痛苦與光榮的歷史。
漫步其間,可以切身感受到這座城市經歷的漫長歲月——從羅馬時代、中世紀、文藝復興,到奧斯曼土耳其、18世紀的浪漫主義運動和19世紀中葉的匈牙利獨立運動,再到奧匈帝國的“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指19世紀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歐洲社會和平繁榮、科技與文化藝術達到高峰的時期,象征著人們對那段光輝歲月的懷念),兩次世界大戰和戰后的時期,波瀾的歷史徐徐展開。燦爛的文化和文明已經融入到這座城市的河流、陽光和空氣里。
而眾多風景中最為點睛的一筆,就是連接著布達和佩斯的塞切尼鏈橋(Széchenyi Chain Bridge,完工于1849年)。她雄偉端莊又柔情萬種,仿佛多瑙河曼妙腰身最迷人處的一條腰帶,穩固又靈動。她將布達的山丘與佩斯的平原緊緊相連,牢牢鎖定了這個東歐小國的首都,在歐洲文明的版圖上,與維也納、柏林、巴黎、倫敦等大城市比肩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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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橫跨多瑙河的塞切尼鏈橋(Széchenyi Chain Bridge,完工于1849年)和佩斯一側的匈牙利國會大廈,哥特復興式風格的圓頂與尖塔,讓人印象深刻。| 圖源:筆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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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秋日的多瑙河清晨與黃昏 | 圖源:筆者拍攝于酒店陽臺
我到達的時候,這里的秋天剛剛開始。秋日的陽光濃郁醇厚又清澈高遠,歐洲中部的天真是藍得可愛到童話的地步。走在大街上,路旁無窮無盡的哥特式、巴洛克、新文藝復興和新古典主義,還有蘇聯式風格的建筑次第呈現出來,再加上一百多年來的風雨包漿,真讓人相信美好的事物和年代在這里存在過,而且此刻,它們依然在我們身邊,就待路過的人耐心尋找。路旁的行道樹,栗子樹、楓樹、銀杏、橡樹等等,在秋日的陽光里樹影婆娑,風吹過,斑斑駁駁的光影讓人明白,為什么印象派的畫家們在19世紀的美好年代里面,著魔似的要去捕捉“光的印象”。在那個從巴黎、維也納,延綿到布達佩斯的美好年代中,他們追逐光影轉瞬間留給人的對于生命的感受,而不是風景、人、物本身的像與形。因為只有到了這里,在澄澈醇厚的陽光下,在滿溢著浪漫氣息的街道上,在綠意婆娑的行道樹的樹蔭里,才能明白為何在19世紀下半葉和20世紀前半葉的美好年代——既是電氣革命和量子力學革命的時代,也是人文學科中總提到的 Belle époque,印象派畫家、李斯特、舒曼、勃拉姆斯、德沃夏克、瓦格納、弗洛伊德、里爾克、茨威格……,藝術群星中閃耀的人物會成批地出現;才明白這些人類群星創造的文明和文化是多么動人、多么具有創造性。而布達佩斯,就像一闕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或者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就像一首浪漫主義勃興時的裴多菲的詩,就是多瑙河畔的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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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上)從布達一側回望佩斯,塞切尼鏈橋和橋頭的獅子,橋的遠側就是格雷沙姆宮(Gresham Palace)和多瑙河畔的匈牙利科學院,更遠處,圣斯特芬主教堂的穹頂與天際線相連。(下左)陽光下格雷沙姆宮,中歐地區新藝術主義建筑的代表作。(下右)裴多菲文學紀念館(裴多菲就是我們耳熟能詳的“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的作者,他也是匈牙利人)。| 圖源:筆者拍攝
但我來到此地,卻不完全是為了在陽光中“追尋過去的美好時光”,而是在匈牙利 Hun-Ren Wigner Research Centre for Physics(匈牙利科學院維格納物理研究中心)參加量子多體問題的國際會議,和來自歐洲、美洲、亞洲的國際同行們交流量子蒙特卡洛計算、量子磁體實驗等方面的最近進展。除了此行的官方身份,我還有一個個人的目的,要去訪問一所布達佩斯的中學,這就是著名的布達佩斯-法索爾福音高中(匈牙利語:Budapest-Fasori Evangélikus Gimnázium;英文:Budapest Lutheran Gymnas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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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上、下左)陽光下的建筑與斑駁的樹影,讓人想起 Belle époque 的美好年代,讓人想起浪漫主義音樂和印象派的畫作。(下右)布達佩斯-法索爾福音高中外的林蔭道,一百年前,維格納、馮·諾依曼等一眾布達佩斯火星人都從這里走過,并改變了世界。| 圖源:筆者拍攝
熟悉科學,尤其是物理學、數學的歷史的讀者們想必知道,這所中學對于人類科學事業的貢獻,甚至超過了在我們當下那些瘋狂追逐世界排名,攫取資源與影響力,追逐功名、獎項與“重點實驗室”等等科舉詐尸還魂伎倆的諸多大學和科研機構。原因很簡單,從這所中學中走出了馮·諾依曼、尤金·維格納、海薩尼(John Charles Harsanyi ,1920-2000;匈牙利語:Harsányi János Károly ,1994年與“美麗心靈” 的 John Nash 一起因為博弈論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等等優秀的科學巨匠,他們都出生于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的布達佩斯,甚至在同一街區長大,有著相似的家庭和成長背景,在科學歷史的語境中,這一代人常常被稱為來自“布達佩斯的火星人”(The Martians of Budapest)。火星人們對于科學、文化以至于世界和平和政治秩序所做出的貢獻,在中文的語境中已經被反復地討論過,這里不再贅述,只用一個列表,再次簡介其中四位。(編者注:可參見《這個不起眼的小國,走出了科學史上最杰出的一群人》)
西奧多·馮·卡門(Theodore von Kármán,1881-1963;匈牙利語:Kármán Tódor),人類航天領域代表人物,空氣動力學家、應用數學家,踐行并強調“用數學指導工程研究”,其成果影響了世界格局。他因培養了多位中國弟子而被國人銘記,特別是與錢學森的學術傳承與合作是為一段佳話。
約翰·馮·諾依曼(John von Neumann,1903-1957;匈牙利語:Neumann János Lajos),對于這樣一位劃時代的全才,只能用 polymath或者 Renaissance man 來形容。在數學上,他對集合論、算子理論、測度論、幾何、分析、拓撲等領域做出基礎性的貢獻,被稱為“偉大數學家的最后一個代表”;在物理學方面,他給出了量子力學的現代數學基礎;人們所用的計算機源自“馮·諾依曼架構”,因此他被認為是現代計算機之父;他還對爆炸科學、工程領域、經濟學做出貢獻,并參與曼哈頓計劃和提出核武器的結構設計……。筆者從事的量子多體計算和量子糾纏研究中的處處要用到的 Von Neumann entropy,也來自于他。
尤金·保羅·維格納(Eugene Wigner,1902-1995;匈牙利語: Wigner Jen? Pál),理論物理學家及數學家,奠定了量子力學對稱性的理論基礎,在原子核結構的研究上有重要貢獻。他在純數學領域也有許多重要工作,許多數學定理以其命名。維格納曾參與建立人類第一臺核反應堆(芝加哥1號堆)。1963年,由于“在原子核和基本粒子物理理論上的貢獻,尤其是基本對稱原理的發現與應用”,維格納和瑪麗亞·格佩特-梅耶(Maria Goeppert-Mayer)、約翰內斯·延森(J. Hans D. Jensen)一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筆者此次開會的 Wigner Research Centre for Physics 即以他的名字命名。
愛德華·特勒(Edward Teller,1908-2003;匈牙利語:Teller Ede)。理論物理學家,一般被稱作“氫彈之父”,Jahn-Teller effect 的發現者,Teller–Ulam design的提出者,曼哈頓計劃成員,美國勞倫斯利弗莫爾國家實驗室的建立者,冷戰末期“星球大戰”防御計劃的鼓吹者。他與中國人還有一重淵源,是楊振寧在芝加哥大學讀博時的博士生導師,楊氏后有專文介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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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布達佩斯-法索爾福音高中的門楣和校舍外觀。| 圖源:筆者拍攝
此次訪問,行前就做好了溝通,中學的校長Bencze Dávid,還有物理老師Izsa éva與英文老師 Császár Gy?rgyné Szathmáry Adrienn,專門從繁忙的教學和管理的間隙,熱情地接待了筆者,給我分享了學校很多的歷史故事和現狀。雖然關于火星人的故事,我大多知道來龍去脈,但是這次親歷,還是讓我更加切身地體會到,到底需要怎樣的環境,才能培養出一代如布達佩斯火星人的創造性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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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上)學校外墻上的紀念牌,記錄維格納,馮·諾依曼和海薩尼都在這里求學。下面的小字中提及對他們影響很大的幾位布達佩斯-法索爾福音高中教師,其中兩位老師Mikola Sándor 和 Rátz László 在本文中都會提及。下面的浮雕顯示,目前的校舍啟用于1905年。(下)學校走廊里杰出校友的半身像,下左為馮·諾依曼和海薩尼,下右圖最右邊為維格納。| 圖源:筆者拍攝
校長和老師們給我分享了好幾個有意義的故事。
這批火星人都有很好的中學老師,尤其是教過馮·諾依曼和維格納的數學老師Rátz László 和物理老師 Mikola Sándor,今天這二位老師的塑像仍然鐫刻在學校走廊的墻上。維格納晚年回憶一生對他影響最大的就是 Rátz László 老師,也是這位老師發現了馮·諾依曼的天才。他甚至主動到諾依曼家里去,向諾依曼的父親表示,為了讓這個孩子的才能得到充分發揮,他愿意主動向這個孩子講授中學課程之外的數學知識,而且他覺得能夠發現少年諾依曼的天才是一件榮幸的事情,甚至拒絕了家長提出的補課費用。維格納也提到Rátz 老師會主動邀請他到家里去,為他選擇合適的書本去閱讀和提高。而到了維格納和諾依曼的學習程度超過了中學水平,Rátz 老師把他們帶到了布達佩斯的大學老師那里,告訴對方已經教給了孩子們他所知道的數學和物理學知識,現在請你們來繼續培養這樣的好苗子,讓他們的才能可以充分地發揮出來。以至于60年后有記者采訪已經是諾貝爾獎得主的維格納,老先生還深情地向記者介紹掛在他辦公室墻上的 Rátz 老師的照片。
這些老師還努力推動中學階段的科學教育改革,他們推動辦出一個傳奇的刊物——《中等學校的數學和物理期刊》(匈牙利語:K?zépiskolai Matematikai és Fizikai Lapok;英文: Mathematic and Physical Journal for High Schools),這個刊物至今還在運行。該刊物收集有趣的物理學和數學問題,鼓勵學生們解答和交流,推動他們主動思考數學和物理問題的興趣。日后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薩尼,在布達佩斯-法索爾福音高中讀書的時候就是解決這本刊物中科學問題的高手。現在匈牙利國家的中學數學和物理學的競賽,就用 Mikola Sándor 老師的名字來命名。
從這樣的老師身上,看不到我們當下教育環境中充斥的科舉氣和八股氣(見作者前文“送別的四重奏:對科研生命的深沉叩問”),相反,他們沒有對考試成績和排名的過分強調, 他們真誠而熱情地投入自己的全副身心,竭盡所能地培養后輩們在知識的天地里成長。這樣無私忘我的精神,才是“教師”這一職業和“學校”這一組織本來的意義。為什么在我們的環境中,教師們總是難以用如此忘我的態度去地發現人才、培養人才呢?
關于火星人的成長歷程,還有一處我原來沒有注意到的地方。Dávid他們告訴我,這所學校是德國新教路德宗背景的學校(Lutheran Gymnasium),而火星人們都出生在中歐猶太人家庭,在彼時奧匈帝國治下的布達佩斯,這些講匈牙利語的猶太裔孩子,來到德國新教辦的學校接受教育,從小就要學習拉丁文經典文獻,還學習德語、英語、法語和意大利語等不同的歐洲語言,又要學習當時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最新的物理學、數學、化學等科學知識,就是這樣的多語言、多文化、多宗教、多民族的大熔爐里面,學校將自古希臘、古羅馬時代傳承下來的古典文化和當時最新的科學知識,共同熔煉到少年火星人成長中的心靈里面。這樣寬容、包容,以文明和文化為標準而不被一種意識形態所強加的教育,也許就是火星人們日后在更廣闊的天地中(量子物理學、第二次世界大戰、曼哈頓計劃、電子計算機、原子能)可以發揮出驚人創造力的先天的鋪墊和準備。歸根結底,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寬容的美好年代 Belle époque,在那樣的多元和開放的環境中,通過語言、文化、宗教、民族、藝術與科學的碰撞和交融,才可以孕育出如火星人一般的文明和文化的巨匠。在那樣的環境里面,教育的內容無關什么可笑的卡脖子科舉八股,無關日后“xx 主義”和“仇這仇那”的洗腦宣傳,寬容、包容,以文明和文化為教育的標準才是人類共通的天性所在,這樣的教育才是我們的孩子們應該接受的教育,如果我們還想要培育火星人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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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左)學校走廊上數學老師 RátzLászló 的照片,他在數學教育改革和推廣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貢獻。(右)學校走廊上物理老師 Mikola Sándor 的紀念牌,其人本身也是優秀的物理學家。| 圖源:筆者拍攝
探訪快要結束的時候,Dávid 他們告訴我,這所學校在二戰后的共產主義時期因為宗教的背景被迫停辦,校舍用作政府機構的辦公地點,有近40年的時間,成熟的人才培養模式被打斷,造成的傷害直到今天的匈牙利還沒有從中恢復過來。1989年東歐劇變,彼時的火星人中維格納等人還健在,他們呼吁當時的政府重新恢復了這所中學。Dávid 校長和 éva、Adrienn 老師等人誠懇地告訴我,他們正在努力重建前輩留下的傳統,這樣的傳統一旦中斷,是用幾代人的時間都難以彌補的。說話間幾位老師又帶我來到學校的禮堂,木制天花板上裝飾十分華美,好像中世紀城堡中的宴會廳一樣,四壁懸掛著前輩著名老師、校長等人的肖像畫,超過百年的歷史就這樣在畫框中流淌。當時禮堂里還有一個班的學生在上舞蹈課,孩子們站成兩排跳著匈牙利民族舞,在音樂的旋律下相向交叉、旋轉,十分歡快活潑,有著匈牙利舞曲的韻味。
看著他們天真快樂的臉龐,讓人不禁想起一百年前的火星人們,就像今天這些鮮活的少年,在優秀和具有忘我精神的教師的精心培育下,接受著文明和文化的教育,他們日后走出匈牙利,走出歐洲,在更加廣闊的天地和更加復雜的時代中做出了驚人的創造性工作,改變了人類社會。此刻,我突然又想起今天來時路上,在布達佩斯街頭上看到的斑駁樹影和動人陽光,那是人類文明的美好年代留給我們這些后人的提醒和鼓勵,讓我們不要走入眼下周遭正在日漸逼迫的狹隘和偏執中。我真心希望從這班歡快跳舞的匈牙利少年中可以再走出一批布達佩斯火星人,更希望我們自己的環境可以變得更加多元和包容,可以讓忘我的教師們,也像火星人的老師們一樣,精心培養出我們自己的火星人,為人類文明做出我們應該做出的創造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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