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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外交官和情報專家、前中央情報局局長、二戰時期戰略情報局駐瑞士站站長艾倫?杜勒斯(Allen Welsh Dulles,1893-1969)的回憶錄《德國地下抵抗運動》(Germany’s Underground),是“讓歷史感同身受”叢書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的獻禮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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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勒斯1941年12月被任命為美國戰略情報局駐瑞士情報站負責人,為二戰情報工作做出突出貢獻。該書是作者派駐瑞士期間與德國反納粹人士進行聯絡、策劃以及對德情報工作的回憶錄。由于絕大多數反納粹人士都被納粹政權處決,資料被銷毀,歐戰勝利后,作者隨即進入德國,為寫作本回憶錄專門收集了大量珍貴資料,更加凸顯了本書的史料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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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時期負責歐洲戰場情報工作的杜勒斯
杜勒斯的傳奇一生
艾倫·杜勒斯,早年畢業于普林斯頓大學和喬治?華盛頓大學。1916年進入外交界,先后在駐維也納、伯爾尼和伊斯坦布爾使館工作,出席過巴黎和會,1922年任國務院近東處處長。1926年開業為律師,后成為蘇利文·克倫威爾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并在1935年堅持關閉了該事務所在納粹德國的業務。
20世紀20年代末、20世紀30年代初,杜勒斯兼任國際聯盟軍備限制事務法律顧問,曾與希特勒、墨索里尼和英法等國領導人會晤。二戰前夕,杜勒斯成為共和黨內“干涉主義”的代言人,會同《外交事務》主編漢密爾頓?阿姆斯特朗,寫了兩本書呼吁放棄“孤立主義”;并成功幫助許多德國猶太人逃往美國。
1941年12月,杜勒斯被美國戰略情報局局長多諾萬選為駐瑞士情報站負責人,建立在歐洲活動的美國諜報網,與德國地下密謀組織進行聯系,收集大量關于納粹德國的情報。1945年3月策劃“日出行動”,推動意大利境內德軍投降,曾引起蘇聯的不滿,史稱“伯爾尼事件”。
戰后杜勒斯繼續在歐洲從事情報活動,先后任戰略情報局柏林站、波恩站站長,直到1945年10月該局撤銷。1948年任負責改革美國情報系統的三人委員會主席。1951年中央情報局成立后任副局長,1953年任中央情報局局長。肯尼迪總統被刺殺后曾參與沃倫委員會的調查工作。
主政歐洲戰場情報工作
就在德軍封鎖法國與瑞士邊界前幾個小時,杜勒斯作為戰略情報局瑞士站的負責人,以公使利蘭?哈里森特別助理的官方頭銜,于1942年11月8日乘火車抵達伯爾尼。他住在紳士街23號,該處毗鄰一個葡萄園,訪客在夜間來去自如也不會被發現。艾倫?杜勒斯的首要任務是“查清楚德國到底發生了什么”。除了關于軍備、補給、士氣和戰略意圖的常規情報之外,美國政府還想知道“在德國有誰真正反對希特勒政權,以及他們是否在積極努力推翻它。”瑞士的情報來源很豐富。這些情報除了來自普通間諜和叛國者之外,還來源于流亡者、僑民、基督教會的工作人員、商人、中立國或德國衛星國的外交官以及希特勒政府的反對者。
作為同盟國在歐洲的主要對手,德國自然吸引了杜勒斯的大部分注意力。他最好的情報來源是他的德裔美籍助手格羅?馮?舒爾茨-加韋尼茨;三名德國軍事情報特工(隸屬軍事情報局“Abwehr”),分別是漢斯?貝恩德?吉斯維烏斯、愛德華?韋特申和西奧多?斯特倫克上尉;一名商人,愛德華?舒爾特;還有德國外交部官員弗里茨?科爾貝。科爾貝是一個十分狂熱的反納粹分子,雖然曾遭到過英國人的斷然拒絕,但他仍一直積極提供情報。他別無所求,只希望反納粹勢力能徹底擊敗希特勒。從1943年8月起,他成為杜勒斯了解德國軍事、政策以及德國與土耳其和日本關系等方面的最豐富的情報來源。
杜勒斯對德國的抵抗運動最感興趣,于是他從左派、保守派和軍方的反抗者那里搜集并獲取了詳細情報。他發現,德國的確有一個反納粹的地下抵抗組織。它由各種不同的團體發展而來,最終實現了行動上的統一,并深入到了軍隊和政府中的重要部門,包括專業人士、教士、勞工領袖以及各條戰線上的高級指揮官等都參與其中,即便是陸軍元帥隆美爾和馮·克魯格這樣的人,最后也成了地下抵抗組織的一分子。還有其他一些人,包括平民和軍人,他們擁有超乎常人的道德品格,他們并不是機會主義者,他們多年來一直堅持同希特勒主義作斗爭。
1944年7月20日,是德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日子。在那天,一群德國人最后一次孤注一擲,他們試圖用炸彈在東普魯士代號“狼穴”的指揮部刺殺希特勒,并且建立一個鏟除掉所有納粹分子的政府——如果這樣都無法向盟軍要到更好的談判條件,那么這個政府甚至愿意無條件投降。在“7.20計劃”實施的前幾個月,杜勒斯一直與那些密謀在德國鏟除納粹分子、推翻納粹政權的人們保持著密切聯系。信使們冒著生命危險,在瑞士和德國之間來回奔波,他們通過杜勒斯發展起來的秘密渠道,將含有這些密謀者最新進展的情報傳遞到杜勒斯手中。這些信使中的最后一人再也沒有回來,他被納粹分子逮捕并處決了,但正是他帶來了一個重要消息:所有除掉希特勒的計劃都已準備充分,而且執行計劃的密謀者們也已準備就緒。7月13日,杜勒斯從瑞士首都伯爾尼用無線電告訴華盛頓總部,那些密謀者給他發來消息——“接下來的幾周,將是我們證明德國人民決心將希特勒及其黨羽從德國徹底鏟除,并建立一個正常化政權的最后機會。”
杜勒斯的主要情報員小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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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韋尼茨(左)正在與杜勒斯研究關于意大利德軍的情報。格羅?馮?舒爾茨-加韋尼茨(Gero von Schulze Gaevernitz,1901-1970),德國經濟學家,二戰時期杜勒斯的重要助手。1945年2至5月,在瑞士促成駐意大利北部上百萬德軍投降的代號“日出行動”的談判中,加韋尼茨發揮了重要作用,為此榮獲美國自由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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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斯?貝恩德?吉斯維烏斯(Hans Bernd Gisevius,1904-1974),德國外交官、情報官員。1933年加入內政部,在新組建的蓋世太保秘密警察部門任職,后參加反希特勒密謀活動,秘密收集納粹罪行的證據,并盡力遏制希姆萊和黨衛軍勢力的擴張。二戰爆發后進入德國軍事情報局工作,協助該局局長威廉?卡納里斯繼續從事反對希特勒的活動,參加了與梵蒂岡教皇皮烏斯十二世的反納粹秘密會談。1940至1944年任德國駐瑞士副領事,擔任前陸軍總參謀長路德維希?貝克上將、威廉?卡納里斯和前萊比錫市長卡爾?戈德勒等反納粹首腦人物與美國戰略情報局駐瑞士負責人、本書作者杜勒斯之間的聯絡人。回國后遭蓋世太保拘押調查,后被釋放。
刺殺希特勒的“7?20事件”失敗后,吉斯維烏斯躲藏在未來的妻子、瑞士人格爾達?伍格家里,一直到1945年1月,在杜勒斯和瑞士政府的幫助下,借道西班牙逃往瑞士,是少數活到戰后的反納粹人士之一。在戰后紐倫堡審判中成為關鍵證人,為空軍元帥赫爾曼?戈林、內政部長威廉?弗里克、最高統帥部總參謀長威廉?凱特爾、保安總局局長恩斯特?卡爾滕布魯納等人的定罪提供了重要證據,并為前經濟部長、經濟學家亞爾馬?沙赫特辯護,后者被判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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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奧多?斯特倫克(Theodor Strünck,1895-1945),德國律師,地下抵抗組織骨干成員。早年在保險公司做律師,同情納粹運動,但是納粹黨上臺后轉而反對它的殘暴統治。1937年加入預備役部隊,開始在軍事情報局特工、反納粹地下抵抗運動成員漢斯?奧斯特手下工作,與地下抵抗組織領導人卡爾?戈德勒保持聯絡,并在自己家里舉行抵抗組織的秘密會議,參與了1944年7月20日炸彈刺殺希特勒的密謀策劃活動;8月1日被逮捕,10月10日被納粹“人民法庭”判處死刑,關進弗洛森堡集中營,1945年4月9日與卡納里斯、漢斯?奧斯特等人一起被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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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德華?舒爾特(Eduard Schulte,1891-1966),德國著名企業家,最早向盟國發出警告并向世界講述納粹對歐洲占領區猶太人進行系統性大屠殺的人之一。1926年,35歲的舒爾特成為吉舍礦業西里西亞公司(Giesche's Erben)的總經理,在企業經營管理中,舒爾特與政府和軍方高層均有聯系,掌握了不少重要情報,并經常前往瑞士蘇黎世,與美國戰略情報局瑞士站站長艾倫?杜勒斯、德國駐瑞士副領事吉斯維烏斯均建立了聯系,同波蘭和法國的情報機構也有聯系。
1942年,舒爾特聽說了對猶太人實施種族滅絕的“最后方案”,7月份告訴了世界猶太人大會的瑞士代表格哈特?里格納(Gerhart M. Riegner),8月份里格納拍電報給盟國進行了報告。1943年,蓋世太保發現了他的秘密活動,在軍事情報局特工愛德華?韋特申的通風報信和協助下,舒爾特12月2日攜妻子逃亡瑞士,但他的兩個兒子仍留在德軍中作戰,其中一個喪生。戰后舒爾特保持了沉默,里格納也一直拒絕透露是誰向他提供了信息,因為這是“那個人向我提出的唯一請求”。
弗里茨?科爾貝(Fritz Kolbe,1900-1971),德國外交官,著名盟國間諜,反納粹人士。早年以民工身份參加了一戰。1925年3月進入外交部工作,10月被派駐西班牙首都馬德里,一直到1936年1月。此后又先后派駐波蘭和南非,由于科爾貝拒絕加入納粹黨,因而一直得不到提拔。因能力出色,1941年科爾貝被分配到外交部派駐軍方的聯絡官卡爾?里特(Karl Ritter)手下工作,負責判讀駐外大使們發回來的外交電報,并挑選重要情報以及摘錄國外媒體重要消息給里特。
由于受到反納粹組織“星期三社團”成員、著名外科醫生、陸軍總醫師費迪南德?索爾布魯赫(Ferdinand Sauerbruch)的影響,科爾貝從1941年起積極投入到反納粹的活動中,因為認識到自己手上情報的重要性,他在當年底美國因珍珠港事件參戰前夕,曾試圖與數日后就被關閉的美國駐柏林大使館取得聯系。由于不喜歡納粹政權的所作所為,科爾貝不久后再次申請外派到挪威、南非,期間利用空白護照幫助了不少猶太人逃離德國,并給法國地下抵抗組織和“自由法國”運動傳遞情報,其中有些情報被轉送給倫敦。1943年,外交部一位同樣反納粹立場的同事將科爾貝安排到重要的外交信使崗位,為其開展間諜活動提供了極大便利;同年8月19日,科爾貝攜帶外交包裹前往瑞士伯爾尼,起初試圖向英國大使館提供油印機密文件,但遭到英國人拒絕,于是科爾貝又轉向了美國人那里,他們決定給他一個機會。科爾貝的代號被稱為“喬治?伍德”(George Wood),接頭人就是美國戰略情報局瑞士站站長艾倫?杜勒斯,到戰爭結束時,科爾貝將1600份文件交給了杜勒斯,內容包括:德國對盟軍D日登陸地點的判斷、V型導彈項目、Me-262噴氣式戰斗機項目、日本在東南亞的計劃、曝光英國駐安卡拉大使館的德國間諜“西塞羅”(Cicero)。科爾貝被中央情報局描述為二戰期間最重要的間諜,杜勒斯曾寫道:“喬治?伍德不僅是我們關于德國的最好消息來源,而且無疑是任何情報機構都有過的最好的特工之一。”
科爾貝從未因其秘密工作獲得過任何報酬,他稱自己這么做的動機是:“為了不幸的同胞,盡早結束戰爭,幫助集中營的犯人免遭更多痛苦。”戰后,科爾貝在德國被大多數人視為叛徒,備受鄙視和憎恨。1949年,科爾貝試圖在美國定居,但找不到合適工作;1951年申請重返德國外交部工作也未成功;最終找到一個美國電鋸制造商代表的工作。2003年,記者盧卡斯?德拉特(Lucas Delattre)為科爾貝撰寫的傳記在法國出版;2005年出版英譯本《第三帝國心臟的間諜:二戰美國最重要間諜弗里茨?科爾貝的傳奇故事》(A Spy at the Heart of the Third Reich: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Fritz Kolbe, America's Most Important Spy in World War Ⅱ)。2004年,德國外交部成立了一座以科爾貝名字命名的紀念館,其工作得到外交部正式認可。2005年,科爾貝被列入建在施陶芬貝格上校被處決地點旁邊的德國抵抗運動紀念館。
研究德國地下抵抗運動的經典專著
“歐洲勝利日”之后,杜勒斯被派往德國工作,這讓他有機會對地下抵抗運動的整個密謀計劃和參與者展開廣泛深入的走訪、調查。“7.20”刺殺希特勒的行動失敗后,希姆萊動用蓋世太保所有的資源和手段,追捕任何一名被懷疑是同謀的人,處決了數千人,但總有那么一些人活了下來,其中有一些后來成為了杜勒斯的朋友。此外,納粹分子在毀滅可能指證他們的人方面,往往比銷毀書面證據做得更加徹底。因此,蓋世太保的檔案、對這些密謀者審判時的速記材料,以及其他一些來源,都能夠提供有關這些密謀計劃和參與者的生動細節。還有許多事實也被記載到了紐倫堡審判的法庭記錄中。為了寫作本書,杜勒斯對相關資料進行了全面研究。
1946年,瑞士出版了德國地下抵抗組織內部人士的三份主要記錄:外交官烏爾里希?馮?哈塞爾在1938年到1944年期間寫的日記;漢斯?貝恩德?吉斯維烏斯撰寫的關于政治警察局和軍事情報局內部情況的報告;以及法比安?馮?施拉布倫道夫以東線中央集團軍群的海寧?馮?特萊斯科夫上校身邊的抵抗組織視角所寫的報告。紐倫堡戰犯審判中出現了大量關于抵抗組織的情報,特別是在首輪審判主要戰犯時,人們收獲頗豐。
杜勒斯的記錄在1947年首次出版,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部分原因在于它所包含的情報遠遠超出了上述來源。杜勒斯能夠利用到戰后兩年發表的記錄、紐倫堡審判的材料和一些未發表的記錄,例如德國外交部的阿爾布雷希特?馮?凱塞爾的記錄,以及因參與抵抗運動而被處以絞刑的赫爾穆特?馮?毛奇的遺孀芙蕾雅?馮?毛奇的記錄,還有秘密警察(蓋世太保)和“人民法庭”檔案中的材料。多年來,杜勒斯的書一直是人們了解德國地下抵抗運動某些方面情況的主要來源,它記述了雅各布?沃倫伯格與反希特勒平民領袖卡爾?戈德勒的遭遇。此外,書中還披露了被“人民法庭”處以絞刑的普魯士財政部部長約翰內斯?波皮茨的活動細節,在1943年1月斯大林格勒遭受重創后,懷有二心的海因里希?希姆萊試圖推翻希特勒,只要能和盟軍達成協議,而波皮茨在這場談判中充當了中間人的角色。1943年5月,希姆萊首先通過黨衛軍上將卡爾?沃爾夫與德國境內的抵抗組織取得聯系,想知道他們是否會支持他鏟除希特勒并親自掌權。1943年4月,杜勒斯從馬克西米利安?祖?霍恩洛赫王子那里了解到希姆萊的想法。
杜勒斯在本書前言中寫道:“這些冒著生命危險反抗納粹統治的德國人的故事應該被講述,這不僅僅是在講一個密謀故事,而是用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即使是在一個極權國家里,爭取個人自由的斗爭也從來不會停止。知道這些在納粹德國曾經發生的故事,能夠激勵所有希望德國明天建設得更加美好的人們努力奮斗。”
長期研究德國地下抵抗運動的學者、著名加拿大麥吉爾大學教授彼得?霍夫曼在引言中如此評價本書:“這一書稿的重要性,首先在于這位盟國里面深諳此道的專家,對其他各種版本的記載進行了核實。”“正是因為杜勒斯作為間諜專家的非凡技能,他才得以順利‘滲透’到德國地下抵抗組織中,最終寫就了一份具有重要價值的書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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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優秀出版社
武漢大學出版社
—whupress1981—
內容來源:章和言
排版:彭思聰
審核:發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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