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曦烈士親屬為何未能申請到受難者補償金

1950年6月10日，聶曦身著白衫，雙手被反綁在身后，脖子上套著麻繩，面露微笑，慷慨赴死，年僅33歲。彼時，聶曦妻子高秀娟23歲，他們的女兒才5歲，而兒子尚未出生。

聶曦視死如歸的氣魄，令人敬仰，然而他的血跡未干，遺體未冷，“官方”判決他的卻是“投敵者”“叛亂者”這些冰冷徹骨的詞語。

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特務大肆宣傳蔡孝乾這樣的叛變者“棄暗投明”的壯舉，惡意抹黑聶曦這樣的愛國者為“叛亂者”，導致聶曦的真實身份長期模糊化。

幾十年來，“叛亂者”成為擺在聶曦妻子高秀娟和兒子聶尚驥、女兒聶凱聲面前一道無法跨越的鴻溝。1999年，他們以受難者家屬身份，向臺灣“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申請受難者補償，但卻未予批準，“不予補償”。

之所以“不予補償”，“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這樣答復聶曦親屬：聶曦并不否認搜集機密資料，代為傳遞機密函件，唯辯稱其不知吳石為匪工作，但其犯罪確有實據：一、聶曦自1940年起即跟隨吳石，觀察吳石犯罪行為，大抵以聶曦為內部窗口，因當時吳石并非聶曦主管，聶曦明知有異常情形仍配合辦理，說其不知吳石為匪工作與常理有違；二、聶曦承認自1949年底即發現吳石有投匪可能，仍協助其自江愛訓、方克華、黃德美處取得機密資料，其在傳遞文件時即知悉吳石有搜集軍事機密、泄露機密的情形，因此依其客觀行為可推斷其主觀犯意；三、吳石交代聶曦辦理非其職務之工作，且事涉軍事機密，甚至在遇到困難時，還下指示條……

有關檔案顯示，從1950年到1954年，臺灣軍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多達29000多起（平均一天處理20個左右案件，怎么能審得細審得對），14萬人受到牽連。在《懲治叛亂條例》里，“意圖顛覆政府”就是死罪（怎么界定“意圖”，看不看證據，誰最后說了算）。在《冤獄賠償法》里，羈押期間只要最后沒被起訴或被判無罪，就能得到補償，但如當事人有“故意或重大過失”，則不給賠償（何為“故意”，什么叫“重大過失”，全憑權力者自己理解）。

當年吳石從“免于死刑”到“立即執行”，就源于蔣介石的直接干預，所謂“司法程序”淪為了權力的附庸。當權力碾過司法，就像石磙碾過螞蟻。當法律的正義跟政治的現實發生沖突時，司法在權力面前，無疑螳臂當車，啥也不是。

后來，臺灣開始所謂的民主化，成立“補償基金會”，但擺在權力者面前的難題是，如給予補償就意味著“否定反共歷史”，因此涉及政治受難者的補償就涉及歷史評價的敏感問題，權力者不允許推翻歷史，受難者也就很難得到補償。

網上有消息稱，2005年，高秀娟曾參加政府主辦的“白色恐怖墓冢勘查活動”，想推動歷史正名和補償。可僅“法不溯及既往”這一句話，就把她所有的希望撕得粉碎，夢想被現實擊得支離破碎。

如今，高秀娟帶著遺憾走了，而關于聶曦案，歷史與現實則留給我們很多疑問：我們該如何定義“叛亂”與“英雄”的界限？法治與政治怎么博弈？

- 完-

總有一些歷史需要被記憶，總有一些情懷需要被喚醒。

每一份溫暖都值得被傳遞，每一份善意都值得被溫柔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