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負面”報道的社會輿論，究竟有多可怕？

萬木橋/文

在當下的輿論場中，一種令人不安的現象正悄然蔓延：一些企業，尤其是某些體量龐大或背景特殊的企業，正試圖通過各種手段——從公關游說到法務威脅，甚至直接上法庭起訴媒體和客戶——似乎他們要構筑一個圍繞自身的“信息無菌區”。

在這個區域內，只允許贊歌繞梁，容不得半點批評雜音。任何試圖揭示其問題的媒體或自媒體，輕則被扣上“黑嘴”、“水軍”的帽子，重則收到洋洋萬言的律師函，甚至被指控為“反對社會主義”、“危害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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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對“零負面”報道的極致追求，表面上維護了企業的“光輝形象”，看似營造了“和諧穩定”的投資環境。然而，當我們撥開這層人為制造的迷霧，深入審視其內在邏輯與外部效應時，會發現一個觸目驚心的真相：一個充斥著“零負面”報道的輿論生態，絕非福音，而是一場正在醞釀的、針對整個社會經濟的系統性欺騙，其后果災難性且深遠。

負面報道缺失如何推高全社會成本

最近，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會計系麻志明教授與合作者的研究論文《Local newspaper closures and bank loan contracts》（地方報紙停刊與銀行貸款合同），在會計學知名期刊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正式發表。該論文創新性地聚焦于地方報紙關停后對當地企業銀行貸款的影響。

論文通過分析1991年至2016年間美國26家關閉的地方報紙的信息，采集了包含6,842筆銀團貸款數據的獨特數據集。研究發現，當地方報紙消失后，當地企業的銀行貸款利差會平均增加約30個基點，以調研樣本企業平均貸款額1.19億美元、期限40個月計算，整個貸款期企業須多付120萬美元利息。

這一結論直擊要害。它揭示了一個核心經濟學原理：地方媒體的負面報道是金融機構進行精準“風險定價”不可或缺的信息來源。當地方媒體停刊倒閉，自媒體監督被扼殺，當“零負面”成為常態，市場將陷入一片“信息荒漠”：

首先是風險無法甄別，成本全民共擔：銀行與投資者并非全知全能，他們依賴多元信息來評估企業的真實風險。地方媒體和自媒體負面報道的缺失，等于剝奪了金融機構識別“壞蘋果”的能力。甚至，在地方媒體和自媒體負面報道消失后，企業違規甚至會增多，甚至會發生嚴重造假坑騙金融機構的事件。

研究顯示，地方媒體所關注的信息有兩種，一是關于企業的非財務信息：比如當地企業有沒有環境污染問題、和員工有沒有勞資糾紛等負面新聞。二是地方性公共政策、社會政治環境等信息。這兩類信息地方報紙會深度報道很多一手細節信息，這些信息不是網上隨便能檢索到的，需要靠本地記者蹲點調查、深入訪談才能挖到，對銀行判斷企業風險極為關鍵。

而自媒體則因為一些投訴和把關稍微寬松等原因，往往也會關注到地方媒體關注的非財務信息。而這些信息往往是嚴肅的全國性媒體很難關注到的內容。這些內容很容易被企業斥之為蓄意抹黑、黑公關或者水軍而投訴舉報，或者花重金收買或下套抓人，時間一長就逐漸沒有人去關注企業的負面信息了。

由于沒有可靠的第三方信源，無法區分誠信企業與欺詐陷阱，對于金融機構來說，最“理性”的做法就是全面提高所有中小企業的融資利率，征收一筆“信息不確定性溢價”。最終，守法經營的好企業不得不為那些被隱藏的壞企業分擔成本，整個社會的融資環境惡化，交易成本被無形中大幅推高。

監督的“公共產品”屬性：研究深刻地表明，一篇負面的調查報道，其益處遠不止于懲罰一家作惡企業。它如同一個公共信號燈，警示整個市場，使得金融機構能夠更準確地對整個行業和地區進行風險定價。因此，地方媒體或自媒體的負面報道因此成為一種寶貴的 “公共產品”，它降低了所有人的信息搜尋成本、驗證成本與風險規避成本。追求“零負面”，就是在主動摧毀這種公共產品，讓全社會為之買單。

沒有負面報道的企業是資本市場的黑洞

對金融機構而言，不擔心貸款對象信用劣跡斑斑，而是擔心貸款對象是沒有過信用記錄的“白板”，因為不好定價。同樣在投資領域，最令人不寒而栗的，從來不是爭議不斷的企業，而是那些“完美無瑕”、毫無負面新聞的“模范生”。

這些企業可能存在哪些問題呢？

“黑箱”運營與信任透支：一家在真實市場中搏殺的企業，如同在風浪中航行的船只，遭遇問題、產生糾紛、面臨質疑是再正常不過的商業生態。一個健康的企業，會通過公開、透明的方式應對這些挑戰，這個過程本身就會在信息場中留下真實、多元的痕跡。

而一個“零負面”的企業，則像一個密封的“黑箱”。它要么擁有強大的“公關”能力，能抹去一切不利痕跡；要么其運營本身就不透明，將真實風險用復雜的財技和完美的敘事精心包裹。對投資者而言，投資這樣的“黑箱”，無異于一場豪賭，其結果往往是血本無歸。

案例的警醒：從“神話”到“噩夢”的崩塌：回首瑞幸咖啡、康美藥業、恒大集團等案例，它們在危機總爆發前，都曾是媒體（尤其是某些受其影響或控制的媒體）筆下的“傳奇”與“標桿”，負面聲音被迅速消滅或邊緣化。直到獨立的媒體（包括自媒體和做空機構）通過實地調查、數據挖掘和供應鏈探訪，撕開了通往真相的第一道裂縫。

這些當初被企業斥為“惡意抹黑”、“不懂業務”的“負面報道”，事后被證明是挽救市場殘存信譽、保護最后一批投資者的“警世鐘”。一個經得起批評、敢于在陽光下運營的企業，其可信度遠勝于一個容不得半點質疑的“瓷娃娃”。“零負面”本身，就是最大的負面信號。

有媒體行業人士透露，近年來出現一種怪現象，就是某些劣跡斑斑的企業經過重組后，新的股東和運營團隊通過公關和法務，要求先前報道過劣跡企業的媒體或自媒體刪稿清除負面，如果不刪稿甚至會訴諸于法庭。對不知情的人來說，還誤認為這些新上位的股東或團隊是重組前劣跡團隊的后續，對知情的人來說，后續團隊要求清除對前任團隊的負面報道，簡直是匪夷所思。

當媒體失聲，騙局便悄然啟動

比單一企業的“零負面”更可怕的，是圍繞某個企業、行業或地區，形成了一種心照不宣的“輿論鐵幕”，呈現出一種萬馬齊喑的“寂靜”。這種寂靜，往往是災難的前奏。

據資深媒體人高勤榮介紹，在中國剛剛改革開放的上世紀80年代，與中國經濟欣欣向榮相對應的是，中國最高等級的官方媒體上的負面報道不計其數，對市場起到強烈的導向作用。但目前這些官方媒體的報道往往都以正面報道為主，尤其是對一些大型企業的報道，也往往以正面報道為主，這就給了一些企業為非作歹詐騙金融機構的底氣。

流傳于市場的一個笑話是，受托承擔某造假上市公司的某省首富旗下企業，本身的成立就是為了配合套取資本市場的資金。但該企業負責人十分聰明地通過金錢的力量，一方面買通最高級別的兩家媒體駐地負責人，另一方面也大把花費資金對公做廣告，讓兩家最高級別的官媒三天兩頭給其做正面報道，而該企業憑借這些超越華為小米平安的報道，又進一步獲取了國家部委的政策支持和資金支持，原先沒有錢也沒有希望的企業這下變有錢了。

這類企業會對社會構成多大危害呢？首先是“馴服”媒體與資源騙局：這種寂靜，極大概率源于一種危險的結構性合謀。企業通過廣告利益捆綁、法務威脅、甚至是直接的權力尋租，系統地“馴服”了本應承擔監督之責的媒體。媒體則從“看門人”蛻變為“搖尾犬”，淪為企業的宣傳喇叭和形象化妝師。

在這場合謀中，企業可以肆無忌憚地編織增長神話、夸大技術實力、偽造經營數據。而媒體則負責為其背書、造勢、頒發“精神獎狀”。這套組合拳的終極目標，往往是欺詐性地獲取政府和社會的直接投資、政策優惠與財政補貼。無數案例告訴我們，一個被地方媒體捧為“獨角獸”、“戰略新興企業”的明星，如何憑借精心編織的謊言和媒體的集體沉默，掏空了地方財政，收割了無數家庭的投資。

其次，這類企業是系統性災難的孵化器：這種合謀，是一場針對全社會的、具有極強負外部性的“公害”。它嚴重扭曲了資源配置信號，將寶貴的資本從創新領域導向騙局黑洞；它徹底破壞公平競爭原則，導致“劣幣驅逐良幣”的逆淘汰。當所有問題在合謀的寂靜中被持續掩蓋、不斷累積，其最終的爆發，絕不再是單個企業的破產，而是席卷金融機構、產業鏈和千萬投資者的區域性、系統性金融與社會風險。此時的救助成本與社會動蕩，將是早期通過媒體監督及時介入成本的千百倍。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絕非“企業濫權中心”

近日，二十四屆四中全會重提“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部分企業將此曲解為“尚方寶劍”，用以投訴、打壓一切監督報道，甚至給批評者扣上“反對經濟建設”、“危害國家安全”的政治帽子。這種行徑，是對中央精神的嚴重誤讀和濫用。

核心是秩序，而非個體：新時期“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核心內涵，絕非簡單地維護任何一個市場主體的特殊利益，而是維護整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健康秩序與運行效率。這個秩序的核心是法治的尊嚴、競爭的公平、信息的透明與各方權益的均衡保障。

媒體的監督報道，正是維護這一秩序的關鍵機制。它通過揭露違法，捍衛法治；通過曝光不公，維護公平；通過提供真相，促進透明。它是確保經濟肌體健康的“免疫系統”。

構建“四敢”新生態：真正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應致力于培育一個讓所有市場參與者都能放心、放膽的生態系統：

· 讓媒體敢說話：依法保障輿論監督權，允許媒體對問題說“不”，這是最低成本的風險排查機制。

· 讓社會敢投資：投資信心的基石是透明。充分的負面信息是投資者的“排雷手冊”，能引導資本流向高效、誠信之地。

· 讓聰明人敢創業：創業的動力源于對公平環境的信任。在一個規則清晰、獎懲分明的市場，創新者才能心無旁騖。

· 讓消費者敢購買：消費是經濟的最終拉動力。只有消費者權益得到堅實保障，放心消費才能真正驅動內需。

某一部分、某省某市如果單一地、過度地維護企業訴求，打壓其他利益相關方，是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曲解，最終只會破壞經濟生態，扼殺經濟活力。對企業的負面報道，如果有關方面任由企業亂投訴和濫起訴，且不公平不合理地支持企業的非法訴求，最后會讓社會失真，會讓投資者和消費者看不清企業的真相，會讓政府領導做出錯誤的決策，從而讓整個社會買單。

不怕批評，經得起挑剔的才是好企業

一個健康、自信、有前途的企業，應當具備怎樣的媒體觀？

“三敢”企業才是真金：真正的好企業，不是沒有問題的企業，而是不怕媒體批評，不怕投資者用放大鏡觀察，不怕消費者挑剔的企業。它們將外界的批評視為寶貴的“免費體檢”，將媒體的監督視為改進的動力。它們敢于在陽光下運營，樂于與公眾進行坦誠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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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是盾，而非矛：成熟的企業，將法律視為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盾牌，而非攻擊批評者的長矛。它們不會動輒給批評者扣上“水軍”、“黑嘴”的帽子，不會濫用訴訟手段來恐嚇媒體和消費者。它們深知，贏得市場依靠的是卓越的產品、優質的服務和誠信的品格，而非法庭上的勝訴判決。

因此可以看出，“零負面”報道的輿論，是一個精心編織的騙局，一場集體催眠的幻夢。它用短期的、虛假的平靜，掩蓋了深層涌動的危機。北大對美國地方媒體的研究已經證明，它的代價是全社會融資成本的上升；無數案例已經警示，它的終點是驚天騙局的崩塌。

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捍衛媒體依法進行輿論監督的權利，就是捍衛市場經濟的信息基石，就是保護我們每一個人的財產安全與消費權益。一個自信的社會，應當允許并感謝那些“吹哨人”；一個偉大的企業，必然誕生于自由的批評與挑剔的審視之中。

對監管者來講，打破對“零負面”的迷思，擁抱可能刺耳卻無比真實的監督之聲，我們的經濟才能祛除虛火，擠出膿包，行穩致遠，走向真正高質量、可持續的繁榮。這，是我們必須堅守的底線。

而對企業而言，不應當將媒體的負面報道視作對手放出的黑箭，而應當看作是幫助改進自身工作的熱心人，這些熱心人雖然不求你怎么感謝他們，但你卻應當把他們看作是你萬金難買的企業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