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1985年2月15日，導演約翰·休斯執導的《早餐俱樂部》正式上映。四十年過去后，你會發現它是青春電影史上鮮有的既成功捕捉到了一個時代的靈魂，又能輕松地穿越世代，與一代又一代成長于不同環境的年輕人進行持續對話的一部作品。
《早餐俱樂部》
在視覺特效突飛猛進的八十年代，《早餐俱樂部》頗為另類，不能更日常的校園場景與從始至終缺乏激烈沖突的情節，卻細膩地捕捉到了拒絕被“標簽化”的一代關于身份認同、歸屬感與人際關系的迷思。
約翰·休斯這封寫給年輕人的真誠信函，在歲月的流逝中承載了遠超創作之初的文化價值與社會命題，在二十一世紀已過四分之一的當下仍具有值得玩味的現實意義。
擊碎對青少年的刻板印象
五名青少年被迫在封閉的高中圖書館中度過一個漫長的周六，這種看似單調的設定卻巧妙地將一個懲罰性的場所變成了“創傷療愈互助會”的現場。
整整九個小時的留校懲罰，讓原本互不相干甚至帶有敵意與強烈偏見的青少年擁有了卸下偽裝的機會，不僅是與他人間的隔閡，一同消解的還有那些阻礙青少年認識自我的內心屏障，實現了從對立到尋得共鳴的跨越。
約翰·休斯開場便用大衛·鮑伊的歌詞與被擊碎的玻璃宣告了其試圖打破青少年刻板印象的意圖，而更有趣的是他選擇了最符合美式青少年刻板印象的五個人：
光鮮富有的“公主”克萊爾·斯坦迪什、活躍于校隊的“運動員”安德魯·克拉克、成績優異的“書呆子”布萊恩·約翰遜、舉止怪異的“怪咖”艾麗森·雷諾茲以及把“叛逆”兩個大字寫在臉上的“罪犯”約翰·本德。
約翰·本德
換做是《十三號星期五》這樣的同時代砍殺片，這五名青少年簡直是人們能想到的最完美的受害者陣容，每個人的標簽都必然會成為其死亡的誘因。
而約翰·休斯則用一整部電影系統地解構了這些人設，揭示了這些標簽背后一個個鮮活的個體，都是飽受壓力與心靈創傷折磨的普通青少年，他們都同樣被父母的期待、同輩的壓力和對未來的迷茫所困惑，他們還沒有成熟或強大到可以獨自處理外界強加給他們的一切。
當他們最終走出學校的時候，你會發現本德起初令人生厭的暴躁言行只是掩飾原生家庭暴力與進行自我保護的防御機制，安德魯會為自己的霸凌行為深感羞恥，布萊恩會為了一次成績的失誤而想不開，克萊爾其實也清楚自己所謂的優越感需要費勁偽裝，而艾麗森其實并不介意接納全新的服飾風格，只是此前沒有機會。
內心深處，每個人其實都渴望被理解，渴望不用付出代價的坦誠相待，也都有著害怕被傷害的脆弱部分。
誰也不知道片尾蹦出的火花究竟是會延續下去還是轉瞬即逝，但至少在這個周六的尾聲，五人相互之間的深刻共情是真實存在的，約翰·休斯用如此真摯的情感向每一位觀眾訴說著“和解”的可能性。
屬于八十年代的時代印記
《早餐俱樂部》的故事雖然只停留在一座校園當中，但也與其創作的時代背景息息相關，影片深刻地根植于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社會經歷的劇烈轉型。
在美國時任總統里根的領導下，美國社會從六七十年代的民權、反戰運動等集體主義理想轉向了以減稅、放松管制、追求個人成功和物質財富為核心的“里根時代”。片中五名年輕人各自的困境正是這一時代價值觀的直接產物。
安德魯的壓力來源于其父親對于“贏家”和“肌肉力量”的推崇，其與里根時代盛行的個人英雄主義和大行其道的硬漢形象相關聯，以史泰龍、施瓦辛格為代表的好萊塢硬漢將具有超強男性氣質的保守主義英雄形象推到了頂峰。
而受其影響，安德魯采用了簡單粗暴的霸凌手段來試圖彌補其與所謂主流男性形象間的差距，去迎合其假定的他人期待。
安德魯·克拉克
布萊恩承受的學業壓力則可被視為里根教育改革強調“提升學生成績和教育質量”的直接體現。
可以說片中青少年的內心掙扎一部分便來源于從出生起就被灌輸的“成就驅動”價值觀，這也是約翰·休斯一貫在作品中試圖去反叛的，如此刻畫也使得“新鼠黨”（Brat Pack）在銀幕上定義了八十年代青少年面貌的同時，真實地呈現了一代青年面臨的實際困境與挑戰。
布萊恩·約翰遜
《早餐俱樂部》也簡明扼要地點出了里根時代“郊區家庭”光鮮外表下出現功能失調的現實。電影所處的時代正是“一對已婚夫婦帶著孩子在郊區擁有一棟獨立住宅”的“美國夢”被當局廣泛推崇的當口兒，而事實卻是單親家庭比例迅速上升，物欲至上的浪潮也沖擊著傳統的家庭結構，導致家庭內部的情感疏離。
在外界看來克萊爾一家的生活富裕美滿，然而實際上惡劣的父母關系直接使克萊爾淪為一枚“棋子”，父親只會用金錢去補償女兒情感上的缺失。艾麗森則是徹徹底底遭到了家庭的情感忽視，而本德則身處更糟糕的暴力家庭當中。
克萊爾·斯坦迪什
八十年代同樣是美國代際沖突極為激烈的一個時期，二戰后出生的“嬰兒潮”世代已然步入中年，不再充當反主流文化的搖旗手，反倒寄希望于保守主義政客倡導的傳統觀念，于是在政治意識形態以及文化價值觀等方面與新一代的分歧不斷加大。反映到片中便是以弗農為代表的成人權威與五位青少年間不可調和的矛盾。
弗農是一個典型的被體制化、被現實消磨掉棱角、內心早已麻木的成年人，恰如清潔工卡爾的當面吐槽：“那些孩子沒有變，是你變了……若你是16歲，你對你自己會有什么想法？”
弗農
約翰·休斯通過這樣一個人物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八十年代代際沖突的本質，即所謂的權威與主流缺乏共情能力與同理心，暫且擁有主導能力的他們被傲慢蒙蔽了雙眼，不愿承認正在用叛逆沖擊社會規訓的年輕人必將改變世界的事實，只是一味地用“世風日下”維護自己狹隘的認知。
約翰·休斯也并未將一個世代一棍子打死，與弗農形成鮮明對比的清潔工卡爾能夠一眼看穿青少年們的心思，對弗農的傲慢也毫不嘴下留情，作為一個“有心”的成年人，卡爾代表了代際間相互理解的可能性。
清潔工卡爾
除卻對世代的精準剖析，《早餐俱樂部》本身在視聽方面也成為了后世對八十年代進行幻想的范本。
服裝設計師瑪麗琳·萬斯在片中巧妙勾勒出了八十年代青少年亞文化的圖景，本德通過紋格襯衫、牛仔外套、無指手套等服裝所展現出的叛逆與不羈成為了不少年輕設計師“夢開始的地方”。
Simple Minds樂隊為本片演唱的片尾曲Don't You (Forget About Me)更是成為了一眾青少年心中的“圣歌”，歌中的“嘿！嘿！嘿！嘿！”與本德揮向空中的那一拳無疑是主角們對那個不理解他們的世界聲嘶力竭的吶喊，在青少年心中引發著強烈的共鳴。
約翰·休斯眼中的青春期
約翰·休斯不僅能夠捕捉到青少年心中略顯稚嫩而又難以捉摸的特質，還憑借《十六支蠟燭》《早餐俱樂部》《春天不是讀書天》等一連串青春佳作徹底改變了這一題材的面貌。
《春天不是讀書天》
將“青少年”視為一個獨立年齡階段的“青少年文學”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便已出現在美國社會，但這一概念被普羅大眾逐步接受則始于戰后的五十年代，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與新的娛樂消費、歷史共同記憶等因素放大了社會對這一群體的關注，也加速了這一年齡類別的青少年在文化上的自我塑形。
也正是在同一時期，諸如詹姆斯·迪恩主演的《無因的反叛》、馬龍·白蘭度主演的《飛車黨》等青少年劇情片才首度登上大銀幕。
《無因的反叛》
到了七十年代，青少年題材開始與恐怖片、音樂劇等傳統類型片融合，其中就包括后來成為“厭蠢癥游樂場”的美式青少年砍殺片，大肆剝削著對青少年群體既有的刻板印象。
直到約翰·休斯出現，專注于青少年群體本身的電影才開始成型，約翰·休斯眼中的“青春期”迅速以一種前所未見的風格在浮夸的流行文化中占據了一席之地。
約翰·休斯不斷變換著故事的視角，性格截然不同的主人公們卻又都得到了創作者給予的尊重，在平凡的故事中得到了異常豐滿的人物塑造。
恰如美媒MovieWeb給出的評價：“約翰·休斯徹底改變了好萊塢和公眾對青少年以及美國青年的看法?！?/strong>
約翰·休斯
諷刺的是，四十年過后，現如今的社會似乎比過去更需要約翰·休斯的視角。
社交媒體的泛濫以無處不在的觸角模糊了人與人之間的邊界，然而卻并未真正地通過拉近距離來撕下種種標簽，在信息爆炸環境下的青少年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焦慮、抑郁，在迅速流失注意力的同時也將定義自我的能力讓位給了他人的審視。
充滿著刻意迎合的人設只為博得所謂的流量，身居幕后的算法重新用“標簽化”引導了新一代審視世界與自我的方式，向你灌輸著“總要加上幾個tag”的想法，這一切都與《早餐俱樂部》中倡導的坦誠背道而馳。
電影中叛逆的一代似乎絕大多數最終也未能避免走上被規訓的老路，現實給了片中“我們長大后會變成我們的父母嗎？”的疑問一個略顯悲傷的答案。
對《早餐俱樂部》的紀念絕非單純的懷舊，也絕不僅僅是遠遠回望那一特定年代的精神風貌，而是回到那個再日常不過的星期六，在五位主人公的坦誠對話中思索自身的處世之道。
關于如何在新的時代中消除偏見以及建立健康的認同感，電影無法直接作出解答，但我相信每個人在重溫之后都會得出屬于自己的答案。
《早餐俱樂部》完整報道
請見《環球銀幕》10月刊
特別聲明：以上內容(如有圖片或視頻亦包括在內)為自媒體平臺“網易號”用戶上傳并發布，本平臺僅提供信息存儲服務。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