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社論｜大多數女性仍能獲得墮胎藥 情況也許很快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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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推翻了“羅訴韋德案”，終結了憲法所保障的墮胎權。當時，無論支持還是反對這一裁決的人，大多都預期墮胎數量將會下降。畢竟，如今將近四成美國女性生活在墮胎限制極為嚴苛的州。然而，現實情況恰恰相反。全美范圍內接受墮胎的女性人數反而增加，就連大部分實施墮胎禁令的州也是如此。這一出人意料的結果表明，那些希望或需要終止妊娠的女性，會竭盡所能尋找實現這一目的的途徑，而且也說明墮胎藥已經重塑了生殖醫學的實踐模式。

目前在美國，每四例墮胎中就有一例通過遠程醫療完成，也就是由人們在線訂購藥物來實現。醫生開具處方，郵購藥房負責配藥并寄出。當藥物送達后，包括許多生活在“紅州”的女性在內，就可以在家中服藥，在妊娠初期終止妊娠。大量研究反復證實，這種方式在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表現極佳。早在2006年，荷蘭醫生麗貝卡·貢珀茨就率先采用這種方式，為那些主要生活在將墮胎定為犯罪的低收入國家的女性提供服務。如今，遠程醫療墮胎已成為維持美國墮胎獲取渠道的關鍵環節。

不過，假定這種現狀會一直持續下去，將是一個錯誤。共和黨政客正在通過州法與聯邦行動結合的方式，大力收緊遠程醫療墮胎的空間。如果未來三年墮胎想要像過去三年那樣仍然保持相對可及，生殖健康與個人自由的捍衛者就必須奮起反擊。他們可以有底氣地這么做，因為民意站在他們這一邊。美國公眾認為藥物流產應當合法的人數，大約是反對者的兩倍。

目前，反墮胎陣營限制獲取的主要路徑，是封堵跨州郵寄墮胎藥的渠道。路易斯安那州和得克薩斯州在這方面走得最為激進。在路易斯安那州，檢察官已對紐約州和加利福尼亞州的墮胎提供者提起刑事指控，理由是他們從州外開具處方并寄送墮胎藥。在得克薩斯州，州司法部長肯·帕克斯頓與私人律師喬納森·米切爾已對州外的墮胎服務提供者以及由貢珀茨醫生創辦、同時也是規模最大的遠程醫療服務之一的援助通道提起訴訟。

9月17日，得克薩斯州通過了一項全國首例的新法案，向大量新訴訟敞開大門。這部法律在大多數情況下允許私人公民起訴向任何得州居民制造、分發或開具墮胎藥處方的人。每一宗訴訟都可以索賠至少10萬美元，而且即使最終并未發生墮胎行為，也可以提起訴訟。

特朗普政府可能還會設置其他障礙。唐納德·特朗普總統深知墮胎服務頗受歡迎，因此在這一議題上一直態度曖昧。他一方面把推翻“羅訴韋德案”的功勞，歸于自己任命的那幾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另一方面又聲稱自己不會簽署聯邦層面的墮胎禁令。他還表示，各州應享有制定自身墮胎政策的自由。這一立場留給“紅州”極大的操作空間，使其得以對墮胎藥實施嚴厲打壓，威脅到居住在這些州女性的生育自由與健康福祉。

一項令人擔憂的新動向在于，衛生與公共服務部部長小羅伯特·F·肯尼迪已經指示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重新審查墮胎藥米非司酮的安全性，理由是出現了所謂“新的數據”。肯尼迪似乎指的是一家保守派智庫“倫理與公共政策中心”撰寫的一篇尚未發表的論文。其他研究者已經駁斥這篇論文，認為它屬于偽科學。數十年來，反墮胎人士一直在散布關于墮胎藥的虛假指控，自上世紀90年代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首次審查米非司酮以來，他們就不斷夸大其風險。而在此之后，相關證據只是一再增多，表明這種藥物比青霉素和偉哥之類的藥物更為安全。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最近還批準了米非司酮的仿制藥上市。

盡管如此，22個共和黨籍州檢察長仍然引用這篇已經被否定的論文，向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施壓，要求限制米非司酮的使用。作為回應，肯尼迪表示，他領導的部門將展開審查。就像他在疫苗問題上的表現一樣，這再次說明，他不會讓科學的有力證據阻礙糟糕政策的推進。

在更為緊迫的層面上，特朗普政府正剝奪計劃生育協會的聯邦醫療補助資金。長期以來，美國國會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禁止將聯邦資金用于支付墮胎服務。如今，通過削減計劃生育協會用于提供其他服務（例如避孕服務和乳腺癌篩查）的資金，政府可以迫使那些高度依賴醫療補助、因而主要服務低收入患者的診所被迫關停，從而削弱人們在墮胎以及其他醫療服務方面的獲得能力。在農村地區，計劃生育協會往往是貧困人群唯一能夠接觸到的初級醫療與計劃生育服務提供者。如今，加利福尼亞州和俄亥俄州的部分診所已經關閉，威斯康星州的診所也暫停提供墮胎服務。

可以采取什么應對措施？有兩項主張最具希望，一項可以立刻實施，另一項屬于長期方案。

首先，各州可以補上計劃生育協會失去的那部分醫療補助資金。在華盛頓州，州長鮑勃·弗格森已經承諾，今年將投入逾1100萬美元填補這一缺口，盡管這意味著預算中必須在其他領域作出艱難取舍。其他州也應該效仿華盛頓州，尤其是加利福尼亞州。該州有80%的計劃生育協會患者依賴州級醫療補助項目。

第二個問題，即如何維持墮胎藥的可及性，則要棘手得多。目前有8個“藍州”已經通過法律，為向其他州女性提供墮胎藥的人提供法律保護。這類政策被稱為“遠程醫療保護法”，馬薩諸塞州在2022年率先通過首部此類法律。上述8個州不會配合執行其他州針對跨州寄送墮胎藥的提供者所采取的任何法律行動。舉例來說，紐約州拒絕協助得克薩斯州執行一項針對紐約醫生瑪格麗特·卡彭特的判決，該判決金額為11.3萬美元。9月起，加利福尼亞州開始允許墮胎藥提供者在藥瓶上刪去自己的姓名，以及患者和藥劑師的姓名。

這些政策的益處很明確。它們幫助18個墮胎限制極嚴的州里的女性，仍然能夠掌控自己的身體與生活。然而，從更長遠來看，這些“保護法”在法律上可能并不牢靠。在大多數情形下，各州會相互協助執行對方的法律，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因此對這類保護法的挑戰，很可能最終闖入聯邦最高法院。如果保守派占多數的最高法院將其推翻，那么在“多布斯訴杰克遜婦女健康組織案”之后，本就岌岌可危的墮胎獲取渠道將遭到進一步削弱。

這就引出了更為長久的解決方案。美國國會應當通過立法，在全國范圍內確立一條最低標準，使每個州都必須保證基本的墮胎獲取權。這樣的法律會讓美國回到最高法院在上世紀90年代放任各州施加沉重限制之前的大致法律格局，也會抵消最高法院在2022年通過“多布斯案”徹底推翻“羅訴韋德案”所造成的后果。這樣的聯邦法律將體現全美民意在早期妊娠階段支持墮胎可及性的明確傾向。幾乎每一個高收入國家，包括那些擁有大量天主教徒人口的歐洲國家，都保證這種墮胎獲取權，而且往往還提供公共資金支持。那些“藍州”則可以在此基礎上繼續提供更為寬泛的墮胎服務。

這部全國性法律還應當廢除《康斯托克法》。該法于1873年通過，近一個世紀以來幾乎未曾實際執行，但在條文上仍然將郵寄任何用于墮胎的物品定為犯罪。與此同時，全國性立法還應當為高質量性教育和避孕服務提供資金支持，這兩者往往有助于降低意外妊娠的發生率。歸根結底，生殖健康服務理應被納入主流醫療體系之中。

墮胎藥在相當程度上阻止了“多布斯案”釋放出許多人曾經擔心的所有惡果。但是，隨著圍繞墮胎藥可用性的威脅不斷加重，如果因為過去三年墮胎相關數據的出人意料走勢而麻痹大意，那將是一個嚴重錯誤。

實際上，“多布斯案”已經帶來了沉重負擔和慘痛悲劇。墮胎藥并不適用于所有人。一些女性不愿承受藥物帶來的疼痛和出血，有些則已超過妊娠頭三個月，被迫跋涉數百英里、跨州尋找能提供現場外科墮胎的醫療機構。自“多布斯案”以來，已有逾百名患者被拒絕緊急救治，或遭遇可怕的延誤，因為醫生擔心治療會觸犯法律。據調查性新聞機構“公益新聞”（ProPublica）報道，在佐治亞州和得克薩斯州，至少有五名女性因未能得到所需治療而死亡。

每一例這樣的死亡, 都既慘痛又本可以避免。

“她真的非得成為那個被犧牲的人嗎？”在她妹妹安伯·瑟曼去世后, 姐姐喬娜·威廉姆斯這樣發問。這位年僅28歲的年輕母親, 因醫生拖延清除一次不完全流產留下的殘余組織而感染身亡。美國女性需要有選擇自己人生路徑的自由。有時，獲得墮胎服務，甚至不只是關乎自由，它還關乎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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