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殺雞儆猴”奏效，有了立陶宛的教訓，愛沙尼亞拒絕臺灣請求

前言

國際舞臺上的風云變幻，總是讓人目不暇接。2021年立陶宛“臺灣代表處”事件余波未平，2025年愛沙尼亞又站在了聚光燈下。

臺灣方面試圖在塔林設立“代表處”，最終卻因名稱分歧與政治考量，被愛沙尼亞婉拒。

波羅的海三國

立陶宛和臺灣的“代表處”事件，是近幾年國際外交圈熱議的話題。2021年8月，立陶宛公然悖逆一個中國原則，肆意挑釁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

其竟宣稱允許臺灣當局以“臺灣”之名設所謂代表處，此等行徑嚴重破壞國際秩序，實乃冒天下之大不韙。這個決定一出，立刻引發軒然大波。

中國外交部迅速采取反制措施：中立外交關系降級、立陶宛駐華大使被驅逐、雙邊經貿往來驟然冷卻。相關數據顯示，立陶宛對華出口一度幾乎歸零，國內產業鏈受到嚴重沖擊。

立陶宛的“冒進”在歐洲內部也引發廣泛爭議。立陶宛總統顧問曾特意澄清，強調總統未參與相關討論。隨后，總統瑙塞達也多次聲明，“臺灣代表處”名稱一事未與他溝通，他覺得此事理應重新審慎權衡。

立陶宛高層已明確表態，代表處名稱應調整，以緩和與中國大陸的緊張關系。現實狠狠地提醒了歐洲：在與中國大陸打交道時，任何“踩線”的做法都可能付出高昂代價。

這場風波的“連鎖反應”并未止步于立陶宛。歐洲多國看在眼里，記在心里。歐洲智庫普遍認為，立陶宛的遭遇對其他國家形成了強烈震懾。2023年以后，歐洲在涉臺事務上普遍轉為謹慎，避免重蹈覆轍。

愛沙尼亞的選擇

時間來到2023年，臺灣方面向愛沙尼亞拋出“橄欖枝”，希望能在塔林設立“代表處”，并力圖效仿立陶宛，以“臺灣”名義進行。愛沙尼亞政府初釋善意，其內閣會議從原則層面同意設立代表處，這一舉動似為某方面交流合作開啟了一扇潛在之門。但很快，問題就出現了——雙方在名稱上陷入僵局。

對于愛沙尼亞而言，立陶宛的案例就是活生生的前車之鑒。據消息人士披露，愛沙尼亞高層對中方或采取的反制舉措忌憚不已，深知其中利害，為免重蹈立陶宛覆轍，故而心存顧慮，不愿再行冒險之舉。

德國曾在立陶宛事件中出面斡旋，歐盟也曾嘗試力挺，但最終都無力改變現實。愛沙尼亞政府堅守立場，明確“代表處”僅可用“臺北”命名。同時著重強調，這一安排務必嚴格遵循“一個中國”政策，彰顯對國際關系準則的尊重。

2025年11月，《日經亞洲》報道，這場“代表處”拉鋸戰陷入僵局。愛沙尼亞外交部發言人對外表示，截至當下，未收到臺灣方面任何正式申請。

該發言人還著重強調，在現實層面，只有設立“臺北代表處”具備可行性。這一立場，折射出整個歐洲在涉臺問題上的自我保護與理性克制。

臺灣方面的回應相對低調，只強調與愛沙尼亞“保持友好交流”。然而在實際操作層面，臺灣方面若要處理與愛沙尼亞相關事務，仍需借由其駐拉脫維亞代表處來進行。

這一現象凸顯了臺灣在國際事務中的尷尬處境。2024年2月，愛沙尼亞議員Kristo Enn Vaga帶領防務企業代表團訪臺，試圖推動雙方在“中俄威脅”背景下的合作，但涉及官方機構設立的問題依然難有突破。

歐洲的現實主義轉向

隨著國際格局的調整，歐洲對臺政策發生了微妙轉變。立陶宛事件之后，歐洲國家在涉臺事務上明顯收緊。

德國政府偶爾會在涉華議題上發出強硬聲音，但是2025年德國對華投資再創新高，汽車、化工、機械等行業對中國市場的依賴日益加深。

法國、意大利等國同樣在中美博弈中選擇了更為務實的策略。歐洲經濟前景因外部壓力變得更加復雜。特朗普若二度入主白宮，將使跨大西洋關系籠罩不確定性陰云。在此情形下，歐盟在對外政策方面愈發審慎，力求在復雜局勢中規避潛在風險。

歐盟和德國曾在立陶宛事件中試圖“拉偏架”，但最后結果證明，面對中國大陸的堅決立場，歐洲內部很難形成合力。波羅的海三國雖然地理位置靠近，卻在對華政策上各自為戰，立陶宛的遭遇讓愛沙尼亞、拉脫維亞都不敢輕舉妄動。

值此背景下，愛沙尼亞堅持只接受“臺北代表處”，而拒絕“臺灣”名義，本質上是對現實的妥協，是權衡國家利益與地緣政治風險后的理性選擇。

臺灣“正名外交”受挫

臺灣方面試圖通過“正名外交”提升國際地位的努力，近年屢屢受挫。南非的案例同樣具有代表性。1997年南非與臺灣斷交，轉而與中國大陸建交。

臺當局盡管在比勒陀利亞等地設立“聯絡代表處”，但隨著中國大陸影響力增強，南非政府2025年對臺灣代表處進行降級、更名，并要求限期遷出首都。

臺當局一度宣布對南非芯片出口進行管制，試圖以經濟手段反擊，但僅兩天后就以“外交考量”為由叫停，外界普遍認為臺方做法“雷聲大雨點小”，缺乏實質影響力。

臺灣在全球推動“代表處”設立的路上，遭遇越來越多的障礙。歐洲國家普遍保持距離，亞洲和非洲多數國家早已與中國大陸建交，拉美國家亦因現實利益考量而傾向于中方陣營。2025年數據顯示，臺灣與大多數國家的官方往來渠道極為有限，其“國際空間”難有實質突破。

另一方面，臺灣島內社會也在發生微妙變化。賴清德上臺后，民進黨當局在對外策略上變得更為激進，但島內信息繭房效應日益被打破。

以島內知名網絡紅人“館長”為代表的新生代，不斷打破兩岸隔閡，頻繁赴大陸觀光，引發島內廣泛關注和熱議。官方的反堵與輿論的反彈形成鮮明對比，反映出臺海社會分歧加劇。

“殺雞儆猴”效應下的中歐博弈新格局

中國大陸對于“臺灣代表處”問題始終態度鮮明。2023年11月8日，外交部發言人再次重申，一中原則是中方同所有建交國關系的政治基礎，堅決反對任何建交國與臺灣開展官方往來。

針對愛沙尼亞內外壓力，大陸“殺雞儆猴”策略的震懾力不容小覷。這一系列操作，并非簡單的外交“秀肌肉”，而是有的放矢、步步為營，力圖在國際社會形成示范效應。

從立陶宛到愛沙尼亞，歐洲國家逐步認清了與中國大陸發生正面沖突的高昂代價。立陶宛經濟至今未能恢復元氣，波羅的海三國的“兄弟情誼”在現實利益面前變得異常脆弱。愛沙尼亞拒絕臺灣請求，實質上是對現實的屈服，也是對未來地緣格局的主動適應。

歐洲在涉臺問題上的轉向，反映出大國競爭格局下的小國生存智慧。在夾縫中求生存，愛沙尼亞等國更傾向于“低調務實”，以避免被卷入大國博弈的風暴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