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說重陽丨石濤 《重九登高圖》 的山景為何滿是愁緒？

九九重陽節

當金風染透楓林，菊香漫過東籬，重陽便踩著千年的詩意而來。王維筆下“九日黃花酒，登高會昔聞” 的悠遠吟唱，早已將這個承載著登高、賞菊、飲酒、敬老的節日，釀成文人墨客心中最醇厚的抒情載體。

從明代吳門畫派的絹素上，那幾筆雅致勾勒的菊影亭臺，到清代文人畫的宣紙上，那抹淋漓潑灑的山嵐云霧，歷代書畫家以丹青為舟，載著重陽習俗的煙火暖意與文人精神的澄澈超脫，在時光長河里緩緩航行。

那些流傳至今的幀幀畫卷，不只是節俗的鮮活注腳，更是穿越時空的情感信箋，讓我們得以在筆墨流轉間，觸摸古人的重陽風雅，讀懂藏在山水花鳥里的生命感悟。

賞菊品茗中的隱逸情懷

菊與重陽的羈絆，自陶淵明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的詩句始便根深蒂固。這位 “不為五斗米折腰” 的隱士在《九日閑居》詩序中坦言對重九之名的喜愛，秋菊盈園的景致更成為他精神世界的象征。這種菊與重陽的文化關聯，在明代畫家唐寅的《東籬賞菊圖》中得到了極致的藝術詮釋。

唐寅這幅作于35 歲左右的畫作，恰是其人生境遇的隱晦寫照。此時的他歷經科場舞弊案的打擊，早已褪去少年得志的鋒芒，心境更貼近歸隱田園的陶淵明，于是，他便以陶詩入畫，表達了他的慕陶隱逸之志。

畫面核心定格了陶淵明與友人在山林間賞菊傾談的場景，二人姿態從容，目光悠然望向遠方云霧繚繞的南山，不刻意、不造作，恰是陶詩 “悠然” 意境的具象化。

作品采用元代以來文人畫常用的 “一水兩岸” 構景模式，卻在細節處突破傳統：前景以一左一右兩塊巨石形成 “遮景”，既避免畫面直白空曠，又通過石塊的肌理皴擦與菊叢的柔媚線條形成剛柔對比；人物置于前景偏右位置，后方隱現半露的茅亭與錯落的屋舍，巧妙營造出縱深空間感，讓觀者視線隨景致延伸至遠處的南山，仿佛能與畫中雅士同享 “望山見真意” 的心境。

畫作的題跋則為這份 “隱逸心曲” 增添了跨時空的對話維度。唐寅以趙孟頫體書法題詩：“滿地風霜菊綻金，醉來還弄不弦琴。南山多少悠然趣，千載無人會此心。” 其筆法豐潤俊逸，起筆藏鋒、收筆回腕，既得趙體的秀雅，又暗含自身的疏放。

更妙的是，清代乾隆皇帝在此畫后御筆和詩：“坐石高談利斷金，菊擎露盞澗調琴”，以帝王視角點贊陶公的清高氣節，更肯定了唐寅 “以詩入畫、以畫傳情” 的藝術獨創。兩代文人的筆墨交織，讓這幅《東籬賞菊圖》不再是孤立的藝術作品，而成為承載菊與重陽文化、隱逸精神的跨時代對話載體。

登高望鄉中的家國深情

“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王維這首《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賦予了重陽登高超越健身祛病的文化意義，將生理的登高升華為心理的望鄉。

清代畫家石濤的《重九登高圖》，便以筆墨為橋梁，將這份思鄉之情轉化為可視的山水意境。

石濤創作這幅作品時，早已歷經國破家亡的劇痛。15 歲時明朝覆滅，父親被殺，他被迫削發為僧，一生顛沛流離，這種 “異鄉為異客” 的境遇，讓他對王維詩意有著刻骨銘心的體悟。

畫作以 “范寬筆意” 為基底，延續了宋代山水畫的雄渾氣勢：畫面宏闊，群山連綿起伏，層巒疊嶂。遠景奇峰凸起，倚天拔地，四面如削，云霧繚繞；近景山石嶙峋，景物突出，樹木參差，松風吟嘯。山巖之間，房舍儼然，兩位高士品茗對坐，或楚河漢界，或談經論道，高雅超脫之態讓人艷羨。

石濤以流暢凝重的線條勾勒山形，枯濕濃淡的墨色交替暈染出山石的肌理，使山川的氤氳氣象躍然紙上。松針以勁挺的短線密集排布，似能聽見秋風穿過松林的嗚咽；山間小徑以淡墨輕描，若隱若現，暗合 “遙知兄弟登高處” 的想象空間。

畫作左上方，石濤以古拙漢隸題錄王維全詩，筆力蒼勁如老樹盤根，與山水的蒼茫意境相得益彰。這種 “詩畫合一” 的創作方式，讓登高這一習俗不再是單純的身體活動，而成為承載家國之思、兄弟之情的精神儀式。

閑居雅集中的生命歡愉

“菊留秋色蟹螯肥” 的景致，讓飲酒品蟹成為與賞菊登高并列的重要習俗。從唐代李白 “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萊” 的吟詠，到南宋陳造 “橙香蟹肥家釀熟” 的詩句，文人墨客早已將蟹與菊、酒融為一體，視為秋日最極致的享受。清末畫家任伯年的《把酒持螯圖》，便以鮮活的色彩與靈動的筆觸，定格了這一充滿生活氣息的重陽場景。

創作于1882 年的這幅作品，充分展現了任伯年 “海派四杰” 的藝術特色。他將民間繪畫的艷麗色彩與西方繪畫的冷暖對比相融合，既鮮活生動又不失雅致。

畫面中心，幾只煮熟的螃蟹色紅似火，蟹殼的紋理以細筆勾勒，雖寥寥數筆卻極具質感，仿佛能感受到蟹黃的肥厚；一旁的暗青瓷酒壺與螃蟹形成冷暖對比，壺身的光澤以留白表現，簡潔而傳神。籃中盛開的黃菊與白菊是點睛之筆：花瓣以淡墨勾勒，再敷以明黃與瑩白，在暗赭色籃子與墨色菊葉的映襯下愈發鮮活，既呼應了重陽賞菊的習俗，又為畫面增添了清雅之氣。

任伯年對細節的把控堪稱精妙：蟹爪的蜷縮姿態自然逼真，仿佛剛被捕獲不久；酒壺的系帶以一筆連貫的線條繪成，靈動而富有彈性；菊葉的脈絡清晰可見，葉緣的鋸齒透著自然生機。

這種 “以小見大” 的創作方式，將 “把酒持螯” 這一生活場景升華為藝術作品，既展現了重陽節的煙火氣，又暗藏文人的閑情逸致。正如唐代畢卓 “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的疏狂，畫中雖無人物，卻能從蟹、酒、菊的組合中，想見文人相聚的歡愉與灑脫。

當我們拂過這些承載著重陽意涵的書畫，仿佛能看見唐寅在菊園里的沉思，石濤在高臺上的遠眺，任伯年在案前勾勒蟹菊的專注 —— 這些畫作，早已不是簡單的節俗記錄，而是文人精神世界的鏡子，映著他們的隱逸、思念與歡愉。

唐寅用細膩秀逸的筆墨，讓賞菊成了精神的歸隱；石濤以蒼勁雄渾的線條，讓登高化作了家國的思念；任伯年憑鮮活靈動的色彩，讓持螯成了生活的歡愉。他們筆下的每一朵菊花、每一座山峰、每一只螃蟹，都藏著對傳統的敬畏，對生命的熱愛。

時光流轉，重陽的習俗或許會變，但這些書畫里的詩意與深情，卻從未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