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的國務會議上,一向溫文爾雅的周總理突然停了講話,望著天花板長嘆:“美國出了水門事件,主角是尼克松;中國出了雅典事件,主角還姓周,真是周門不幸!”
在場的人都屏住了呼吸。誰都知道,總理剛做完膀胱癌手術,毛主席特意“強制”他休息,可化療只做了兩次,就因為國家大事重新投入工作——醫療小組組長吳階平后來都說,“黨、國家、部隊都離不開他”,這么一位連病中都保持冷靜的總理,究竟被什么事逼到說出這樣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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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答案在一份來自外交部的報告里,主角是我國駐希臘首任大使周伯萍。
這年5月,周伯萍到希臘上任才兩個月,正忙著落實希臘副首相的訪華事宜。5月7日中午,他剛和希臘外交部談完行程,回使館的路上看到使館區車流密集,還有不少警車,直覺是有重要外事活動。
他趕緊讓隨行翻譯回館查請帖。沒過多久,翻譯跑回來報信:“值班人員說收到請帖,科威特大使館中午有國慶招待會,只剩10多分鐘了!”
時間太急,周伯萍沒顧上換衣服,更沒來得及親自核對請帖——按規矩,大使必須過目請帖,可他想著“車流方向肯定沒錯”,就匆匆帶著翻譯往“科威特使館”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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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地方,門口站著一位外交官,周伯萍以為是科威特大使,出于外交禮節主動握手。這一幕,正好被旁邊的美國記者拍了下來。
第二天,周伯萍看到美國報紙的標題,腦子“嗡”的一聲——“中國大使到場祝賀以色列國慶”。
他這才知道,自己去的根本不是科威特大使館,而是以色列駐希臘外交代表處。那張被認錯的請帖,實際是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館發來的,邀請他5月8日去出席國慶招待會,偏偏值班人員剛學英語不久,把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科威克”的首字母“K”當成了科威特,連日期也搞混了。
更糟的是,當天美國記者曾問他:“來這里是否意味著中國承認以色列?”翻譯竟把“這里”譯成了“雅典”,周伯萍還以為是西方記者故意挑釁,隨口懟了回去,壓根沒意識到自己站錯了地方。
直到第二天,他去參加捷克斯洛伐克使館的招待會,羅馬尼亞駐希大使悄悄跟他說:“你昨天去以色列代表處的事,報紙都登了。”周伯萍這才徹底慌了——當時中國沒和以色列建交,阿拉伯國家跟以色列是死對頭,這事兒要是處理不好,會影響中國和阿拉伯世界的關系。
他當即擬了三項補救措施:先向希臘外交部和阿拉伯各國使節說明是工作差錯,再給外交部寫檢查,最后通報使館所有人吸取教訓。外交部很快批了,還急召他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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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這份補救報告送到周總理手上時,總理剛熬過一次尿血,身體虛弱得很。他看著報告,又氣又無奈——周伯萍不是新手,之前在糧食部當副部長時就跟著他工作,后來到外交部也快10年了,“外交無小事”的道理早該刻進骨子里。
更巧的是,周伯萍和周總理同屬宋理學家周敦頤的后代,按輩分,周伯萍得叫總理一聲“長輩”。也正因這份淵源,總理才會在國務會議上說出“周門不幸”的話,還把事件定性為“特大外交丑聞”。
報告最終送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看后,拿起筆改了三處:刪去“十分嚴重、極為荒唐的政治錯誤”;在旁邊批注“事件源于沒有調查研究”;把周伯萍的認錯態度從“較好”改成“很好”。
周總理看到毛主席的批示,心里的石頭落了地。他讓外交部重新評估事件性質,沒再追究周伯萍的重責。后來,周伯萍被調任駐阿爾及利亞、扎伊爾大使,繼續做外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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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周伯萍在著書回憶這件事時,寫下一句話:“深感莫大的幸運!” 他知道,若不是毛主席的批示,自己的外交生涯恐怕早就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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