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率約55%，我們為何不敢花錢？

破解“國富民窮”格局刻不容緩，消費困局根源直指收入分配？

在上海進博會一場重磅論壇上，知名經濟學家、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劉元春擲地有聲地指出，中國正面臨“強政府、富企業、窮居民”的格局困境。這一尖銳判斷瞬間引爆全場，揭開了中國消費不振的深層傷疤。

數據顯示，中國最終消費率僅為55%，不僅遠低于發達國家80%的水平，甚至居民消費占GDP比重也不到40%，大幅低于全球55%的平均水平。

而且，消費增速正在快速下滑，與GDP增速嚴重脫節，工業產能利用率持續走低，這些冰冷數字共同指向一個現實：整體需求不足已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突出矛盾。

劉元春指出，這本質上是一個分配問題！

在全球對比中，中國居民部門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占比僅60.6%，低于世界平均水平5.5個百分點；而企業部門和政府部門占比分別高出5.6和0.1個百分點。

尤其觸目的是，政府財政支出占GDP比重最高達36%，而居民收入占比僅43%左右，這種失衡格局導致“國家強制性儲蓄過高”，居民錢包被無形擠壓。

短期來看，形勢似乎更加嚴峻。

消費信心在底部徘徊，消費降級現象明顯，一線城市消費疲軟，房地產相關消費持續低迷。

劉元春測算，短期需要補足的消費規模接近2.9萬億元之巨，而當前“以舊換新”等政策僅能撬動約2萬億元，政策力度亟待加碼。

劉元春指出，在中長期，收入分配改革“非常重要”，尤其是織好社會安全網。“所以說‘十五五’是一個關鍵期，一定要彰顯收入分配和共同富裕的主題，把惠民生和擴消費相結合。”

1.現在問題的本質是什么？

當我們談論中國消費不足時，很多人會立刻想到房貸、教育、醫療這些壓在肩上的擔子，認為只要發了補貼、降了利息，人們自然就敢花錢了。

但這只是看到了表面，沒有落到實質上去。

劉元春校長指出的“分配問題”，恰恰點中了這個更深層的結構之困。

而我呢，恰好也想分享下我的觀點，我認為這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分蛋糕”公平性問題，它實際上是中國經濟高速奔馳了幾十年的那臺核心引擎，其運行邏輯所帶來的必然結果。

這臺引擎，我們可以稱之為“投資與出口雙輪驅動”模式。

在過去幾十年“發展是硬道理”的追趕歲月里，這套模式創造了無與倫比的“中國奇跡”。而驅動這臺引擎的，是一個無比強大的“生產性政府”。

可以這樣理解：在資本極度稀缺的年代，國家扮演了一個超級總指揮和超級投資人的角色，它通過強大的產業政策、舉國體制的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對關鍵生產要素（如土地、金融資源）的精準配置，將全社會的力量擰成一股繩，朝著“快速增長”這個單一目標全力沖刺。

它的效率極高，我們今天看到的縱橫交錯的高鐵網、拔地而起的工業園區、以及震撼世界的“中國制造”神話，都是這一模式的輝煌勛章。

然而，任何模式都有其代價。

這套“生產性政府”主導的增長模式，在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也就是全社會新創造出來的財富在第一瞬間如何劃分——上，打下了一個深刻的烙印。財富的分配，會天然地流向那些最能直接、最快拉動GDP增長的環節。誰是急先鋒？是龐大的資本投入，是企業的利潤滾動，是政府投資帶來的巨大乘數效應。

因此，在國民收入這塊大蛋糕被切分的第一刀，能夠直接創造GDP的資本要素（企業利潤、政府投資回報）和政府稅收，就拿走了最大、最厚實的兩塊。

而作為經濟活水源泉的勞動要素，即億萬普通居民通過辛勤工作獲得的工資性收入，其份額便在無形中被相對擠壓了。

那么，便催生了一個關鍵機制：“強制性儲蓄”。

注意，這不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省吃儉用”的主動儲蓄，而是一種由體系內生的、系統性的財富流動。

“強政府”通過土地財政，將居民部門的購買力轉化為地方發展的啟動資金；通過龐大的金融體系（例如，居民低息存款與企業高息貸款之間的利差），將社會資金導向政府支持和扶持的領域；通過國有企業等渠道，將大量利潤留存并用于再投資。

而這些渠道，就像一條條隱秘的河流，將社會財富源源不斷地沉淀、匯聚到公共部門和資本密集型行業。

這些被強制匯聚起來的巨額儲蓄，并沒有停下來，它們立刻被投入下一個循環：轉化為更多的投資。

于是，一個自我強化的循環被塑造出來了，高儲蓄 → 高投資 → 高產能 → 高出口/高基建 → 更高的GDP。此循環一旦啟動，就擁有強大的慣性，它推動著經濟列車一路狂飆。

可我們現在其實已經很明顯發現了，在“更高的GDP”這一光鮮亮麗的成果背后，居民收入的占比在這個循環中被一次次地、結構性地相對稀釋了。整個經濟體系在高效地“造物”，卻在分配環節未能同步地“富人”。

所以，我們今天面臨的消費疲軟，其病根早在幾十年的增長路徑中就已埋下。

它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風寒，而是深植于肌體內部的慢性病癥。

理解了這一點，我們就會明白，任何短期的消費刺激，都只是在為這艘巨輪臨時加速，而真正的轉向，則需要一場觸及動力系統的深刻變革。

2. 誰是真正的“富”？

劉校長提到“富企業”，這一點其實很值得研究的。

相關數據告訴我們，中國的“企業部門”在國民收入中占據著顯著份額，也就是“富有”。

一個“富”字，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遍地黃金、利潤豐厚的商業盛景。

所謂“富企業”，我們所能知道的，其實是那些“頭部企業”——無論是規模龐大的國有企業，還是在風口上崛起的平臺型民企巨頭。

它們是信貸資源的寵兒，能夠以更低的成本獲得寶貴的金融血液；它們是產業政策的焦點，能輕易進入被鼓勵的新興領域；它們也是市場準入壁壘的受益者，憑借體量與規模，構筑起堅固的護城河。它們的“富”，是現金流充沛、資產雄厚、投資迅猛的富。

但那些吸納了超過80%城鎮就業的中小微企業呢？

許多新聞也都反復強調，它們才是中國經濟的毛細血管，維系著最廣泛的生機與活力。

然而，它們的生存狀態，卻與“富”字相去甚遠。

它們長期掙扎在“融資難、融資貴”的泥潭中，一筆救急的貸款可能意味著求告無門，或是承擔遠高于基準利率的成本。它們的利潤薄如刀片，一次原材料漲價、一場市場波動，就可能從微利跌入虧損的深淵。

對它們而言，“富”是一個遙遠而奢侈的概念，“生存”才是每天必須面對的課題。

這個鮮明的對比便是現在，也是近幾十年來的中國的現狀。

國民收入中流向企業部門的那一大塊，在內部進行了一次極不均衡的再分配，資源與利潤，都在向金字塔頂端加速集中。

更關鍵的問題在于，即便是這些頭部企業所獲得的豐厚利潤，也并未有效地轉化為驅動內需的居民收入。這筆巨額的“未分配利潤”，其去向深刻地影響著我們每一個人的錢袋子。

它們主要流向了兩個方向，而這兩個方向，都繞開了普通民眾的消費能力。

第一個方向，是再投資。企業將利潤投入到擴建廠房、增加新的生產線中。

傳統觀念里本是好事，但在當前“需求不足”已成為核心矛盾的背景下，這種源于供給側的、持續擴大的投資，只會進一步加劇我們已經面臨的產能過剩問題。

它讓“供給”和“需求”之間的剪刀差越拉越大。

第二個方向，則是金融投資。當實體投資的回報率開始下降，大量企業利潤并未用于提升員工薪酬或進行技術創新，而是轉而流入了金融體系——購買理財產品，或曾經熱衷于投資房地產。

這筆錢在金融系統內“空轉”，推高了資產價格的泡沫，卻未能進入普通家庭的日常消費循環。

而一個詭異的悖論就此形成——企業部門的賬面上現金流充沛，甚至“錢多到不知該投何處”，而居民部門卻感覺囊中羞澀，不敢消費。

這一幕，與日本上世紀經濟泡沫破裂后形成的“法人化社會”何其相似——企業富可敵國，但整個社會的內需卻如一潭死水，陷入長期通縮的泥沼。

從這個角度而言，所謂的“富企業”其根底之下，是兩個亟需重視的問題。

一是結構性的分化，富者愈富，而承載就業大多數的中小微企業舉步維艱；二是功能性的失衡，企業的高利潤未能成為滋養居民收入的活水，反而在某種程度上加劇了經濟結構的內部失衡。

3. 什么是“窮居民”？

在論壇上，劉校長還提到另一個詞——“窮居民”。

“窮居民”不僅指流量上的收入低，更指存量上的資產負債表脆弱。

在資產端，問題在于一種深入骨髓的“財富結構畸形”。

對于中國普通家庭而言，“財富”幾乎與“房產”畫上了等號，接近70%的家庭資產都凝結在那一磚一瓦之上。這曾是一個造富的神話，無數人依靠房產的升值實現了賬面財富的暴漲。

但當房地產行業告別狂飆突進的黃金時代，進入深刻的下行周期時，這套賴以生存的財富邏輯便瞬間崩塌了。曾經那種“房價永遠漲”所帶來的“財富幻覺”——那種讓人感覺自己很富有、從而敢于大膽消費的心理預期——如泡沫般消散。

取而代之的，是強烈的資產縮水感。

人們眼睜睜地看著自己最大的、最核心的資產價值正在緩慢蒸發，這種切膚之痛會直接作用于他們的消費決策。

經濟學上稱之為“邊際消費傾向下降”，說得直白些，就是當你感覺自己的家底正在變薄時，你花每一分錢都會更加猶豫，更加謹慎。這不是吝嗇，而是人類最本能的財務防御反應。

只是命運的殘酷性在于，就在資產端不斷釋放負面信號的同時，負債端的壓力卻絲毫未減，反而顯得更加沉重。

為了購置這套正在縮水的核心資產，中國居民部門早已透支了未來的購買力，背負了極其沉重的房貸債務。居民杠桿率（債務與收入之比）攀升至歷史高位。這意味著，每個月的收入中，有相當大的一塊必須雷打不動地用于償還房貸的本金和利息。

這筆剛性支出，像一塊巨大的磐石壓在胸口，迫使廣大家庭必須進行更高水平的“預防性儲蓄”。

他們不敢花錢，不是因為不想，而是因為不敢——他們必須存下更多的錢，以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失業、疾病等不確定性，確保那筆至關重要的月供不會斷流。

這份為“安全感”而存在的儲蓄，無情地侵蝕了本可用于當下消費的支付能力。

于是，一個清晰的“雙重絞殺”格局便形成了。

一方面，是收入流這條“活水”的增長速度正在放緩，工資性收入的增長追不上人們對美好生活的預期。

另一方面，更為嚴峻的是，代表家庭總盤子的資產負債表正在經歷“收縮”：左邊的資產在貶值，右邊的負債卻依然剛性存在。

一增一減之間，家庭的凈資產感受大打折扣。

這，才從根本上解釋了為什么即便政府推出各種消費補貼、發放購物券，許多人的消費行為依然趨向于保守和防御。

任何短期的補貼，就像是給一個正在失血的人輸了一袋血，能暫時緩解癥狀，卻無法止住體內那個不斷流血的傷口。

當一個人對自己的整體財富前景感到擔憂，并對未來的債務償還充滿焦慮時，幾百元的補貼根本無法扭轉他根深蒂固的消費謹慎心態。

所以，破解“窮居民”的困局，根本就不是增加當期收入那么簡單，它更是一場關于如何重構居民財富結構、如何穩妥化解債務壓力、如何重塑社會安全感的系統性工程。

4. 最后的看法

我認為，短期的消費刺激政策（如以舊換新、消費券）確實是“強心針”，不過，雖能緩解癥狀，但無法治愈疾病。真正的治本之策，是啟動一場深刻的社會契約變革，將經濟增長的目標從“物的積累”（GDP、產能）回歸到“人的發展”（居民收入、福祉）。

“十五五”規劃將“居民消費率明顯提高”列為核心目標，這釋放了至關重要的信號。

這意味著，中國正在嘗試破解一個世界性難題：如何將一個成功的發展型國家，轉型為一個成熟的、內需驅動型的現代化經濟體。

這個過程必然是痛苦的，因為它觸及了既有利益格局和增長路徑的深層依賴。

但這也是中國邁向高收入國家的必經之路。

當“強政府、富企業、窮居民”的格局逐漸轉變為“強治理、活企業、富居民”的新生態時，中國經濟的巨輪才能真正駛入以內循環為主體、內外循環相互促進的廣闊新海域。

這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一場關于發展哲學的根本性轉變。

我們正在見證歷史。

本文作者 | 東叔

審校 | 童任

配圖/封面來源 | 騰訊新聞圖庫

編輯/出品 | 東針商略（未經允許，禁止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