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下崗潮楊成武將軍直言：讓下崗工人自生自滅，我心里不同意

1995年初冬，北京宣武門外的寒風割面。一群剛從首鋼領完解除勞動合同通知的工人圍在小煤爐旁取暖，40多歲的老車工張師傅悶聲嘟囔：“咱們算完了，沒人管。”旁邊有人應了一句：“自生自滅唄。”這句帶著苦澀的牢騷，很快被北風吹散，卻正巧被來京開會的促老協會工作人員聽見。幾天后，這句話被帶進了西城區三里河南的一間會議室，坐在主位的楊成武上將聞言沉默片刻，眉頭一皺：“讓過去為國家流汗流血的工人自生自滅，我心里不同意。”

對許多人來說，楊成武的名字與百團大戰、東山島炮聲緊緊相連；然而到1993年，他已從戎五十余載，轉而擔任中國老區建設促進會會長。換了一身便裝，這位72歲的老將依舊日程排得密不透風。剛上任不久，他給秘書定下規矩：文件簡短，數字準確，有問題必須去現場看。于是，從井岡山到太行山，從延安一路到大別山，三年跑遍了二十余處老區。

1993年暮秋在贛南，地方干部向他匯報，“青壯年外出打工，留下老人孩子，集體經濟空心化”，楊成武立刻追問：“當地有無退伍老兵？有多少下崗工人回鄉？”統計數字一出，他用鉛筆圈了好幾道紅線：“老區減貧，不光是修路搭橋，還得讓這些老工人重新頂上崗位，技術不能荒廢。”

在隨后的全國老區經濟調研會上，他第一次把“下崗潮”與老區振興并列提出，主張把有經驗的產業工人優先安排到開發性項目中。會上有同志提醒，“改制剛起步，各地顧得上自己就不錯，還談不上支援。”將軍沉聲回答，“當年打仗，子彈都捉襟見肘，照樣想辦法；今天說沒錢沒政策，就該我們想辦法。”

說干就干。1994年春，他和協會幾位副會長聯絡輕工部，為湖南汝城老區爭取了一條年產千噸的木地板生產線，限定條件只有一條：優先錄用本地下崗職工。項目投產那天，車間里一片鞭炮聲，十五名原株州化纖廠的技術工重新戴上工作證，笑得像過年。

有意思的是，楊成武對“宣傳”二字有著近乎固執的熱情。“打仗靠群眾，建設更離不開群眾。”1994年夏，他在延安窯洞里同當地宣傳干事座談，甚至親自修改中波短波并行的廣播稿，把“下崗工友回鄉創業”作為主打欄目。三個月后，延安老區出現第一批由返鄉工人自籌、政府貼息的小機械廠，解決了數百人的飯碗問題。

1996年6月，山西呂梁高溫炙烤。楊成武拖著剛出院的身體，越過塌方的山路去看望石樓縣的抗戰老兵。當地干部匯報：“人缺水，更缺錢。”他說：“水是生命線，錢咱們來想。”回京第二天，他拍板組建“呂梁旱區水窖專項小組”，自己帶頭捐了三萬元。短短半年，老區群眾家門前挖滿石砌水窖，一場秋雨過后，一窖窖山泉解決了兩萬余人的飲水難。

這一年，國企改革進入深水區，下崗人數陡增。楊成武在協會月度例會上再次強調：“企業轉換機制不是撂擔子。廠子難，工人更難，我們要幫他們找到新陣地。”協會隨后與多所技校簽訂合作協議，為40歲上下的下崗工人開設短期培訓，電工、焊工、農機維修等九個專業輪番上馬。結業晚會上，來自武漢的女工胡玉芝握著證書哽咽著說：“多活一技，心里就亮堂。”

不得不說，將軍的身體被日日奔波拖得越來越差。1997年春，他在廣州考察時突發高燒，醫生勸留院觀察。他卻讓秘書把老區經濟數據帶到病房，一頁頁審看，“趁腦子還清楚，抓緊辦。”護士悄聲嘀咕：“這位老爺子心可真硬。”同室病友笑答：“那是鐵軍的底子。”

歲月沒有因為他的倔強而停步。1998年初，中央有關部門在國企改制座談會上引用了促老協會的調研報告，明確提出“對有專業技能的下崗工人要優先吸收進入新興企業與欠發達地區建設”。消息傳到三里河南，楊成武抬頭看著窗外的冷雨，點了點頭，卻只說了一句：“還得繼續跑。”

一生披風沐雨，刀光與寂寞都嘗過。戰爭年代，他守住故土；和平時期，他守住工人和老區。2004年10月14日清晨，楊成武在北京逝世。后事一切從簡，遵照遺愿，花圈費用全部捐給老區教育基金。消息傳到山西、贛南、延安，一封封落款“下崗工友”的挽聯寄到北京，字跡或粗或細，卻共同寫著八個字：“不讓工人自生自滅。”

多年后，當年在首鋼爐臺旁嘆氣的張師傅已成民營鑄件廠的班組長。有人問他：“那時最難熬的日子怎么挺過來的？”老工人拍拍胸口：“有人替咱們說過話，心不散，勁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