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吳石將軍犧牲，僅兩人敢出來保護他家人，其中一人意想不到

一、 將軍的最后一餐，孤兒的第一夜

1950年6月10日，臺北馬場町。

行刑前，陸軍中將吳石提了最后一個要求：吃一頓飽飯。

一碗紅燒肉，幾個小菜，對于一個曾統管千軍萬馬的“國防部”參謀次長，這要求簡單得讓人心酸。

飯后，幾聲槍響，子彈穿透了這位57歲將軍的胸膛，白襯衫上，血色迅速暈開。

蔣介石的親筆手令，為這位曾被譽為軍界“十二能人”的奇才，定下了“通匪”的死罪。

在那個年代的臺北，這兩個字不是判決，是咒語。

它能讓一個活生生的人，連同他所有的社會關系、親情、友誼，瞬間蒸發。

沾上它，你就成了人人躲避的瘟神，你的名字，別人提都不敢提。

吳石的倒下，只是個開始。

家里那座溫暖的宅院，很快就成了別人的。

僅僅一個星期，憲兵就上了門，家產被貼上封條，房子直接充公。

16歲的女兒吳學成拉著年僅7歲的弟弟吳健成，手里攥著幾件換洗衣物，就這么被推出了家門。

一夜之間，他們從將軍的子女，變成了臺北街頭多出來的兩個孤魂野鬼。

白天，姐弟倆在人潮里穿行，躲著那些探究、憐憫又或是嫌惡的目光。

晚上，臺北火車站冰冷的水泥長椅，就是他們的床。

那種冷，能從骨頭縫里鉆進去。

饑餓感像一條毒蛇，時刻纏繞著他們。

有記錄提到，在他們流浪的第十天，姐弟倆一整天吃進肚子里的東西，加起來的熱量還不到350大卡，連一個普通成年人一頓正餐都頂不上。

七歲的吳健成哪受得了這個，身體扛不住了，一天里控制不住地抖了五次，牙齒咯咯作響。

過去吳家車水馬龍，如今是門可羅雀。

父親那些曾經把酒言歡、稱兄道弟的同僚故舊，現在都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在巨大的政治風暴面前，人與人之間的那點情分，連張紙都算不上。

就在姐弟倆快要餓死、凍死在街頭的時候，兩道光，從兩個完全想不到的地方照了過來。

二、 高墻里的手，悄悄遞出的溫度

誰都想不到，當整個臺灣官場對“吳石”兩個字諱莫如深，生怕惹火燒身的時候，第一個暗中出手相救的，竟然是當時島上僅次于蔣介石的“二號人物”——陳誠。

陳誠和吳石，這關系可不一般。

他們不光是保定軍校三期的同學，還是睡上下鋪的室友。

那時候，吳石是全校出了名的學霸，考試門門第一，陳誠私下里都叫他“學精”。

那份從少年時代就結下的交情，不是官場上那些虛頭巴腦的東西能比的。

當年打北伐，陳誠的部隊被圍得水泄不通，眼看就要全軍覆沒。

是吳石，親自帶著部隊，硬是從敵人鐵桶般的包圍圈里撕開一個口子，把他給撈了出來。

這是過命的交情。

吳石后來能到臺灣擔任要職，也是陳誠力保的結果。

他太清楚吳石的軍事本事了。

所以，當吳石的真實身份暴露時，對陳誠的打擊是雙重的。

政治上，這是個大地震；情感上，這等于是在他心上剜了一刀。

蔣介石氣得暴跳如雷，整個官邸的氣壓低得嚇人。

誰敢在這時候替吳石說話，就是往槍口上撞。

負責審案的蔣鼎文，不過是委婉地說了幾句求情的話，官帽子差點當場就被擼了。

陳誠作為“二號人物”，他的一舉一動，不知道有多少雙眼睛在暗中盯著。

他不是沒試過，可剛一開口，就被蔣介石劈頭蓋臉地罵了回來。

想公開救人，門都沒有。

但是，陳誠沒有選擇縮起來。

他心里的那份舊情，沒被政治的冰水完全澆滅。

他選擇用一種更隱蔽、更聰明的方式來做這件事。

他的第一個目標，是吳石的夫人王碧奎。

她被單獨關在一個沒有窗戶的黑牢里，長三米，寬不到兩米。

關了七個月，出來的時候人已經脫了形，體重只剩下38公斤。

她的案卷送到陳誠桌上時，下面的人都覺得，這個人死定了。

陳誠拿起筆，在卷宗上寫了三個字：“暫緩辦”。

就這三個字，在當時那種環境下，分量比千斤還重。

它沒說放人，也沒說不辦，但它給這件事踩下了剎車。

就是這個“暫緩”，讓王碧奎在生死線上有了一絲喘息之機，最終以“借押外醫”的名義被保了出來，活了下來。

他的第二個目標，就是那兩個在街上挨餓受凍的孩子。

當吳學成姐弟的慘狀傳到他耳朵里時，他沒有派人公開慰問，那等于是在宣告自己的立場。

他只是對身邊的侍從官下了一道口頭命令，聲音不大，但足夠清楚：“去聯系社會處，給他們送20張食品票，兩床棉被。”

這幾樣東西，對當時的姐弟倆來說，就是救命稻草。

這道來自權力頂峰的、不留痕跡的指令，讓他們暫時不用死了。

三、 塵埃里的心，拼了命的守護

如果說陳誠的善意，是高墻之內涌動的一股暖流，那吳蔭先的出現，就像是在冰冷的市井街頭，點起了一堆實實在在的篝火。

吳蔭先是吳石的遠房族親，一個在臺北糕餅店里揉面團的普通人。

他沒權沒勢，自己過日子都緊巴巴的。

在“白色恐怖”最嚴重的時候，敢收留“匪諜”的家屬，他要冒的風險比陳誠大多了。

陳誠辦砸了，頂多是挨頓罵；他要是被特務發現了，那可能就是全家跟著倒霉。

可當他在街上看到那兩個穿著破爛、餓得面黃肌瘦的孩子時，他什么都沒想。

血緣里的那點親情，和人性里最根本的善良，讓他壓根就沒猶豫。

他把吳學成和吳健成領回了自己租的那個小破屋里。

這個決定，差點讓他自己也活不下去。

糕餅店的老板很快就把他辭了，話說的很直白：“怕惹上麻煩”。

沒過幾天，房東也來趕人，生怕這家人會連累自己。

吳蔭先沒辦法，只能帶著自己的孩子和吳家的兩個孩子，搬進了一個用木板和鐵皮搭起來的棚屋，整個屋子只有六平米大。

就這樣，他也沒想過把孩子送走。

他出去打零工，干一天活賺一點錢，自己經常餓著肚子，也要讓孩子們能吃上一口熱的。

吳學成后來回憶說，那段日子太苦了。

弟弟餓得實在不行，在中藥鋪打工的她，就偷偷拿了些當歸頭，磨成粉末，騙弟弟說是“咖啡粉”，沖水給他喝。

吳蔭先的出現，至少給了他們一個能擋風遮雨的地方，一個不像家的“家”。

但吳蔭先做過最大膽、最讓人敬佩的一件事，是去給吳石收尸骨。

吳石被槍決后，遺體被草草埋了，根本沒人敢去認領。

一個陸軍中將，死后連個收尸的人都沒有。

就是吳蔭先這個小人物，自己一個人四處打聽，到處求人，冒著隨時可能被特務抓走的巨大風險，最后真的從臺灣軍法局那里，把吳石的骨灰給領了回來。

然后，他偷偷地把骨灰壇安放在臺北郊外的一座寺廟里。

這已經不是簡單的收留了。

在那個所有人都噤若寒蟬的年代，這是一個普通人，用一個匹夫的勇氣，為一個他敬佩的親人，守住了最后一點做人的尊嚴。

一道來自權力巔峰的暗中庇護，一束來自社會底層的頑強火光。

陳誠和吳蔭先，一個在廟堂之上，一個在江湖之遠，地位天差地別，卻在那個黑暗的十字路口，做了同樣的選擇。

王碧奎出獄后，帶著兩個孩子艱難度日。

吳學成很早就輟學去打工，供弟弟上學。

吳健成頂著“匪諜之子”的帽子，在學校里受盡白眼，卻硬是憑著一股勁考上了臺灣大學，后來又去了美國，成了一名出色的工程師。

1994年，那壇由吳蔭先冒死領回的骨灰，跨越了海峽，與夫人王碧奎的骨灰在北京香山福田公墓合葬。

墓碑朝向東南，遙望著臺灣的方向，碑身背面，刻著吳石將軍生前寫下的一首詩中的八個字。

丹心在茲，與山河同。

參考文獻：
何康，《吳石傳》，九州出版社，2013年。
劉曉寧，《“密使一號”吳石的最后歲月》，《黨史博采》，2011年第4期。
吳學成口述，劉繼興整理，《父親吳石的最后日子》，《文史博覽》，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