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時在會上撤了毛主席的軍事職務，王稼祥的表現卻把他震驚到了

老覃在昨天發布了《大敵當前，誰來掛帥？周恩來和毛主席互相推讓，結果鬧得不歡而散》一文到“覃仕勇說史”上，文中講到：1932年10月3日至8日，以任弼時為首的蘇區中央局在寧都小源村召開了歷史上著名的“寧都會議”，橫加指責毛主席“不尊重黨領導機關與組織”，不顧周恩來、朱德等人的勸阻，堅持撤銷了毛主席的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勒令毛主席回后方做政府工作。

說起來，任弼時在少年時期，可是毛主席的鐵桿粉絲，而且，他的個人成長，也得到過毛主席的幫助。

甚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毛主席也算得上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呢。

這一點，老覃在早年發布的《任弼時長時間未能領悟毛主席的戰略思想，為何能成五大書記之一？》一文中提到過的。

1920年，16歲的任弼時剛剛考入長沙長郡中學，而這個時候，毛主席早已和蔡和森等人成立了新民學會，引領革命風潮，成為了海內青年領袖。

任弼時和同班同學蕭勁光久聞毛主席大名，雙雙加入了毛主席牽頭搞的俄羅斯研究會，后來在毛主席的幫助下，到俄羅斯勤工儉學成為了第一代留蘇學生。

此外，老覃還發布過《任弼時大鬧“五大”會場，陳獨秀表現失態，毛主席最終黯然離場》一文，講的是1927年4月27日，毛主席在中共“五大”不留情面地批評了陳獨秀、彭述之放棄革命領導權的右傾錯誤，當時，就得到了從蘇聯學成歸國的任弼時的強有力的支持。

但是，短短數年之后，即在1932年的寧都會議上，任弼時為何固執己見，一定要撤銷毛主席的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軍事職務呢？

這也是事出有因。

老覃在九月份發布的《任弼時初到蘇區，就處決了一名紅軍團政委，其中的斗爭有多慘烈？》一文中說了，任弼時和王稼祥、顧作霖三人組成“三人團”進入中央蘇區，他是“三人團”的首席，擔任了中共蘇區中央局組織部長，擁有很大的話語權。

而且，他是受命貫徹中共六屆四中全會路線進入中央蘇區的，唯王明、博古馬首是瞻。

因此，在主持贛南會議時，就毫不留情面地批判了毛主席。

此后，他讀了張聞天在《紅旗周報》上發表的社論，看了中共臨時中央五月二十日密電，更加認定了毛主席的“錯誤”，從而，一而再、再而三地阻攔毛主席恢復紅一方面軍總政委之職。

這次的情緒這么過激，主要有兩個觸發點。

一是在八月二十四日，他要求毛主席率領紅一方面軍攻打江西東部重鎮南城，毛主席認為那里已有敵三個師十七個團兵力守衛，拒不聽命。

二是在九月二十六日，毛主席沒有向后方的蘇區中央局請示，以紅一方面軍總司令朱德、總政委毛澤東的名義，發布了《在敵人尚未大舉進攻前部隊向北工作一時期的訓令》。

單就這兩點，他就認為毛主席抗命不遵，又擅作主張，那就非撤毛主席之職不可了。

然而，就在他認為“毛同志承認和了解錯誤不夠”，堅持要撤除毛主席的軍職——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時候，一個讓他倍感震驚的事發生了——“三人團”成員之一的王稼祥，作了振聾發聵發言，明確地支持毛主席。

根據王稼祥夫人朱仲麗在《黎明與晚霞》一書中的述說，王稼祥生前對當時的會議做過詳細的回憶，并在會上針對任弼時講了兩個“眾所周知”。

第一個“眾所周知”，他說了他“是四中全會后由中央派來蘇區的，對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從和執行的”，但是，在擔任了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后，通過和毛主席長時間的接觸和了解，認定了毛主席“提出的戰略思想和戰術原則，已經被實踐證明為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揮決策也一再被證明是正確的”。

第二個“眾所周知”，強調與毛主席“并非舊交，相識不久”，支持毛主席，純粹是從大局著想，跟著真理走。

由于王稼祥也是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派出的“三人團”之一，初到中央蘇區時，思想和見解都和任弼時保持高度一致，這突然間站在了任弼時的對立面，鼎力支持毛主席，不由得任弼時不感到震驚。

但任弼時背后有上海中共臨時中央的支持，與項英、顧作霖仿佛組成了新的“三人團”，以空前猛烈的火力批判毛主席，最終，還是撤掉了毛主席的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的職務。

王稼祥對此無比難過。

毛主席離軍返回后方，他流淚相送，依依不舍。

反倒是毛主席勸慰他，說：

“我倆處于少數，服從組織分配吧！革命不分前方和后方，我到后方之后，軍事上有什么問題，你們還可以隨時來找我。”

毛主席這樣的一句肺腑之言，讓王稼祥充分見識到了毛主席的高尚情操，從此徹底摒棄掉了教條宗派主義，一生擁護毛主席的正確路線，至死不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