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全球變局之下企業如何尋路

題記：2025年10月14日，以新書《尋路集》出版為機緣，北大國發院聯合中信出版集團舉辦承澤論壇第43期，邀請北大博雅資深教授、國發院經濟學教授、《尋路集》作者周其仁作主旨演講。本文根據演講內容整理，未經本人確認。

這本《尋路集》是一個文集，收錄了自2017年起我這八年時間里的一些文章。我八年時間沒有出書，因為這期間發生了大量超經驗的、意料之外的事件，對社會方方面面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如何認識這個變化的時代，如何理解變化過程中的種種現象，對我而言是很大的挑戰。

我通常是先觀察現象，在觀察中思考，尤其要與市場主體交流，了解他們如何看待這個世界，如何應對這個世界的變化。這是我做研究的基本方法。這個過程中形成了一些想法，做過一些發言，其中大量是實地調查中的感悟。我本以為這些內容不足以匯編成書，但得益于中信出版社的堅持和努力，形成這么一個文集。

一、當初《突圍集》的核心關切：高速增長為何放緩？

《尋路集》的主題與2017年出版的《突圍集》的主題有連貫性。《突圍集》關注的核心問題是如何理解中國高速增長階段的結束。

2008年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時，羅納德·科斯專門用他獲得的諾貝爾獎金邀請了中國多位民營企業家、政府官員和學者到芝加哥商學院研討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如今回看，那便是中國30年高速增長的頂峰。2008年之后，增長速度開始放緩，增速每過幾年便下一個坡。這個現象成為需要解答的問題。上一本書《突圍集》對此問題進行了回應。

高速增長的成因

要理解高速增長為何發生了變化，需要先了解高速增長是如何形成的。如果中國不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便不會有高速增長，這是非常清楚的基本事實。高速增長是在開放之后與全球的互動往來中形成的。為何1978年實施開放政策后便引發了高速增長？我在那本文集中的基本觀點是：我國自近代以來人均收入低、工資水平低，如果不開放，完全依靠自身發展，我們可能需要經歷更漫長的發展歷程才可能有大的起色，甚至不一定能夠轉變成功。一旦開放，將中國人民的不懈努力以及眾多企業的積極進取置入全球范圍，尤其是在發達國家的市場中進行評價，非常有競爭力。

為什么我們的競爭力很強？大約在2002年，為探究這一問題，尤其是為何中國存在如此巨大的貿易順差，而美國卻有高額的逆差，美國國會派遣經濟研究小組到中國進行調查。該小組的報告顯示，中國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的工人工資與福利與美國工人的相比落差巨大，中國僅為美國的3%。由此該報告下結論說成本優勢使得中國產品能夠在美國市場暢銷。

這一結論雖然抓住了當時的時代特征，但過于片面。如果說工資低就有競爭力，往前追溯20年，工資水平更低。以我自己為例，1978年恢復高考時正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下鄉，屬于國營體系。回北京上學時，我的月薪44元6角在班級中已屬高收入。那時中國人工資水平更低，但為什么沒有出口驅動的高速增長呢？

顯然，美國國會的這份報告僅關注了要素價格這一單一因素，沒有認識到在經濟活動中僅僅將各類要素簡單堆砌在一起，既無法形成產品，更不能形成市場競爭力。若想使要素發揮作用，必須將其納入一整套組織體系與運行體制之中。而組織與體制的運行本身是有成本的，這種成本有時很隱蔽，但其影響卻極廣。中國的成本優勢應全面看，我們從封閉走向開放，從關起門來辛苦搞建設到高速增長，最重要的成本優勢就是通過改革開放大幅降低了體制成本。所謂體制成本，我的定義是成體系的制度成本。通過改革開放，這一成本顯著降低。我國農民收入低，工人、干部和工程師的收入也不高，這些要素成本才得以在世界市場上發揮作用。

從整體來看，中國的確是憑借成本優勢打入了世界市場，但這里的成本不僅僅指要素價格，而是將要素組織起來并使其有序運行的整個體系。

對外開放本身就有降低體制成本的作用。1978年之前，中國雖然也有對外貿易，但處于高度的國家壟斷狀態。外經貿部直屬的八家壟斷公司統管了中國所有的進出口業務，國內所有工廠生產的產品均須先由這些外貿公司收購，然后再銷往國外。直接從事生產的廠商完全被隔絕于市場信息之外，無從知曉最終的海外客戶是誰，不知道自己的產品在國際市場的最終定價，不清楚國外客戶對產品有什么要求，更不了解還有哪些潛在的機會。而改革開放打開了國門，改變了這種局面，推動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

成本曲線回升與“三明治”困局

如果高速增長的原因是綜合成本降低從而發揮了中國的成本優勢，為什么30年后增速開始放緩？這便涉及到有關成本的一些基本研究。經濟學中有“成本曲線”概念，從側面看，該曲線形似一只碗，先下降而后上升。無論企業、地方政府和國家如何努力，成本降低到一定程度后便會轉而上升。這與物理學有相通之處。熱力學第二定律講，無序的事物總會抬頭，除非有對沖的力量。沒有對沖力量的物理世界最終會走向瓦解。在經濟學領域同樣，成本總會上升，除非出現對沖力量。

自2008年前后起，體制成本掉頭向上，要素價格也在上升，并且要素價格與體制成本相互關聯。從我國近幾十年的數據來看，要素中價格漲幅最大的是土地，價格漲了數十倍。中國土地價格高昂的原因在于制度因素。雖表面上存在土地市場，以拍賣形式交易，但這并非完整意義上的市場，而是由政府權力壟斷。政府從農民手中征地的過程并非平等的買賣關系，而是志在必得；政府在取得土地后進行“三通一平”，再以市場價格賣出，中間有很大的利潤空間。客觀上這也成為中國城市化、工業化及基礎設施投資的一個資本來源，但會使土地價格被推升至極高水平。在市場經濟中，若某一要素價格很高，其他要素會涌入與之競爭。但我國其他土地無法自由進入市場，農村有大量土地，僅宅基地面積總和就遠超城市總面積，但這些地卻散在那里，既不能整理，也不能買賣。統一的土地市場至今尚未形成。因此，這種土地價格本身就包含著體制成本，且體制成本越發展越快，其中既得利益巨大，相關方越來越不愿對其進行改革。

為什么經濟增速放緩？在要素成本和體制成本雙雙上升之時，作為對沖力量的改革力度減弱了。經濟發展形勢很好的時候，上上下下都很高興，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感到驕傲，然而，對于體制內阻礙生產力發展、妨礙中國的競爭力在全球進一步發揮的因素，相應的對沖舉措力度卻明顯減弱。

《突圍集》得出的結論很簡單，既然這是問題的成因，那就應當繼續深化改革、持續擴大開放，并在體制約束的條件下想辦法加強創新。

那本書里有一幅形似三明治的圖，非常形象地描繪了全球競爭格局。“三明治”上層的“面包”是發達國家，像美國這樣的國家擁有獨到性優勢，所有產品和服務都價格高昂，要素成本雖然很高，但是創新能力強，一旦有新產品問世，便會在全球范圍內引發購買熱潮并迅速普及。

“三明治”的下層“面包”是后開放國家。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帶動了很多國家走開放發展之路。國家在主權獨立的前提下主動對外開放，積極改革國內體制，以推動國民經濟的發展。這種發展模式并沒有“專利”，其他國家都可以借鑒。1990年，印度實施開放政策，第一個成效是班加羅爾軟件業迅速崛起，這極大程度地釋放了印度的人力資本。東南亞、中東、非洲的很多國家也紛紛效仿我們的發展路徑。

對外開放越晚的國家，其要素價格越低。在此形勢下，中國陷入了較為不利的局面：一方面，我國的創新創造能力還遠遠不夠；另一方面，我國要素綜合成本已高于那些后開放的國家。我國處于“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夾心狀態，突圍的需求也由此而生。

這是我2017年那本《突圍集》的觀點。出版之后，我的任務就是觀察如何實現突圍。我不認為自己有能力向企業和產業提出突圍之道，因為我只是在學院教書，并沒有實際經驗。但是，我可以在中國這么廣大的改革開放環境中進行觀察，探尋哪些地方找到了哪些解決問題的辦法。可是，在我的考察還沒有理出頭緒、突圍也尚未成功的時候，中國卻遭遇了“脫鉤”、中美關系惡化、歷時三年的新冠疫情等超經驗和超歷史的事件。這是我國1978年以來從未遇到的新局面。

我在《尋路集》中提及，1978年之后最大的變局是中美關系，而中美關系轉變的根源在于美國生變。我國是埋頭做自己的事情，每年保持著高速的經濟增長與高額的貿易順差，不大關注美國變化對全球的影響。在2002年到2004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會議上就有一批人指出，世界面臨的最大風險是全球經濟失衡，即部分國家積累了巨額貿易順差，而另一些國家則出現了巨額貿易逆差。他們認為，這種狀況勢必會引發國際關系的復雜變化和國際競爭格局的深刻變動。

大量貨物出口、大量美元流入，形成中國的高額外匯儲備。起初我們普遍認為這是好事，畢竟中國與眾多發展中國家一樣，曾長期面臨外匯短缺問題。但是，當時我們沒有冷靜地想想，當這一現象發展到一定臨界點后，它本身會變成巨大的挑戰。如今回看似乎不難理解，貨物出口后，換來的美元流入國內并轉化為國家外匯儲備，央行需按照當時1：8的匯率將等值的基礎貨幣投放至國內市場，但此時，與這些貨幣對應的商品已出口至國外，這必然導致國內貨幣總量超過商品供應量。這種局面看似很好，2008年前后的中國似乎“不差錢”，從各個角度看都是資金充裕。但其實經濟平衡已被打破，當過量資金集中流向某一領域時，該領域的資產價格就會出現失衡。

土地價格高漲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價格偶爾高漲是正常現象，但如果連續高漲而形成一種市場預期，就會引發一系列問題。有人基于進一步高漲的預期將大量資源投入土地市場，就是所謂“炒地”。當炒地收入越來越高，遠超銀行借貸利息時，運用杠桿便成為一種看似理性的選擇。為什么恒大的借貸額如此巨大？因為當借貸資金轉化為資產，且資產增值幅度遠高于銀行利息時，這種借貸行為便極具吸引力，難以遏制。市場中有些人膽量更大、有些人行動更早，他們取得成功后，引發了國內的失衡。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正是前車之鑒，中國需對此保持警惕。

不平衡的另一頭是巨大的貿易逆差。現在，特朗普面臨的逆差高達一萬兩千億美元。換位想想，貿易逆差意味著什么？意味著大量就業機會流向境外，他國商品大量賣到美國國內。當然，美國作為基礎貨幣發行國，有條件應對這一局面，但這也引發了美國國民經濟的失衡。由于這些資金轉化為他國的外匯儲備，而外匯儲備存于央行金庫也并非絕對穩妥，所以又得轉去購買美國資產，特別是相對可靠的美國國債。這樣一來，全球所有貿易順差反過來在大規模購買美國國債，這使得美國在一定時期內并不缺乏資金。

可是，當公共債務達到一定程度時，便會難以平衡。美國公共債務已達36萬億美元，一年的利息已超過其軍費，經濟失衡的狀況已然顯現。盡管在某一時期呈現出看似強勁的經濟增長態勢，但背后實則隱藏著一個大問題，就是自2003年開始流行于中國并且每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都會出現的一個詞——“不可持續”。現在看來，這個詞精準地預判了當前的狀況。當然，這種經濟問題的爆發并非孤立事件，它受到國家政治、黨派競爭、政策調整、經濟思潮演變以及國際事件等諸多因素的綜合影響。自2017年起，問題逐漸醞釀，烏云日益密集，直至特朗普首次上臺打響了貿易戰、科技戰。

這件事對中國有很大的影響。中國推行改革開放，而改革開放的前提是和平與發展，和平與發展的前提是中美關系緩和。如果沒有這一步，后續的事都無從談起。但現在，這個前提的前提開始發生變化。

關于當前這一局面，我個人感到很難理解。盡管不確定性是經濟學領域時常探討的話題，然而當“灰天鵝”“黑犀牛”真正到來時，我們既難以預知將會發生何事，也不知道下一步該怎么走，更無法預料那些已然習慣過往高速增長慣性的企業與產業將如何應對。對我而言沒有別的辦法，唯有持續觀察。

總是先有現象，再形成概念，然后用概念進行推理，這是基本的方法論。回顧過去的種種事件，我們不要只看問題本身，更要留意有哪些應對問題的好做法。僅僅描述問題，是無法解決問題的。問題的解決，依賴于微觀層面各個企業所采取的具體做法。如果某一做法行之有效，其他企業便會紛紛效仿，效仿者增多到一定程度，局面就會隨之改變。

二、《尋路集》的重點探索：企業應對變局的三條路徑

細處求精益

2021年，《財經》雜志與佛山政府在當地合辦制造業論壇，邀我參會，我便趁機在佛山實地考察。我在20世紀80年代便在佛山做過調研，考察過科龍和美的，所以對當地情況有印象。早年從事農業研究時，我就認為解決數億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的唯一途徑就是民營企業、制造業，所以一直關注企業的發展。對于宏觀層面的問題，市場一線的企業會首先感知到，會率先采取應對舉措。

那次在佛山實地考察時所見的局面真是四十年未曾有過。2021年，新冠疫情防控形勢嚴峻，特朗普的一些舉措也帶來了不少影響，因此，佛山很多企業，尤其是民營中小企業，處境極為艱難。我們研究小組決定不看統計數據，而是對園區內每一家企業都去細致調查。結果發現，約30%的企業人去樓空；剩余約70%的企業中又有30%基本處于停工狀態。

然而，這些民營企業所展現出的韌性著實令我們吃驚。有一家企業，我們去時車間空無一人，辦公室里卻有人，老板和老板娘正在沙發上休息。我們詢問，工廠都已停工，為何他們還在此處？他們說，萬一有訂單來呢。我們又問，即便有訂單來，你們工廠沒有工人怎么辦呢？他們告訴我們，在工人返鄉時，他們挑選了幾位表現出色的工人，每月支付50元，一旦有訂單，這些工人便能即刻返崗。這就是民營企業，想盡辦法艱難地熬著。

僅靠熬肯定不是最好的辦法，若熬不住了只能倒閉，有沒有比熬更好的方法呢？我們在考察的企業中確實發現了好方法。這個方法與宏觀形勢、特朗普以及政府政策等均無關聯，僅與企業老板自身相關。我們發現，部分企業在困難來臨時仍能保持較好的發展態勢，原因在于這些企業早在幾年前甚至十年前便已開始推行精益管理。大家都聽說過豐田的精益管理模式，當年日本作為后起國家，在追趕美國的過程中采取了一項策略，將美國原創的很多制造行業在本土進行了更為精細化的改良，注重節約成本。正如山西的一句俗話：省下的就是賺下的。

實際上，我國工業領域里的浪費現象極為驚人，但經濟高速增長掩蓋了這一問題。隨著土地價格攀升，企業都傾向于獲取更多土地，為此便把廠房建得很大。但大家有沒有想過，實際生產中是否真的需要如此大的空間、是否真的需要在生產線上經歷如此長的流轉距離？廠房面積過大、生產線布局過長，無疑會增加電力、管理、檢查等各項成本。后來，一些企業引入精益管理理念，進行自我優化瘦身。

實地考察后我們發現，“精”不僅意味著規模的縮減，更是在縮減的同時提升質量。企業為何要追求宏大的場面？為何不能使生產布局更加緊湊？為何不能讓生產流程更加合理？通過精益改進，企業能夠大幅降低成本、顯著減少不良率、有效降低庫存，管理的難度也會隨之下降。

這件事給我的印象很深。長三角地區的公牛插座也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公牛插座的科技含量并不高，而其毛利率可以做到70%，正是得益于其一輪一輪持續精益。“精”是提升產品質量，“益”是不斷完善。精益絕不是進行一次便大功告成，因為很多問題是逐步顯現的，而且有些問題在發現之后難以立即解決。

后來我和其他企業交流中分享這個經驗，大家都深受啟發。此前大家多著眼于宏觀，期待政策利好，期望特朗普不再多變。然而，那些不是我們能左右的。我們能夠掌控的是自己手里的事，多付出一份努力，便多一分生存的機會。

新冠疫情防控期間的生產活動處于非正常狀態，加上美國時不時出問題，導致訂單不穩。在這樣的情形下，工廠正好趁機開展精益管理。我實地考察后深受觸動，在同一工廠、同一生產流程中，可挖掘的節約空間十分驚人。我認為這一經驗值得向整個產業界推廣。

寬處謀布局

第二個經驗的發現過程很有意思。如今很多企業已展開全球布局，稱為“出海”。最初考察美的時，方洪波安排其國際部的三位年輕同事為我們介紹情況，其中一位名叫王建國，如今已擔任美的執行總裁。他當時介紹，美的每年總銷售額是3400億，其中出口占比41%。在中國500強企業中，出口比例超過40%的很少，尤其央企的主要業務集中于國內，做國際業務的較少。美的41%的出口占比著實令我們吃驚。

更讓我們吃驚的是，他說在出口當中有四分之一是在境外生產的。此言一出，我們一時難以理解。畢竟中國素以“世界工廠”著稱，產品多在中國制造后銷往全球，從而形成貿易順差，美的為何會將部分制造環節轉移到國外呢？王建國和同事向我們解釋，最主要的道理是，開展國際貿易時需考慮對方的實際情況，并非所有國家都像美國那樣掌握著美元這一國際貨幣，若長期維持我方順差、對方逆差的局面，對方拿什么來支付貨款呢？

制造業里一個很好的思維方式是，若想讓對方購買我們的產品，得先幫對方掙錢，而制造業轉移到海外正是為了助人盈利。關于這一點，中國人比較好理解，因為我們都知道農業國實現工業化以后，收入提高幅度有多大。傳統農業生產是非連續性的，農民不用每天都工作，也可以兼營一些小副業，但收入微薄。而進入制造業后，工人每天上班八到十二小時，每小時都有收入。中國已經經歷了這一轉變，但世界上許多國家尚未完成這一轉變。如果要增加對這些國家的出口，首先要幫助當地實現工業化。

這樣做還有其他好處。現在全球地緣政治沖突頻發，但沖突往往集中于特定的地緣區域，并非全球各地同時爆發，總有一些地方相對安全，總有一些地方的關稅相對較低。即便特朗普如今有種種舉措，其影響也有局限性，總有一些地方能夠更便捷地融入全球市場。

何享健是很有戰略眼光的民營企業家，他很早就提出，不要在國內與同行競爭，而應走出國門參與國際市場競爭。2005年，他前往越南胡志明市考察土地，選定一片未開發的土地，從零開始建成了美的在越南的生產車間。疫情期間，我在國內的調查工作因疫情防控措施受阻，企業不是撤廠就是關門，而國外沒有此類阻礙，出國調查比較方便。于是，我前往越南考察美的工廠。

實地考察中，我了解到兩個有意思的情況：其一，越南以及所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都沒有能力長期以貿易逆差的狀態購買中國商品，也都期望完成工業化，實現國家富裕；其二，擁有原料的國家不希望將原料運往中國提升附加值，而是期望將提升附加值的環節留在當地。

中國國內市場規模越大，開拓難度越高。有時候，企業在國內一地發展感到困難重重，一旦走出國門就會發現發展之路平坦許多，畢竟世界很大。我們與佛山的企業家一同出國考察后發現，最大的限制其實是我們自我設限。

很多外國公司早已進入中國市場，對此我們已習以為常。中國兩大三角洲地區的工業化是如何發展起來的？追根溯源，最初是外資的涌入，帶來了技術、設備和訂單，進而促使原本的魚米之鄉、桑基魚塘轉變為工業化地區，最終成為世界工廠。這樣的過程和邏輯不僅對中國適用，在全球很多國家也都適用。今天中國已經具備了一定的能力，可以將技術、設備和制造業帶出海。有些事情在海外開展就會與國內情況完全不同。

當然也會有種種困難。美的在越南建廠的過程波折不斷，還遇到南海問題以及越南國內一些不穩定風潮。2014年，美的在越南的工業園區遭遇大規模打砸搶燒，園區留守的13名干部在一名當地清潔女工的保護下才得以安全避險。但權衡利弊后，出海的確能夠開辟出一條重要的路線。

這是我們所發現的第二條路，也是這本《尋路集》副標題“在全球網絡中尋找合適節點”的內涵。書中包含了大量給我們深刻啟發的故事。

高處爭獨到

第三點是增加一點獨到性。

后發國家通常是選取國際市場上銷售情況良好的產品，依托自身要素成本優勢進行制造，產品制成后用于滿足國內市場需求，實現進口替代。這是所有后發國家發展所走的一條路。這條路本身沒有錯，但是，這條路會越走越窄。

制造的產品源自什么？手機、汽車、飛機是哪里來的？制造業很有魅力的一個特點是，其產品是創造出來的，而不是傳統農業產品那樣在自然界中生長出來的。回到每一件產品，下功夫去深入探究手機、飛機、汽車、互聯網的起源，其實都是先有想法，而后將想法轉化為技術，再把技術整合為產品，最終通過產品來滿足市場需求。

在我國，這個過程總有一天要開始。我們經歷40余年的增長，創新獨到性卻仍然極為匱乏。創新需要基礎科學的有力支撐，需基于原理進行探索，甄別出具有應用價值的原理，將其轉化為技術，然后解決一系列與之相關的工程與技術難題，最終集成開發出產品。這個過程現在需要開啟了。

國內很多工廠處于閑置狀態，擁有過剩產能，不妨把這些資源拿出一部分用于向上突破。難道國人就真的沒有創意、創造不出獨到性嗎？我認為這件事是值得謀劃的。

我們在實地觀察中發現，歷經40年發展，尤其是更年輕一代的企業，其思維已然不同。大疆的產品并非抄襲而來，而是原創之作。我身為大疆無人機的愛好者，對其愛不釋手。我去美國時發現，美國消費者也很喜歡無人機，但美國的無人機公司卻造不出如大疆般優質的產品。若此類企業增多，我們在“三明治”的上層便會多一些機遇。

以上可歸納為三句話：細處求精益，寬處謀布局，高處爭獨到。

我與很多地方企業交流分享時，大家都認為這三條在當前很有意義。很多事情是我們無法改變的，例如批評特朗普，他會改嗎？這屬于不可控變量。我們做事情的人要把精力放在可控變量上，下手去做，做了以后就會對情況有所改善。

國企民企共通的弱處：市場能力落后于生產能力

很多企業反映這三條經驗很有幫助，并且在此基礎上做了補充。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向這三個方向努力都需要注意，我國產業企業存在一個共同的薄弱環節，即市場能力嚴重落后于生產能力。

作為后發國家，我國在產業發展進程中始終奮力追趕，這一點沒有問題。但是追趕過程中掩蓋了一個大問題，即我們注重生產、關注產能，卻不重視市場。為什么？因為我國市場曾經物資匱乏，無論什么商品，只要有貨就能售出。在我看來，市場能力落后是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共同的問題。

關于產業政策的討論很熱烈，肯定和批評的意見都源自我們國發院。實際上，產業政策有一個前提。當年日本推行產業政策的部門叫做通產省，“通”即通商，將通商置于產業發展之前。產能不是僅為自己所用，還需要有客戶和市場。我國長期短缺，后發追趕，總體而言，市場能力弱，而生產能力強。并且，我國信息成本低，全國一致化，一旦某個產品受到關注，便會出現全國一擁而上的局面。這樣一來，這種產品很快會因大量供給而變成“白菜價”。

但是，我們沒有在全世界尋找好客戶的能力。這種產品只能用當前的銷售模式嗎？有沒有嘗試過在全球范圍內尋找更好的客戶？佛山有許多家居企業，僅一個鎮上就有幾百家，產品難以銷售出去。作為對標學習，我們去瑞典考察了宜家。宜家主打北歐式家具，業務幾乎遍布全球。但佛山的家居企業可能從未有過如此宏大的設想。

與佛山企業家交流時發現，他們的最大問題是自我設限，實際上并沒有外界因素阻礙。從實施對外開放政策，到后來國家提出“走出去”戰略，開放既包括引進來，也包括走出去。然而，我們在這方面能力薄弱，這一短板亟待補齊。市場能力是企業的“牛鼻子”。

我們后來引入了美國工業企業丹納赫所創的精益法。其中有一個理念極為出色，即開展精益管理需要先消除浪費。如何定義浪費？該理念認為，當客戶走進公司，凡是客戶認為不值得為之支付費用的項目，皆可定義為浪費。消費者想購買的是產品，但為生產該產品所涉及的所有流程和方法是否必不可少？車間、辦公室、后勤部門等等，其中哪些開支是消費者不愿意支付、認為沒有必要支付的？精益法所消除的浪費，不是由老板、廠長或車間主任所定義的，而是從客戶角度定義的。如此一來，可將精益活動提升至相當高的水平。

當前，企業出海已然成為一種頗為盛行的發展趨勢，若不積極拓展海外市場，極有可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被淘汰。企業出海的核心目標究竟是什么？是獲取客戶資源。倘若沒有明確的客戶群體作為支撐，出海之舉便失去了其本質意義。當然，出海尋求客戶這一策略本身是合理且具有前瞻性的。企業需要具備強烈且堅定的客戶開發意愿，畢竟全球范圍內有許多極具潛力與價值的優質客戶。

還需要指出的是，高處爭獨到的“獨到性”不是自我認定的獨到，關鍵在于誰會為此買單，能為他人解決何種問題。以客戶為中心正是華為的基本經驗。聚焦優質客戶，持續發掘更優質的客戶群體，以此帶動細處求精益，帶動寬處謀布局，帶動技術升級，向高處爭獨到。

以上大致就是《尋路集》里的一些主要發現。當然，余下的問題還非常多，尤其當前大環境不斷變化。對于中國所有產業企業慣用的“打法”而言，真可謂大變局。該如何應對這一局面，值得我們深思。

此外還有我們自己內生的不可持續問題。誰也未曾預料到地方政府的財政狀況會如此緊張，即便像廣東佛山這樣經濟發達的地區也面臨著巨大困難。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曾是推動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發動機。這種發展模式能否持續，未來會呈現怎樣的態勢，目前尚不明晰。

我們企業在朝著這三個方向努力的過程中，還有哪些值得借鑒的好經驗，哪些行之有效的好做法，又面臨著哪些挑戰，這些都是我們要繼續關注的問題。

整理：白堯 | 編輯：王賢青

《尋路集》

周其仁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