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凱等：加強國際合作，推動經濟社會綠色轉型

李 育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員

劉 凱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主要成員

本文轉載自2025年第10期《企業改革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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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國全面開啟綠色轉型。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提出，要堅持“全國統籌、節約優先、雙輪驅動、內外暢通、防范風險”原則，實現碳達峰碳中和（以下簡稱“雙碳”）目標。中國需要在未來近40年的時間里完成綠色轉型。綠色轉型開啟之初，在新能源大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拉閘限電”、生產資料價格快速上漲等轉型摩擦。這些摩擦倒逼電力市場化改革加速、傳統產業的綠色轉型升級；也倒逼中國企業積極“走出去”，利用全球市場優化綠色資源能源配置、獲取海外先進的綠色技術和管理經驗。

商務部和生態環境部于2021年7月印發《對外投資合作綠色發展工作指引》，這表明綠色發展成為對外投資合作重要的政策目標之一。2024年8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于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意見》明確指出，要加強綠色轉型國際合作。可以預見，未來幾十年，高水平對外開放和對外投資合作對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內外暢通”原則、推動綠色轉型將扮演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作為一個長期轉型戰略，“雙碳”目標的達成需要我們不斷從轉型實踐中反思并更新認知，作為“他山之石”的國際經驗同樣值得深入探究借鑒。日本于2013年碳達峰，其在碳達峰之前經歷了經濟增速下滑、對外投資快速增長等變化。同時，當前中國的綠色發展也面臨著一些新的挑戰，如全球對新能源產業相關有色金屬礦產需求大幅提升、發達國家針對綠色產業的貿易保護主義加劇等。這意味著中國的綠色轉型不能重走發達國家歷史上向發展中國家轉移高能耗產業的老路，而要以更加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方式加強綠色轉型國際合作，持續推動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綠色轉型進程。

一、對外投資影響母國綠色發展的傳導機制

如何在經濟建設和環境質量之間取得平衡，一直是學者和決策者關注的重要問題。近年來，各國政府和學術界對于綠色發展的認識有了新的變化，普遍認為綠色發展不是對經濟增長的限制，而是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機遇。這種機遇主要體現在對綠色能源和清潔環境的追求將促進投資和創新，進而推動綠色產業發展和經濟持續增長。基于這一認識，各國政府紛紛加大綠色產業支持力度，在綠色產業領域展開了激烈的競爭與密切的合作。加強國際合作能夠加快推動經濟社會綠色轉型的主要傳導機制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有利于優化能源資源結構。能源資源結構的綠色轉型是經濟社會綠色轉型的重要基礎。加強綠色能源資源國際合作，能夠豐富清潔能源資源的獲取渠道、優化能源資源結構。一方面，通過國際合作更多獲取天然氣等清潔能源，有助于優化國內能源消費結構，減少碳排放；另一方面，加強新能源產業所需的關鍵礦產（如鋰、鈷、鎳等）領域的國際合作，有助于彌補國內相關資源的不足并促進新能源產業發展。

第二，有利于促進傳統產業轉型升級。“邊際產業擴張理論”認為，一國應在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上進行對外投資，這不僅可以使國內的產業結構更加合理、促進本國對外貿易的發展，而且還有利于東道國產業的調整、促進東道國勞動密集型行業的發展，對雙方都產生有利影響。這種產業結構的優化意味著母國產業由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轉變，碳排放隨之下降。

第三，能夠助力綠色產業加速發展。綠色產業的發展是平衡經濟發展目標與綠色轉型目標的關鍵。與化石能源不同，新能源產業屬于制造業，具有規模經濟效應。通過國際合作擴大綠色產品的國際銷售，將有效發揮綠色產業的規模經濟效應，降低綠色轉型成本，提高母國綠色產業競爭力。通過加強國際合作，新能源企業也能直面國際市場競爭，進而可能獲得更多的國際綠色融資機會。

第四，有利于發揮“逆向技術溢出效應”。“逆向技術溢出效應”是指跨國公司可以通過對外投資與國際合作學習東道國的先進技術，這種現象多發生在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對發達國家的對外投資合作中。目前全球在環境創新方面尚未形成完善且被普遍接受的技術路線和評價體系，因此與一般行業的技術創新相比，綠色創新的難度和風險更大。這促使企業通過國際合作尋找合適的合作伙伴進行聯合創新，通過“逆向技術溢出效應”獲得先進環保技術，進而促進國內的綠色創新和環境改善。

二、中國對外投資助力“雙碳”目標和綠色轉型的具體路徑

在充分理解對外投資影響母國綠色發展的傳導機制以及借鑒發達經濟體相關經驗的基礎上，我們提出中國對外投資助力“雙碳”目標和綠色轉型的具體發展路徑：

首先，要加強新能源礦產國際投資合作。一方面，要有序開展新能源礦產全球布局，建立長期穩定的供應網絡。對于發展新能源和戰略性新興產業所需的礦產資源，如鎳、鈷等，中國的對外依存度較高。海外新能源礦產資源分布集中度高，且部分新能源礦產富集國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風險較高。通過廣泛開展國際合作建立長期穩定的海外新能源礦產供應網絡，對于國內新能源產業的穩定健康發展十分必要。

另一方面，要提升新能源礦產領軍企業國際經營能力。相較于發達國家，我國在海外新能源礦產領域的布局起步較晚，缺乏對關鍵礦種國際市場有較強影響力的企業。以鈷礦為例，近年來中國企業雖然在剛果（金）收購了大量鈷礦，但在整個供應鏈中仍居于從屬地位，鈷的定價權仍然掌握在國外大型礦業公司手中。中國新能源礦產企業必須加快融入國際分工，走向國際市場，提升在全產業鏈上對新能源礦產的配置資源能力，才能保障國內綠色轉型的礦產需求。

其次，要通過國際合作進一步推動中國產業結構的綠色轉型。在遵循東道國環保標準和國際標準的基礎上，引導在我國不具備比較優勢的傳統產業向環境承載能力強、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和地區適度外遷，符合國際產業轉移的基本規律。同時還應進一步加強對外投資形勢研判，防范產業快速外遷帶來的潛在風險。

具體而言，一是加速新能源產業國際化進程。近年來，中國新能源產業發展迅速，光伏、鋰電池、新能源汽車為代表的“新三樣”成為帶動出口的強勁動力。中國在供給端為全球綠色轉型做出了重大貢獻，但也在國際上招致保護主義壓力。中國可推動國內優勢企業積極參與國際合作，通過“走出去”帶動“引進來”，促進國內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新能源汽車、綠色環保等產業進一步大發展。

二是提升傳統產業合規能力。在全球綠色發展的背景下，仍然有部分傳統產業在世界范圍內有較強需求，它們不可能在很短時間內完全退出歷史舞臺。對于這部分產業，可通過負責任的對外投資，在遵循市場原則和綠色規則的前提下有序外遷。

三是加強對境外項目的環境效應評價。對境外項目環境效應的持續跟蹤和評價不僅有利于監督企業提升綠色發展能力，也有利于在國際上樹立負責任綠色發展大國的形象。

再則，要強化針對綠色產能國際合作的金融支持。通過政策性金融機構引導和支持企業“走出去”是發達國家推動綠色轉型的一條成功經驗。中國可在整合已有綠色金融政策和國有機構的基礎上，借鑒日本等國經驗，構建專門的政策性金融機構，更好支持相關企業通過開展國際合作助力綠色轉型。

多渠道吸納全球綠色金融資源。中國“雙碳”目標的實現面臨的一大挑戰是資金缺口，要實現“雙碳”目標不能單純依靠財政支出，也需要充分調動私人投資、吸引外國投資。不僅要積極發展綠色金融，也要加強國際融資合作，例如利用現有多邊經濟合作機制，吸引國際資金參與中國企業的對外投資合作。

另外，要通過國際投資和合作，積極獲取低碳領域核心技術、人才、管理經驗等關鍵要素反哺國內，優化綠色要素全球配置能力。具體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密切跟蹤全球綠色低碳領域前沿技術。中方企業可通過跨境并購、設立海外研發中心等方式，有效整合國際前沿綠色技術，提升國內企業技術水平和綜合實力。

二是學習全球綠色低碳發展先進管理經驗。通過對外投資并購優質綠色低碳企業，能夠學習國外先進的環保、新能源、循環經濟管理經驗以及安全管理理念。

三是集聚全球綠色低碳領域人才。可鼓勵企業、高校、科研機構等主體通過設立境外研發中心、實驗室等科技創新平臺，以高水平的軟硬件設施和聯合研究條件，吸引大量國際人才。可靈活運用各種投資方式和路徑，與國際先進企業開展合作，積極引入與“雙碳”目標相匹配的管理人才、市場人才、技術人才和科研人才等，融入全球綠色技術聯盟和發展體系。

最后，中國應注重打造綠色發展“名片”，樹立負責任大國形象，提升綠色發展領域的國際規則制定能力和國際影響力。一是持續推進共建綠色“一帶一路”。“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以來，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增長明顯。大量實證研究表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也產生了減排效應。2022年國家發展改革委等部門出臺《關于推進共建“一帶一路”綠色發展的意見》。中國應該繼續加強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多方面的協作，打造綠色國際公共產品，服務于綠色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二是加強多雙邊合作、第三方市場合作。中國應與世界各國在多邊主義框架下，在政策協調、技術傳播和數據統計等領域展開充分交流和共享，加強在新能源、智慧城市、環境治理、綠色建筑等方面的跨國合作。

三是積極參與全球綠色轉型規則制定。目前全球綠色轉型仍處于規則構建過程之中，中國應積極參與清潔能源發展、ESG等領域的國際規則制定，推動全球貿易投資治理體系與全球綠色轉型發展相匹配，為我國綠色產業和綠色轉型的持續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三、結語

在全球綠色轉型加速發展的背景下，各國紛紛加大在新能源產業的投入，新能源產業發展成為實現經濟增長和低碳發展“雙贏”的重要途徑。中國在新能源領域積極布局并取得顯著成就，部分產業已居于世界領先地位。然而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在經濟發展與“雙碳”目標之間努力平衡的同時，卻經歷著綠色產業遭遇貿易保護主義打壓的困境。面對這一困境，通過對外投資連接國內國際經濟循環的關鍵節點，促進綠色技術、人才、資源、資金、管理等綠色生產要素的跨境有序流動，加強新能源產業國際合作成為中國新能源企業的必然選擇。

實際上，近年來，中國新能源企業已經開始出海投資建廠，在開拓海外市場的同時提升企業自身生產率和跨國經營能力。從發展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碳達峰與對外投資之間的深層次關聯在于：一國實現碳達峰基本意味著國家的工業化進入相當成熟的階段，在后工業化時代，國家的國際競爭力將從成本優勢轉向效率驅動和創新驅動，而對外投資和跨國經營成為這一時期企業持續提升競爭力、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重要途徑。因此，在雙循環和“雙碳”目標中，中國在依靠強勁國內需求和創新作為經濟增長主要驅動力的同時，將國外市場和國際投資作為輔助增長引擎，以“走出去”助推中國企業深度參與全球競爭，進而保持領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