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渡勞動：平臺經濟下的外賣騎手》第四章 區隔勞動

本書是一部關于平臺勞動的人類學民族志作品，深入探討了中國平臺經濟背景下外賣騎手的勞動形態及其社會意義。通過在19個城市歷時7年的田野調查，作者帶著行動主義的熱情，記錄下騎手懸浮于正式與非正式勞動之間的真實狀態，關注到平臺從對勞動者本身的控制轉向對勞動過程的精細控制的關鍵轉變，提出了“過渡勞動”這一頗具解釋力的勞動概念，反映出勞動者對未來職業發展的關切。書中深入探討了算法技術對騎手勞動的影響，特別關注了女騎手在家庭和工作中的雙重挑戰，并為此提供了豐富的田野數據和新的研究視角。

如今，平臺化正在形塑全新的社會關系。外賣、家政、物流、打車等數字平臺方便了人們的日常生活，與此同時也催生了大批依附平臺的零工勞動者。本書在對騎手零工進行記錄反思的同時，相信個體在不確定性中塑造生活的經驗和勇氣，憧憬一種更加良性向善的算法。

第四章 區隔勞動

過去十年間，中國的信息化進程見證了浩浩蕩蕩的勞動力大轉移。農民、建筑工人、工廠工人等開始離開土地和制造業，逐漸向大城市的服務業聚集。平臺經濟順應互聯網的資本與人口紅利迅速崛起，并形成了不同產業間勞動力的虹吸效應。在人口轉移的過程中，空間和地理的流動成為務工人員勞動生計的重要特征，相關論點也已經在勞動社會學和鄉村研究等領域被廣泛討論。伴隨著數字經濟一同崛起的有勞動人群在空間位移層面的變化，也有社會民眾對于新經濟發展在時間層面的認知改變。中國當下正在進行的數字平臺化運動，可以被看作一個由諸多利益方展開角逐的時空場。

本章試圖論述的是 “區隔勞動” 這一概念。具體來說，它想展現外賣騎手這樣 “流動的人群” 如何經歷、感知城鎮化帶給他們的疏離感，并最終形成了他們與城市間并不十分融洽的關系。當然，農民工群體在城鎮化過程中所體驗到的區隔感并不是一個新問題，這個問題在改革開放初期一代農民工奔赴大城市打工時便已開始。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學者多以城鄉二元的視角來分析和闡釋農民工群體的生活。城鄉二元的問題確實存在，在中國的語境下，它既是歷史發展的問題，也是體制機制的問題。本章希望在觀照這一框架的前提下，看到外賣勞動在城市中的獨特情境。對于外賣騎手而言，這種區隔感一方面包含靜態的宏觀制度 “區隔”，如戶口、教育、保障等機制上的差異；另一方面則體現在動態的、微觀的日常勞作中，與騎手的勞動緊密捆綁，包括他們如何在流動的時空下體驗一些固有的城鄉差異，以及借由資本擴張所帶來的勞動者與消費者的差異等。“區隔” 一詞最早出自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對于法國居民日常生活方式的調查。在《區分：判斷力的社會批判》一書中，布迪厄從文化社會學的角度闡釋了 “趣味”“品位” 等文化因素和生活風格如何變成不同社會階層劃分的基礎。雖然布迪厄最早是從文學和藝術的角度來討論民眾在習性、趣味和品位上的 “區隔” 的，但隨著這一概念影響力的擴大，區隔的定義不再局限于康德意義上的 “純粹美學”，而是將社會、經濟、歷史等因素包含在內，變成了一種 “文化資本” 或 “文化符號”。其中身份區隔成為城鎮化研究中討論的重要議題。有研究發現，因為 “非市民” 的身份，農民工、流動人口、異鄉人等在勞動工作時會面臨更多的壓榨與不平等。他們缺少 “市民” 身份所享有的法律、地方政策和文化資本的保護，這種有意的區分成為建構更廣泛的社會不平等的根源所在。韓愛梅在研究中國東北地區服裝銷售員的田野調查中發現，買衣服的服務交互場景展現了鮮明的 “區別工作”。尤其是在高檔羊毛衣物商店中，消費者的優越感和服務員的順從感形成鮮明的對比。兩種社會角色在空間、話語和身體互動的過程中彰顯著不平等的階層體驗，這是改革開放后市場經濟發展的特點之一。

基于以往的研究，本章嘗試論述的 “區隔勞動” 的概念不再局限于文化品味的范疇，而是希望圍繞流動人群的個體故事，拓展到平臺化勞動、城市生計、個人感知與認同等諸多方面。在時空組合的視野中，城市更像是一個由多維差序格局組成的時空體，上層的時空使用與底層完全不同，其時空感也完全不同。

這里的 “區隔勞動” 至少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理解：首先，它是一種差異化的體現。在布迪厄的區隔理論中，社會中上階層的品味、習性、資本等帶有明顯的合法性和優越性地位，因此在無形之中變成了一個階層對另外一個階層的評判和審視。“區隔” 也就意味著展現不同和差異，甚至利用這些所謂不同和差異再造不平等。騎手的勞動區隔可能會圍繞政治、文化和職業身份以及與此相關聯的個人職責、勞動任務等展開。送餐是一種充滿制度化約束的勞動，服務身份和個體責任的劃歸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騎手順從與忍耐的職業特性，也基于此形成了不同人群間鮮明的區隔感。這樣的區隔感既可以說是來自不同人群，也可以說是來自不同階層。它代表著一種無從逃脫的身份限制，因為缺少必要的支持與協助，往往會令個體感到無助與無奈。

其次，區隔勞動代表了一種阻礙。這種阻礙主要體現在城鎮化的時空規則治理之中。城市在其發展過程中自帶其基礎設施化的規則，這些規則通過對外賣騎手的身體、勞動工具、流動過程進行規范、干預而彰顯自己的存在。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它設立了基于時間或空間的諸多 “攔截”，不允許騎手跨越邊界；有時候，依附城市或者現代化規則生產出來的諸多規制也會變為深深的 “惡意” 或傷害，以一種信息不對稱的方式，給個體化的生活或家庭以阻隔和困頓。時間和空間因素在其中與個體勞動感知緊緊糾纏，成為 “阻礙” 的重要組成要素。

本章試圖闡釋外賣勞動在何種程度上變成一項 “區隔勞動”，以及此種 “區隔勞動” 如何在身體、流動、監管等不同層面加劇了外賣騎手的勞動過渡性。外賣騎手的實際經驗告訴我們，他們能夠鮮明地感受到此種區隔。正如理查德?霍加特在論述工人群體的身份認知時所說：工人民眾有一種感覺，“即自己常常處于一種劣勢，法律在一些情況下多半是用來對付自己而不是別人，各種清規戒律更偏重針對自己，而不是針對其他群體”。勞動者所體驗到的區隔感不僅僅是一種既定事實，而是嵌入在他們的日常勞動和生產生活中。它可能是一項政策、一個規定、一種體驗或者僅僅是一段對話。在本章的論述中，“區隔” 更多地指向過程而非結果。我將嘗試從風險區隔、時空區隔、流動區隔三個層面來闡釋外賣騎手的經歷如何形塑了區隔勞動。風險區隔主要代表基于個人職業身份、工作身份以及相關的勞動職責所形塑的一種差異，時空區隔重點闡釋了時間和空間如何在外賣勞動中形塑階層差異感，而流動區隔則主要從新冠疫情管理和人口流動的角度出發，探究阻滯流動背后的機制和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