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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吸收移民,尤其從殖民地吸收移民,是帝國統治體系內的重要政策工具,也是帝國的紅利之一。有兩個目的:一,籠絡殖民地的精英,給他們進入帝國中心、上層的機會,有了這個上升通道,相當于驢嘴巴前吊一根胡蘿卜,精英們有了奮斗的方向,他們會容易服膺帝國秩序,降低殖民地的統治難度。二,把殖民地當做人礦,讓最聰明的頭腦,最富有最有社會資源的精英階層,最吃苦耐勞最能奮斗最有生產力的個人,都為我所用。所以牛津、劍橋、耶魯、哈佛等,是帝國統治體系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被帝國的最高學府殿堂再洗一遍,最聰明的人留在帝國攻克高科技,最富裕的人帶來資本,相當于安置在殖民地的抽水機,最有權勢有威望的人回到母國,當帝國在殖民地的忠犬代理人。比如甘地、泰戈爾都畢業于倫敦大學,英迪拉·甘地、尼赫魯、前總理辛格畢業于牛津,阿瑪蒂亞森畢業于劍橋。菲律賓的一眾總統,阿基諾、馬科斯、杜特爾特等,都有美國留學經歷。韓國第一任總統李承晚,被美國扶持,因為其獲得過哈佛與普林斯頓的博士學位,深度服膺美國的價值觀。對精英的掠取,是降低統治難度,培養代理人,對精壯勞動力資源的掠取,則是對沖帝國八旗的費拉化。英國的400萬穆斯林,大部分來自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而法國600萬穆斯林人口,基本來自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突尼斯,都是前殖民地。第一代移民吃苦耐勞,包圓了英法兩國的最臟最累的活,建筑工地、開車司機、護士護工等,他們能來到帝國中心,就已經心滿意足,即便只是干最苦最累的工作,其生活水平也超出自己母國親朋百倍不止。他們當然是感恩的,也是滿足的。但到了第二代,心態就完全變了。第一代移民雖然從事的是低端工作,但他們的生活水平對標的是自己母國的老鄉。第二代,他們一出生就在發達國家,對標的對象,自然變成了英國法國的普通人,坐標系一變,心態就崩了。根據英國政府2019年的報告,穆斯林是所有宗教群體中就業率最低的,失業率最高。穆斯林男性的周薪中位數比全國男性中位數低約20%,穆斯林女性則低約35%。法國來自北非移民及其后代,絕大多數是穆斯林,失業率是本土法國人的兩到三倍,他們的收入中位數也顯著低于全國水平。法國穆斯林大量居住在被稱為“敏感城市區域”的郊區,這些地區與市中心存在巨大的經濟鴻溝,就業機會稀少,成為社會排斥和經濟困難的集中地。如此大的落差必然促使他們自問,何以如此?第一代移民也有落差,但是母國老鄉與自己的落差,而二代移民面對的則是自己與本土八旗子弟們的落差。、不公平感,被剝奪感,促使他們尋找身份落差的答案。而答案俯仰皆是,當前市面上流行的白左思想,諸如黑命貴、女權主義,少數性別權利等,都是關于“被系統性迫害的受害者”討債思想。我窮我弱——因為我祖上在歷史上被系統性針對與迫害——所以全社會都欠我的,我是來討債的,理直氣壯,理所當然。從通過帝國上升體系的層層篩選來到帝國中心感恩戴德心態,到被剝奪,被壓迫,為了公平來討債的債主心態,轉變時間也就一代人而已。2004年謀殺荷蘭導演的兇手布耶里,是摩洛哥裔的移二代;2005年的倫敦爆炸案中,四名案犯有三人是出生在英國本土的移二代,另一人從小在英國長大;2015年法國“查理事件”的主犯考奇出生于巴黎北郊;當年12月美國加州圣伯納迪諾的槍擊案主犯法魯克則是出生在芝加哥的巴基斯坦裔移二代。當然,他們不滿足于通過恐怖活動引起注意,尤其在恐怖主義被治理了一輪之后,英國的穆斯林已經組織起來,要求更多的權利,最新的英國大選,他們發起了The Musilim Vote(TMV)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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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英國大選,穆斯林的集體投票,形成合力,5名TMV支持的獨立候選人勝選,并在多個工黨傳統優勢選區,成功阻擊工黨,一些工黨資深議員如Shockat Adam敗選。當然,隨之而來的是英國高層越來越多的南亞裔面孔,從首相、財政大臣、司法大臣,倫敦市長、議員等,他們紛紛走向前臺,英國的政治版圖已經悄然改變。英國對巴勒斯坦的承認,除了以色列的不義已經讓支持者的道義損失越發無法承受以外,還在于TMV運動已經給執政黨越來越大的選票壓力。所以,萬斯陰陽英國,將成為“第一個擁核的伊斯蘭國家”,這并不是沒根據的。從一代人礦資源,到二代討債鬼,這是帝國殖民汲取體系必然帶來的反噬。殖民地的人礦資源,也帶來了典型的資源詛咒效應,美國基礎教育的崩塌,何嘗不是人才來自全球汲取,根本不需要自己培養,自己培養不如全球掐尖效率高的富礦效應下的必然結果?中國不是一個移民國家,中國也從來不是帝國,古代的天下秩序,也從來不是中心-外圍式的汲取性質的帝國體系,相反,中心還要不斷向外圍輸出資源以維護。中國的巨大體量,讓對外汲取變得毫無意義,因為外部世界根本不夠我們吸。而且,中國巨大的人力資源儲備,各地區巨大的差異,也讓我們擁有各式各樣的人才。從長遠你來看,中國沒有變成一個移民國家的基本面。但我們要警惕的是,以“開放”為尊的政治正確,以“接鬼”為榮的道路不自信。這些心態作祟,開放并不是出于技術上的需要,而是迎合意識形態與政治正確。一旦成了一種脫離實際的政治正確,官僚們悶頭刷KPI,非搞到雞飛狗跳難以收場。當前,各種討債思想在全世界蔓延,黑人認為白人欠他們的,女拳認為男性壓迫了他們2萬年,殖民地移民二代認為宗主國欠他們的,少數群體認為多數群體壓迫了他們,所以他們是理所當然的債主,理直氣壯的索要特權。少數群體依靠更強的組織能力,發出了更大的輿論聲量,并付諸政治行動綁架社會,早已經成為當今世界的顯學,這些少數群體不負責任的討債、索要特權,也越發引起基本盤的反彈與厭惡。歐洲的右轉,何嘗基本盤反對白左政治正確的壓迫過甚?中國的力工思維與躺平思潮,一樣是基本盤面對各路債主、天龍人自然而然的應對。中國沒必要帝國沒當成,反到提前享受了帝國的詛咒,這過于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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