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談鄭智化，我們該共情誰

我寫過兩篇關于鄭智化登機事件的文章，少見的，引發了一次老讀者之間的爭論。鄭智化本人已經如約清空了社交媒體內容，但剛剛收到一位讀者的觀點，我覺得有必要最后一次聊聊“共情誰”的問題。

關注我很久的讀者，大多不會陷入“連滾帶爬”的陷阱，因為那是一個修辭。關注我很久的讀者，大多也不會陷入鄭智化的身份問題，因為無論臺灣還是歌手身份，都與他的表達無關。排除這些干擾項，反對鄭智化言論的理由，集中在他用“沒人性”來指責升降機司機，很多批評鄭智化的讀者認為，鄭天然擁有知名歌手的影響力，用這樣帶有夸張和情緒化的表述，對司機這樣的底層工作者不公。

有讀者摳字眼，認為“沒人性”就是在辱罵對方“不是人”，我覺得兩種表述還是有本質差異。沒人性有情緒化的成分，但在我的理解中還不屬于嚴重的人格貶損和侮辱，與“不是人”的攻擊不可同日而語，因此不能偷換概念。

說回鄭智化與升降機司機。一位讀者給我私信：

在我看來，鄭智化事件的輿論撕裂，其實是一場“經濟共情”的代際隔閡。

鄭智化的粉絲光譜，基本由昵稱為“清風徐來”“上善若水”“海闊天空”的70后組成。從代際心理來看，親歷改革開放和經濟騰飛的他們，心中深植對“白手起家”的奮斗者敘事的認同，《水手》《星星點燈》更是那個時代青春奮斗史的BGM。因此，他們更容易對鄭智化這樣“身殘志堅”、飽含理想主義的歌手產生共情，卻難以理解當下年輕人在現實擠壓下的無力感——比如那些在機場默默承受壓力的地勤人員。除此之外，他們對鄭智化的共情中，或許還暗含著人到中年，對自身未來、對終將癱坐在輪椅上的失能所潛藏的養老焦慮。

然而，在經濟下行期和失業大潮下，《水手》《星星點燈》所高唱的“奮斗圣經”，對年輕人而言不僅缺乏感召力，甚至顯得近乎殘酷。他們更傾向于在萬青《殺死那個石家莊人》或告五人《愛人錯過》這樣的作品中，尋找自身命運的投射與情緒的出口。也因此，他們眼中的鄭智化，除了“身殘志堅”的勵志符號之外，更疊加了一層“功成名就”的強勢資本身份。對照現實境遇，他們更容易代入那些因“大人物”一時之怒而失去工作的機場服務人員，或是那個在規則與情緒夾縫中被斥為“冷漠”“沒人性”的升降車司機。他們不是什么“勵志偶像”，只是在秩序中小心翼翼，卻仍難逃命運撥弄的普通人。 因此，觀點之爭的背后，實則是共情對象的選擇差異；而共情對象的不同，又深植于不同世代所經歷的經濟現實與命運軌跡。這場撕裂，并非簡單的對錯之爭，而是一幅由時代經濟底色勾勒出的代際認知圖景。

我簡單回復了一段：

前半段我認同，但后半段對于升降車司機的共情和想象并非基于事實。我仔細看了視頻，深航的人在全程幫助鄭，司機是地勤，從動作看一直在拒絕，并且在視頻最后露出微笑。我們無法還原全過程，但司機并不屬于你說的“小心翼翼，難逃命運撥弄的普通人”，他穿著制服，代表著一個龐大甚至帶有壟斷性質的機構，就像小區保安在特殊時期可以阻止業主出入。此刻司機既是打工人，也是權力代表，我們不能忽視這一面。權力機構不是抽象的，而是通過這些觸角來實現的。我不是單純的在共情哪個階層或者符號，而是在討論每個復雜的人，更是為表達的空間呼喊，如果每個人在主張權利的時候都要字斟句酌，如果失去了寬容，那每個普通人的權利恐怕永遠無法被表達。

當我們把共情點從機場平移到升降機司機，似乎完成了一次權力強弱的易位。鄭智化從登機不便的殘疾人，變成掌握更多話語權的知名歌手。他批評的對象，從強大的機場，變成升降機司機。

這位讀者將共情對象的差異歸因為“代際”。我之所以說前半段認同，是因為中老年一代生活的歷史階段不同，對“努力就有結果”的認知往往會產生差異。但鄭智化是否是勵志符號，聽著他的歌長大的中老年人（包括我）未必因為“勵志濾鏡”而產生認同，反倒是這位讀者提到“對自身未來、對終將癱坐在輪椅上的失能所潛藏的養老焦慮”，或許作用更大一些。但是否中老年一代“難以理解當下年輕人在現實擠壓下的無力感——比如那些在機場默默承受壓力的地勤人員”，我以為有待商榷。

人是復雜的，擁有多種身份。因此貿然將人符號化會遮蔽很多關鍵因素，因此我在第一篇文章中特別提到，不要把鄭智化“他者化”，他的臺灣人身份、殘疾人身份、知名歌手身份都容易讓我們將其視為他者，這種身份是多元且流動的，不要被刻板印象蒙蔽。

這里我要補充一點，我們同樣也不該把升降機司機視為“我者”。打工人同情打工人，以階層視角來共情“同階層”，把他視為“默默承受壓力的，在秩序中小心翼翼，卻仍難逃命運撥弄的普通人”。通過一個社會事件，就貿然開始劃分我者與他者，這本身就容易產生謬誤。

先回到那段視頻，要對給鄭智化服務的工作人員做簡單區分。推著鄭智化上飛機的小哥，隸屬于深航，機組上的空乘人員，也隸屬于深航。同時視頻中綁著安全繩的那位，背心上寫著“地勤”字樣，隸屬于機場，也就是升降機司機。

最初一分鐘的交涉，我們只能看到動作，大致可以推斷為深航的工作人員與鄭智化一同跟司機溝通，尋求高度差的處理辦法。司機給出高度差的手勢，具體言語不知道，但我們知道溝通失敗，鄭智化必須在有高度差的情況下完成登機。

從深圳機場發布的聲明，我們可以得到解釋，認為這是一個技術問題，必須有高度差以保證飛機安全。但是，我們也從其他的案例中找到，有升降機可以移動到與登機艙平齊。姑且認為是機型問題，這個技術問題暫時無法解決，那么深圳機場并沒有配置踏板以便于輪椅登機，仍然是深圳機場考慮不周。但升降機司機有沒有解釋技術原因，又有沒有代表公司表示歉意，或者尋求其他解決方案？我們無從得知。但可以從動作中確認，幫助鄭智化顫巍巍進機艙的人，還是深航的工作人員（后來鄭智化還對他們表示感謝）。這位升降機司機基本上可以認為在全程旁觀，僅在輪椅向后滑動的時候扶住輪椅。還有一些博主對視頻結尾進行分析，發現他在轉頭的一剎那，臉上帶著疑似微笑的表情。

綜上，我以為鄭智化稱其“冷漠”，從溝通失敗的結果來看，他應該也沒有就技術原因進行詳盡的、令人的滿意的解釋，說“冷漠”應該不過分。“沒人性”的指責有情緒化的成分，但我堅持認為，日常吐槽不是正式公文，哪怕是名人在社交媒體中發文，也不必謹小慎微如此，對言論的基本寬容，也是現代社會的題中之義。

我們是否可以將這位升降機司機定義為底層打工人而直接全方位共情？我以為不可。這個場景發生在他的工作地，我們可以認為工作人員與機構是一體的。當司機身著帶有“地勤”字樣的制服，便擁有了對航空工作人員和乘客的權力，這份權力是機場這個機構、以及掌握的資源賦予他的。在鄭智化登機的情境下，司機并不代表權力下位者，反而因為他能開升降機、有制服、掌握著對升降機高度的解釋權而獲得權力。他在行使權力過程中的態度和方式，決定了乘客和航空工作人員的直接體驗。

我在回復這位讀者時提到另一個情形，在幾年前的一段時間，業主不得隨意出入小區，平時“高高在上”的業主本來是甲方，突然發現門口的保安可以用強力阻止他們回家或出門，更有甚者對他們聲色俱厲。在那個場景下，保安與業主的權力關系發生了反轉。同理，在鄭智化登機事件中，我們不能貿然將司機定義為失去話語權的下位者和打工人。因為，在當時他代表強勢的機構，他掌握控制升降機的權力并擁有解釋權。他是否有冷漠的態度，我們無從判斷，但從錄像中的表現來看，身為乘客的鄭智化并沒有獲得很好的體驗，尤其是有深航工作人員和這位地勤司機的言行對比，鄭智化的評論雖情緒化但應該算不得污蔑和侮辱。否則各位翻翻新聞網站的評論區，或者各大電商中的差評，那些激烈的言語倘若全部被禁絕，那恐怕只能像《發條橙》的阿利斯一樣進行特殊治療，那樣的世界是否完美？我懷疑。

說了太多學理性的內容，還要把視頻拿出來恢復正常速度，再逐幀解讀。看似越辯越明，其實改變不了什么，反倒可能讓我們本來的觀點愈發篤定。寫了這么多文字，無非是想呼吁一點，寬容一點，放松一些，不必因為一些批評就覺得天塌下來，或者就說對方懷有惡意。鄭的本意是關于無障礙通行，我們自己加了很多腦補和解讀，讓事件最終偏移，用老梗來說就是“浪費了公共資源”。這幾天我刷到很多殘障人士出行的體驗視頻，有贊揚有批評，正在推動無障礙通行走向更完善，這才是我們探討這件事的價值。沒那么高深，也沒那么復雜，在沒有實證的情況下想太多，容易忘了“直心是道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