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回憶中國科學院歷史所的老人

回憶侯外廬先生

1952年，我到西安的西北大學師范學院（今陜西師范大學），在歷史系里教了四年書。當時的校長是侯外廬先生，不過他是校長，我是三十剛出頭的年輕教師，中間差了好幾級，沒有直接接觸。1956年的時候，黨中央號召向科學進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優待知識分子。我還記得當時給每個教師發個優待證，比如進理發館，人多的時候可以先給你理——其實這些都不太必要，不過我們過去一做什么就做得挺邪乎、挺極端的。

在黨的號召之下，科學院集中全國好幾百個知名科學家，用了大概半年的時間定了很大規模的計劃，即《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簡稱《十二年科技規劃》，足足一大厚本，非常詳細。各個研究所都在招兵買馬，歷史研究所請陳寅恪先生做所長，陳先生不就，于是請陳垣，還請了郭沫若。陳垣八十多歲了，只能是掛名，郭沫若以中科院院長的身份兼任歷史所所長，也是掛名。于是又調了兩個副所長來，一是北大歷史系的向達，另一位就是西北大學校長侯外廬，侯先生同時兼中國思想史研究室的室主任。當時大家確實想按《十二年科技規劃》發展，所以各個所都不斷地往里調人，經人介紹，我從西北大學調入中科院歷史所，成為侯先生的助手之一。

侯先生年輕時就服膺馬克思主義，20年代在北京師范大學念書時上李大釗的課，深受其影響，從此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道路，留學法國專門攻讀馬克思理論，并著手翻譯《資本論》。就我所知，他是最早翻譯《資本論》的人。侯先生的外文并不怎么好，不過在這一點上我的看法和許多人不同。現在有一種偏差，以為外語通就“一通百通”，不過我不迷信外語學院。翻譯的事情，第一重要的是了解專業——不要說外文，中文也一樣。比如學古代漢語的，讓他寫篇文章談談人民幣升不升值，他能寫嗎？語言不能代替具體專業的知識，這和中文好不好沒有關系。

侯先生從法國回來后，知道已經有人在譯《資本論》了，于是就停手，并把自己的譯文遞給對方。侯先生的風格非常之高，其實他譯也沒有問題，一部經典著作可以有不同的翻譯。比如老子的《道德經》，現在國外有好幾十種譯本，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再比如歌德的《浮士德》，這本書我接觸過好幾種不同的英譯本，每個譯者都有自己的風格，有的句子非常長，看起來很別扭，但真實再現了原著銷魂奪魄的寫作精神，有的譯得非常漂亮，卻總有點遠離原文表達意境的味道。侯先生的中文大家覺得很別扭，不過《資本論》的原文就不是很流利的，所以對有些“評論家”不顧原文風格一味要求文風流暢，我總覺得不太合適。

回國以后，侯先生在哈爾濱的法政大學教過一陣書，后來又在北平大學的法商學院任教。平大法商學院的歷史是這樣的：民國初年，北京一下子成立了許多專科大學，有法政大學、醫科大學、工業大學、農業大學、女子大學等等，總得有八九個。國民黨北伐以后，名義上統一了全國，就把北京所有這些專科學校合并成一個“北平大學”，分別叫作“平大工學院”、“平大農學院”等等，但實際上還是獨立的。當時的很多名牌學校，包括北大、清華，教師都是正經八百的學院派，或者說“資產階級的學院派”，倒是那些差一點的，特別是一些私立大學，政治上的要求不是很嚴格，真正成了宣揚馬克思主義的場所。比如中國大學，那還是民國初年孫中山創辦的一所私立學校，就在現在教育部的地方（原鄭王府），陳伯達就在那里教書。平大雖然是公立的，但因為原來都是專科大學，水平差一些，不同思想的教師也比較容易進，所以那里就成了左派的天下。特別是法商學院，那里左派教師集中，學生多是左派，所以法商學院也是最鬧事的。

侯先生來北京，就在平大法商學院教課，雖然不能非常公開，但實際上就是教馬列主義。1932年12月那次抓了三個教授，除了侯先生，還有北大的許德珩、北師大的馬哲民，罪名好像是“危害民國”，還判了刑，鬧了很大一陣，當時叫做“許侯馬事件”，侯先生是在第二年8月才被釋放。當時有個傳統，凡是名人被抓都會有人出來保，包括楊開慧，蔡元培等好幾個國民黨的元老都打電報給湖南省長何鍵，要求保她。但何鍵很狡猾，收到電報就先把人給槍斃了，然后回復說：可惜電報收晚了云云。不過過去確實有這個傳統，侯先生他們也被保了出來。

抗戰時，侯先生到了重慶，是左派文化領導人之一。抗戰初期，蘇聯援華是最多的，包括飛機、軍火、空軍志愿者等等，遠遠超過美國，所以國民黨也拉攏蘇聯，特別派了立法院院長孫科到莫斯科去。孫科當時算是國民黨里的開明派，回重慶后辦了一個中蘇文化協會，侯先生在里邊負責編《中蘇文化》。1941年新四軍被解散，當時中共的政策是讓所有人潛伏到下層去，廣交朋友，暫時隱蔽。那時候我在西南聯大作學生，學校里忽然跑了一大批人，平常比較出頭露面的都紛紛離開，總有七八十個的樣子，差不多占了學生人數的二十分之一左右，比如跑到云南鄉下等等，免得被抓。侯先生還在重慶繼續辦雜志，因為掛了孫科的名字，也是對左派進步雜志的一個保護。抗戰初期，郭沫若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的廳長，是左派的文化領袖，他們經常有活動。有一次開座談會，張申府提出來要馬克思、羅素、孔子三結合，侯先生當場批了他一陣，我們都是在《中蘇文化》上知道的。抗戰勝利后，國民黨壓制得更利害了，對共產黨下了討伐令，一部分“送回延安”，一部分就給抓起來，許多進步人士無法立足，先后輾轉去了香港，其中包括郭沫若、茅盾等等一些名人。侯先生在香港從事左派文化活動，在達德學院（一個規模不大的左派學校）里教書，一直到1948年東北解放，香港的左派人士紛紛回到解放區，侯先生取道東北回了北京，在母校師大做歷史系主任。

解放前，侯先生就出了幾本關于歷史研究的書，包括《中國古代社會史論》、《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中國近代思想學說史》等等，還有就是《中國思想通史》（共五卷），找了幾個人一起合作，不過第四卷沒有寫成，那也是內容最多的一卷，后來拆成了上下兩冊。解放后，侯先生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參加了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當時還沒有人民代表大會，政協是唯一的民意機關，郭沫若、侯外廬等與黨組織的關系長期隔絕，解放初期的身份是民主人士，直到“反右”以后才公開黨籍。1950年，侯先生被調到西北大學做了幾年校長，一直想要繼續把這套書完成，直到1955年任歷史所副所長，思想史研究室完全由侯先生負責，實際上也是專門為他成立的，專門安排幾個年輕人做助手，特別是《中國思想通史》最后兩卷太長了，從宋一直到清，基本上就是大家在侯先生的指導下完成的，是迄今為止最大部頭的，也是最早的一部最完備的中國思想通史。

不過當時有個特點，大家都不務正業，本來一年365天可以真正搞出點什么，但政治運動一來就壓倒一切，正常工作經常被打亂。“反右”一反就是一年，天天批右派，接著就是“大躍進”，大家都去大煉鋼鐵，本來所里招研究生要求讀經典著作、學兩種外國文，要做論文，可哪有時間呢？再后來是下鄉搞“三史”（家史、村史、社史），1959年我們就到河北盧龍縣去修縣史。三年困難時期稍微好一點，可能是大家吃不飽，都沒勁兒鬧了，不過雜事依然很多。比如國慶天安門大游行，扎花車一個月，排隊練習齊步走一個月，而且年年如此，一直到林彪出事那年才停下來。諸如此類的事情非常之多，反而成了最主要的任務。侯先生自己是比較主張搞業務的，可是總被各種政治任務打斷，動不動就全室的人都走空了，所以時常他也流露出不滿意，說：“上級的任務，該頂就是要頂。”記得有一次紀念辛亥革命多少周年，組織大家寫文章，侯先生說：“這個文章我們寫不了，這得讓黨中央去寫。”

侯外廬先生首先是一個學者，主要的興趣在學術上，雖然掛了副所長的名義，實際上主要就負責我們研究室，一心只想完成他的那套《中國思想通史》，其他活動很少過問。歷史所也算比較照顧他，對我們室的干預是最少的，所以到文革時候也成了一條罪狀，說侯先生搞“獨立王國”，給他起了個名字叫“黨內民主人士”。而且侯先生有個特點，比較執著于馬克思主義的原典，凡事一定要從馬克思原典里找根據，有點兒原教旨主義的味道，這是他從年輕時起一貫的路數，我給他做助手的時候，其中有一個工作就是幫他找德文原典。從優點一方面說，這證明侯先生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捍衛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但從缺點一方面說，就有點書呆子氣了。政治是講現實的，而不是純邏輯的，真實的政治有它的“靈活性”，需要“理論聯系實際”，按林彪的話就是要“活學活用”，可是侯先生往往把政治上的事情當學問來研究。比如上面讓批吳晗，那是政治的需要，批就是了，可侯先生一定要找原典，查一查馬克思對清官、贓官是怎么定義的。再比如，上面號召搞人民公社，“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但馬克思并沒有提過要搞人民公社，所以侯先生從來不大就這方面寫文章，不能“與時俱進”，甚至扯后腿，這也是他吃虧的地方。

剛解放的時候，史學界有“四老”之稱，指四位老的馬克思主義者，包括郭沫若、范文瀾、侯外廬、翦伯贊，另外還有一種“五老”的說法，就是再加一個呂振羽。抗日戰爭時期，呂振羽做過劉少奇的秘書，但后來也是最早出問題的，1963年把他抓起來，再往后就不提了，只剩下“四老”。不過這四位老資格的馬克思主義者，文革中無一幸免，都沒能逃過這一關。翦伯贊自殺了，侯外廬癱瘓了，范文瀾做了五次檢討，不顧“實事求是”的原則，竟然囑咐幫他做檢討的助手說：“說得越過分越好。”郭沫若沒有被大規模的明批，實際上他的壓力也很大，一個兒子被打死、一個兒子自殺，而且他公開做自我檢討，說：“現在看起來，我以前寫的書都該一把火燒掉。”這話聽起來似乎有點否定過頭了，他是在否定自己，還是否定自己的事業？難道他真那么想？

侯先生是歷史所第一個挨整的，戴上“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有一次把他整得很厲害，說他是叛徒。當時定個叛徒很簡單，凡被國民黨抓起來過的都被視為叛徒，因為當年國民黨抓人，有些找不出證據的也給放出來，只要寫個悔罪書，表示要信仰三民主義等等，或者有的人還寫：“本人一時糊涂，誤入歧途……”這都是無奈之舉，不然怎么能讓你出來呢？但解放后都成了罪狀。而且有一件事情，現在說起來都當笑話了。有一次抄侯先生家，本來準備下午去，不知怎么走漏了風聲，讓中央戲曲學院的紅衛兵搶先一步，把好東西都抄走了，結果我們所的這幫人去了以后什么都沒撈到。這種活動我是沒有資格參加的，不過因為我們室的王恩宇是紅衛兵的頭兒，我聽見他給戲曲學院打電話，說：“我向你們提出最嚴重的抗議，你們趁火打劫！”第二天侯先生來上班，我看見會計室的女同志借給他五十塊錢，說是生活費，據說他家里已被洗劫一空，連打火機都給抄走了。

侯先生本來身體很好，我想他再工作十年也沒有問題。1968年，有一次斗了他一整天，結果腦溢血，回去就癱瘓了，雖然后來活到八十四歲，可他最后那七八年躺在床上不能活動，實際上就是一個廢人了。70年代初我們從干校回來，那時我還頂著“現行反革命”的帽子，記得有一次去醫院看病，碰到所里一位老先生，大概是胡厚宣，問我身體怎么樣。我說還好，就是腰疼，他說：“我看你的樣子還好，可是你看侯先生，人都垮了。”我回答說：“我跟侯先生不一樣，侯先生是‘百萬富豪’，一破產精神上受不了。我就有一塊錢，拿走就算了，無所謂。”

歷史所差不多兩百人，侯先生是第一個挨整的，只有他一個是反革命，所以壓力很大。可是等我被揪出來的時候，全所大概三分之一的人都是反革命，也就不稀罕了。好比一個擔子四五十人挑，那比一個人挑，重量上要差很多。而且，侯先生是老馬克思主義者、老革命，又是社會活動家、政協代表、歷史所所長、國際知名學者，這么多桂冠，一下子破產了，突然變成反革命，讓他出來掃廁所，既是一種懲罰，又是一種侮辱。我好比是從一個臺階上摔下來，爬起來還能接著走，可他是從高樓上掉下來的，那怎么受得了？特別是他的信仰、他的理想。從年輕時候起，侯先生就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奮斗了一輩子，結果自己成為共產主義的敵人，這個打擊對他太大了，是旁人無法想象的。舉個不恰當的例子，就好比青年男女戀愛一樣，你全心全意地愛她，忽然發現原來是個騙局，如果精神脆弱的話，人會崩潰的。所以侯先生在那天夜里突然發病，一下就癱瘓了。

《中國思想通史》最后總算完成了，基本上是按照侯先生馬克思主義原典的那套思路來寫的，是他畢生學問的結晶，從這一點上看，應該算是幸運了。本來這套書可以更充實、更深入，可惜大家的大部分時間都用來不務正業了，并沒有侯先生最初設想的那么完美。

“一級研究員”顧頡剛先生

顧先生是五四時候的青年，和傅斯年、羅家倫、馮友蘭、俞平伯屬同一輩人，胡適雖然長不了他們幾歲，但他的輩份高。我愛人1934年北大入學上過胡適的課，聽她講，胡適在課堂上非常謙虛，提到他的學生時都稱“先生”，比如“傅斯年先生”、“顧頡剛先生”。五四那一輩人和后來我們這輩人有一個很大的不同，第一，他們的舊學或者國學根底都非常之好，像陳寅恪、俞平伯是有家學的，或者沒有家學的，因為整個社會環境的原因，舊學根底也要比我們強很多。如果讓我們這一代來反傳統還反不了，因為經書全沒念過，更不要說背誦，古典的精義全都不了解，反也反不了它。第二，五四這一輩人大都喝過洋墨水，胡適留美，陳寅恪留德、留美，陳獨秀留日，名人中只有兩個例外，一個顧頡剛，一個陶希圣。

五四運動是愛國運動，但同時又是對幾千年神圣不可侵犯的傳統文化的徹底顛覆，這在世界歷史上都是少有的。所有的被壓迫民族，當他們要求政治解放的時候，都是把自己的傳統捧得非常之高。比如希臘獨立的時候，極力發揚希臘的文化傳統，以對抗土耳其政治、文化的統治。二戰時的蘇聯也一樣，極力高揚俄羅斯的傳統，把俄羅斯的偉大人物評價得非常之高，比如18世紀的學者羅蒙諾索夫。我們上中學的時候就知道，氧氣是法國的化學家拉瓦錫發現的，可二戰后被說成是俄羅斯科學家羅蒙諾索夫發現的，什么什么都是羅蒙諾索夫的功勞。再比如無線電，那是意大利的大發明家馬可尼發明的，結果也被說成是俄羅斯學者的功勞，大概叫波波夫，用一種民族主義的情緒激發大家的愛國熱情。可是中國的五四運動是個例外，中國先進的青年知識分子極其愛國，但又極其的反傳統，或者說，他們以對傳統的極力反對來體現他們的愛國熱忱，這是很多民族所沒有的。

另一方面，五四時的知識分子恰恰又是對傳統極其有研究的人。顧先生舊學根底非常好，先后出了七冊《古史辨》，后來有一批人跟著他的路數成為一個有勢力的學派，叫“古史辨派”。顧先生有一個基本論點，認為中國的古史，比如三皇五帝等等，大都是后人偽造的，而且越造越多，層層附加，把古史演說得越來越系統，其實都是假的。錢玄同也是疑古派，把自己的名字都改了，叫“疑古玄同”。顧先生做學生的時候喜歡看戲，從戲里得到很多關于歷史演變的啟發，而且對民俗開始有了興趣，這一點功不可沒。過去的歷史學都是眼睛死盯著正史，只拿出經史子集來翻，可是顧先生看到了現實社會的生活，比如婚喪嫁娶等等，所以他對近代的民俗學有非常大的貢獻。

顧先生很早就有了名氣，抗日戰爭前我在北京上學的時候，就在《中學生》雜志里看他的啟蒙文章，比如他寫明末清初的三大家，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讓我大開眼界。當時他是燕京大學歷史系主任，解放后顧先生在自我檢討里說，當初他覺得北大矛盾多，卷進去比較麻煩，而燕京大學是外國人的學校，少有人事的復雜關系，受政治上的影響也小，可以安心做學問，所以他選擇了燕京。實際上，顧先生也是個很愛國的人。當時日本加緊對中國的侵略，駐扎北京的是馮玉祥的29軍，廣大官兵還是非常愛國的，但他們的頭頭宋哲元卻是個動搖分子，總想在日本和國民政府的夾縫中間做個土皇帝。顧先生親自到29軍做工作，寫了許多宣傳抗日的通俗作品，當時很少有其他大學者像他這樣，這是很了不起的。

抗戰的時候，顧先生在重慶辦了《文史》雜志，宣傳愛國，宣揚中國的歷史文化。當時凡是名人，無論文化界、學術界、教育界，甚至于實業界，凡做出一點成績的，必然都會和政治掛鉤，這是必然的。顧先生到了后方之后，和國民黨中央黨部的秘書長朱家驊有聯系，有幾件事情對顧先生的名譽是有影響的。第一件事，國民黨當時要定一個“工程師節”，因為顧先生對民俗有研究，少數民族崇拜大禹，他考證出農歷六月六日是大禹的生日，所以就把“工程師節”定在這一天。但是在此之前，他曾經有過一個重大發現，說大禹其實是條蟲子。那時候我正在西南聯大做學生，有一次聽中文系主任羅常培講課，說：“顧先生真有意思，考證出大禹是條蟲子，又說六月六號是大禹的生日。蟲子還有生日？”

這算小事了，另外還有一件大事。那時候把蔣介石吹捧為民族英雄，朱家驊出了個主意，想要向蔣獻九鼎，那是中國古代贊美功德最隆重的禮節了，于是請顧頡剛寫頌辭。記得政治系張奚若先生在課上說：“竟然有人還要獻九鼎，也不知道是什么時代了，幸虧那個被獻的人還有點自知之明。”據說后來蔣介石自己拒絕九鼎，當然也就沒有獻成，但是無論如何，這件事對顧先生的聲譽是個打擊。好像他還有個聲明，說九鼎的銘文不是他寫的，而是他的一個學生，而且我還聽說，銘文實際上是他的學生劉起釪寫的。劉先生比我長四五歲，也是湖南人，后來在歷史所。不過這都是傳聞，究竟是誰做的已經不可考，不過我覺得，對于過去的事有些不必過于深責。文革時候給江青的稱號是“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誰沒有歌頌過她？當時的環境就是那樣，又何必苛責別人？

1948年，顧先生以國大代表身份參加的總統選舉，后來成了他的污點。我不知道顧先生是不是參加了國民黨，不過事實上認為他是國民黨——就像郭沫若一樣，組織關系是一回事，實際上已經是共產黨了。其實他那時候不該卷到政治里去，李白有詩：“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高比云月。”一個人混日子就是了，最好是無名，只不過顧先生大名鼎鼎，盛名之下或許身不由己。另外還有一件事情，解放前，顧頡剛在上海辦了一個書店，叫“大中國圖書局”，結果解放以后他的成分就變成了資本家，這個很糟糕，對他后來還是有影響的。

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選院士有81人，郭沫若雖然是左派，但也在其中。胡適說：中研院看重的是學術，只要對學術有貢獻就應該選上。解放以后，中央研究院改為中國科學院，科學院的第一批學部委員有233人，相當于院士了，而留在大陸的原中研院的那批院士中只有兩個沒有入選，一是植物學家胡先骕。胡解放前做過江西中正大學的校長，反對白話文，被認為是個老頑固，又是國民黨，所以沒有要他。另外一個就是顧頡剛，我想也是政治的原因。再比如馮友蘭，以前他是一級教授了，是國民黨主席團里的一員，政治地位相當高，所以剛解放的時候一度把他連降三極，變成四級教授。

因為顧先生是大名人了，受到周恩來的保護，把他從上海請到北京來，就在歷史所工作，并且點名請他主持標點《資治通鑒》和二十四史。那是個非常浩大的工程，請了全國幾十位大專家，傳說這個任務是毛本人交待的。毛對中國的古書非常有興趣，對《資治通鑒》當然尤其有興趣。司馬光編《資治通鑒》有個非常強的班子，幾個當時最有名的史學家幫他一起完成，記載的都是歷代的政治斗爭，大概這個對毛是非常有用。顧先生本來想把《尚書》整理出來，因為“五經”里邊《尚書》最為難讀，都是古代的官方文獻，佶屈聱牙，詞句非常古奧，是問題最多的一本。顧先生想把它加上注解，翻譯成白話，不過總是時干時停，不斷地有任務分派，所以始終沒有完成。

當時歷史所的一把手是黨委書記尹達，他是歷史學界左派的一面旗幟，而顧先生是右派的一面旗幟，意見不能相融，所以兩人關系總也處不好。不過我覺得，尹達在一些地方做得太小氣，就好像劇團演出一樣，把梅蘭芳、馬連良等等五湖四海的名人都網羅來，不也壯大了自己的聲勢？何必管他的政治立場如何。1957年“反右”，到處都在貼大字報，顧先生也寫大字報做自我檢討，一貼就是三十六張，整個一面墻都貼滿了。我只記得里邊有幾句話很有意思，他說：“反右”以來看到許多熟人成了右派，我是漏網之魚。他竟自命“漏網之魚”，我覺得挺好笑的，果然，到文革的時候也把他揪了出來。

顧頡剛先生喜歡寫日記，而且寫得十分詳盡，這是清代樸學家的作風，結果抄家抄出一大摞，有解放前的、解放后的。作為一個大名人，總免不了發牢騷，日記里隨便找出一句話就可以上綱，于是歷史所成立了專案組，說他是“反共老手”，舉行聲勢浩大的批斗會，“打倒顧頡剛”、“打倒顧頡剛”，眾人齊呼，聲震屋瓦。幸虧歷史所的運動還文明一點，沒有動手，不然打了也是白打，恐怕他也吃不消。比如有位老先生叫蒙文通，是四川大學的教授兼任歷史所研究員，他有一句口頭語，看到某某人的做法覺得不應該，就說這個人該“打屁股”。于是文革的時候在四川大學斗他，就真把他的褲子扒下來打屁股。那時候他已經七十多歲了，還要當眾受這種侮辱，加上他身體有病，就含冤去世了。另外，斗牛鬼蛇神的時候有個“傳統”，每個人都要自動報名，比如問到俞平伯，問：“你是什么人？！”答：“我是俞平伯，文學所的研究員。”“什么罪狀？！”“我寫了很不好的書。”“你寫了什么書？！”“我寫了《紅樓夢研究》。”于是就給他戴一頂牛鬼蛇神的帽子。批斗顧頡剛的時候也是這樣，問：“你是什么人？”顧頡剛答得很有意思，說：“我是歷史所的一級研究員。”當時歷史所一級研究員只有兩個人，一個侯外廬，一個顧頡剛，但那種場合還揚出自己的“一級”身份，總不太合時宜，所以被大家傳為笑談。

一直到文革結束，顧先生才算翻了身，做了人民代表。一次我和歷史所的何高濟聊天，開玩笑說：“顧頡剛向蔣介石獻九鼎，怎么能做‘人民代表’呢？”何高濟說：“正因為他獻了九鼎，所以他能代表人民。”我問為什么，他說：“我們就是要讓臺灣看一看，向蔣介石獻九鼎的人還能代表人民，這是多大的號召力呢。”這一點我沒有想過，或許出于統戰的需要？也并不是沒有可能。顧頡剛晚年大概一直很不開心，八十多歲去世了。

關于顧頡剛一生的功過，應該說他首先是愛國的，而且十分的愛國；五四時反傳統有功勞，領導了一個疑古學派，對于神圣的傳統大膽懷疑，雖然也有過了頭，對古代否定得太多，但對思想解放有很大的貢獻，不失為學術界的一個重要領袖。而且顧先生是個很有眼光、多方面的大學者，開創了民俗學的先河，雖然晚年的社會情況有所變化，只做了些標點古書的文字工作，但畢竟也很重要。另外還有一點，顧先生和胡適一樣，也喜歡培養青年，侯仁之、楊向奎、楊寬、史念海、譚其驤等等都是他帶出來的。

關“牛棚”也滿不在乎的謝國楨先生

謝先生的專長是搞南明史，是當代的權威之一，晚年也著力于漢代社會史，同時代的南明史專家還有柳亞子、朱希祖等人。第一次見到謝先生是在華北人民革命大學，雖然偶有相遇，只是我認得他，他不認得我。畢業后，他到南開教書，我去了北京圖書館工作。1956年黨中央號召“向科學進軍”，差不多同時，我們都調到了歷史研究所，他在明史室，我在思想史室，但并不熟。直到1968年，我和顧頡剛、謝國楨兩位老先生同在一個“牛棚”里關了幾個月。

顧先生是史學界的元老，我中學時候就讀他的文章，差不多是太老師了，謝國楨也是我的前輩，三個人同關在一間小屋子里，對我來說是個很好的請教機會。那時候，一般關進牛棚的就不許回家了，但是顧先生年老體衰，名氣也大，所以晚上準許他回家住。每天早晨，他夾一個布包回牛棚，中午時候打開，里邊是一個燒餅、兩塊豆腐干，我給他倒一碗水，這就是他的午飯。可是顧先生從來都正襟危坐，也不看書，也不說話，愁眉苦臉的一言不發，我們也不好打攪，結果白關了幾個月也沒說上幾句話。謝先生倒非常豁達，關進牛棚也泰然自若，好像滿不在乎，有人看守就低頭學習“小紅書”，沒人時就東拉西扯，談笑風生。當時我還不到五十，算是lateforties（四十歲的后期），謝先生大概比我大二十多，沒有人的時候，我就偷著跟他胡扯，也算苦中作樂。

謝先生是老清華國學研究院出身，畢業后做過幾年梁啟超的秘書和梁家的家庭教師。清華國學研究院前后辦了三年，一共畢業了不到一百人，至少有半數以上都成了知名學者，謝先生是其中之一。1909年京師圖書館（今北京圖書館）成立，1925到27年梁啟超兼任館長，謝國楨就在那里工作。現任館長任繼愈先生曾對我講，圖書館剛成立的時候，一個月的經費總共才有兩千塊錢，可梁啟超一個人的工資就有一千。謝國楨在京師圖書館研究金石和古代史，工作悠閑，比較適合他。沒過多久，傅斯年介紹他去中央大學（今南京大學）歷史系做專職講師，每月二百八十塊大洋，待遇非常優厚，對于一個剛畢業沒幾年的青年來講，非常了不起了。因為傅斯年和他的班子都是北大的，中央研究院設在首都南京，南方的史學界是中央大學柳詒徵弟子的地盤，傅斯年就希望有自己的人打進去。可是沒想到，謝國楨去了以后和那些“柳門弟子”關系處得很好，根本沒起到作用。

1937年盧溝橋事變，北京淪陷，大家都往西南跑，北大、清華、南開就在長沙組成了臨時大學，謝國楨也去了那里。不過，謝先生不屬于為國為民的熱血青年那種人，而是喜歡吃喝玩樂，是老一輩名士風流公子哥的稟性。到了長沙生活上不習慣，想家了，于是別人都往內地跑，他卻回到北京，回到北京圖書館。當時的北京圖書館也分家了，一部分人帶著圖書到昆明，于是謝先生就轉到大中銀行工作。就我的印象，舊社會對商人一般是看不起的，所謂“士農工商”，把商人排在最后，認為他們唯利是圖，整天想著賺錢。只有銀行界的人喜歡附庸風雅，寫字、繪畫、玩古董，舍得花錢，也需要一些學者參與，或者掛名。此前，謝國楨寫過一些東西，已有了名氣，其中《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魯迅在文章里都有推薦。過去我們常說，孔子是至圣、孟子是亞圣。解放后，毛澤東被看作至圣，有一種說法是把魯迅作為亞圣，所以，能被魯迅推薦是很了不起的榮譽，這讓謝先生得意了一生。

謝先生因為什么問題進牛棚呢？1946年，他的父親死了，謝先生回河南老家奔喪，途經華北大學時見了范文瀾。當時范文瀾是華北大學副校長，給了謝先生一筆錢托他買書，不過他在用這筆錢的時候吃了回扣。回扣在舊社會里是公開的，相當于今天的勞務費，是很自然的事情，一般不算貪污，結果解放后被人揭發了，說他貪污解放區的血汗錢。而且，因為他在日偽占領區工作過，雖然不在偽政府里，但也被定為文化漢奸。他自己倒無所謂，漢奸就漢奸吧，貪污就貪污吧，一概供認不諱，從不爭辯，也從不抱怨。當然這樣也好，不過每個人的反應不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挺過來。西南聯大化學系有一位老師叫高崇熙，教分析化學的，也是老清華出身，年齡和謝先生差不多。高先生要求學生非常嚴格，而且他實驗室的所有藥品都只編號、不寫名稱，所以只有他知道是什么藥，別人沒法用。高先生解放后仍在清華，“三反”的時候反到他頭上，傳說是因為貪污了化學系的藥品，結果就自殺了，大概高級知識分子里，他是自殺的第一人。

謝先生的祖籍好像在江蘇，父親在河南做過知縣，所以他從小生長在河南，一嘴的河南話。牛棚里無事可做，又沒人管的時候，謝先生就跟我扯七扯八。有一次談到聽戲，他跟我講：“赤壁之戰那年，諸葛亮二十七歲，周瑜三十四歲。”我沒仔細研究過他們的歲數，不過我知道京劇里諸葛亮是老生，周瑜是小生，正好完全相反。聊得正歡，有人在外面大吼一聲：“好好學習！”于是我們趕緊低頭，繼續學習“小紅書”，但不一會兒又聊了起來。又一次，謝先生講起在清華國學研究院做學生的事，說有一年夏天的晚上，大家圍著梁啟超一起喝茶乘涼，有個同學問：“梁先生，您是個學者，怎么就干起政治了？還干了一輩子？”一句話引開了梁啟超的話匣子，就講起他是如何如何干了政治等等，一講就講到了第二天天亮。我覺得那些材料太寶貴了，要能記錄下來，該是多么可貴的史料，于是就老慫恿謝先生寫下來，可他始終也沒動筆。

謝國楨是喜歡玩樂的那種人，其他的好像一概不放在心上。和他在一起總讓人覺得開心，也很放心，至少可以暫時忘掉一些苦惱。比如他一生好吃，牛棚里經常大談特談什么東西好吃，我問他：“您吃了一輩子，到底哪頓吃得最好？”他說：“啊呀，要說最好的，就是1933年的那一次。”那年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到中國來，傅斯年是當時中研院史語所的所長，在北海仿膳請客，謝先生也參加了。那一頓吃得怎么好呢？他說，仿膳是按照宮廷的方式，上的都是宮廷的菜，而且每上一道菜都換一道酒，喝不同的酒配不同的菜，所以上了十幾道菜就換了十幾遍酒，怎么怎么好極了，說得眉飛色舞，讓我聽得也要流口水了。后來我又問：“您說現在什么東西最好吃？”他說西單商場里有個峨嵋酒家，里邊的干燒魚最好，于是我說：“等什么時候回了北京，我一定請您吃一次干燒魚。”果然，后來回北京以后有一天他來找我，我家離西單商場很近，就請他去峨嵋酒家吃了一頓干燒魚。我倒沒覺得真就那么好吃，不過，只要他喜歡就行。

文革時候，謝國楨被抄家、被斗過好幾次，都是莫名其妙的。有一次讓他抄大字報，他抄錯了一個字，這在文革是很嚴重的問題，等于歪曲黨的政策，立刻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到他家里，把謝師母也揪出來一起斗。而且，現在一些人寫回憶錄也不說真話了。比如文革開頭時候，有一天命令謝國楨和顧頡剛去搬磚，兩個人年紀都很大了，而且謝先生又胖，行動特別不方便。我看到一篇回憶錄，說謝國楨這個人很幽默，一邊搬一邊說：我們倆像不像《空城記》里掃城的老軍。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因為文革最初的階段空氣非常緊張，隨便哪句話拿出來都可能成為罪狀，在那種壓力之下，怎么可能公開地講笑話？

還有一次去抄他的家，抄出兩個神主牌。一般舊社會家庭都有這種東西，用木頭雕的一個小閣子，里邊放個牌位，前清時寫的是“天地君親師”，到了民國改成“天地國親師”，左右兩邊寫上祖先的名字，“先考××”，“先妣××”，放在正屋里，逢年過節都要磕頭祭拜。這在過去是很普通的東西，抄謝先生家抄出兩個，于是斗他的時候，就叫他一手舉一個站在主席臺上。因為當時我已經戴了反革命的帽子，所以坐在最后一排，旁邊就是工宣隊的領導。謝國楨本來很胖，年紀又大了，還舉著這么兩個東西，晃晃悠悠的，樣子確實很可笑。那個工宣隊的領導就用胳膊捂著臉，咯咯咯地悶笑個不停，這一點讓我很反感。你是工宣隊的領導，是不是認為應該這樣做？如果應該，那么這是一場嚴肅的階級斗爭，有什么可笑的？如果你認為就是要演滑稽劇，那你就是對文化大革命最大的侮辱。用這樣的人來領導一場大革命，簡直是荒唐。所以有時候我想，難道這就是我們工宣隊的水平？也許中國的工人階級還不配實現偉大領袖的偉大理想。

最后還有一件事情不得不說。斗謝國楨的時候有一條罪狀，是說他坐公共汽車不買票，被售票員抓住了，于是給他畫了一張畫，在一個大錢孔里畫上他的頭，諷刺他一頭鉆到錢眼兒里去了。我不知道是否真有其事，再說偶爾忘記了，或者因為車上人多沒有買到票，都情有可原。1982年謝國楨去世，遺產有四萬塊錢，大概比現在的八十萬都不止，謝國楨遺囑將四萬元遺產全部捐獻，據說他的女兒對此都不滿意。我不知道一個將畢生積蓄都捐給國家的人，怎么會計較五分錢的車票？難道他真的吝嗇？謝國楨從沒辯解過。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