貼“恐怖分子”標簽？阿根廷馬普切人的“幻痛”，藏著百年血淚

阿根廷國家安全部長帕特里夏?布爾里奇上周的操作，讓馬普切人徹底陷入絕境。

她不僅下令監控所有馬普切組織，凍結成員的銀行賬戶、養老金，連兒童補助金都沒放過，還直接把六個馬普切人列進了“恐怖分子”名單。

這事看著突然，其實不過是馬普切人幾百年苦難的又一個注腳。

他們身上那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幻痛”，早就不是單純的身體不適，而是刻在骨子里的生存危機。

馬普切社區的孩子打小就帶著一種傷痛。

不是磕磕碰碰的外傷，而是那種身體不存在部位的隱痛。

白人醫生在醫院里看著他們的膚色就帶著偏見，別說治愈這種深層傷痛，就連認真診斷都做不到。

這種痛，其實是祖先傳下來的記憶，是土地被奪走、親人被殺害的集體創傷。

本來想簡單歸結為心理作用，但后來發現，這種“幻痛”在每個馬普切家庭里都存在，根本不是偶然。

馬普切人就像那些叛逆的樹木，根系拼命往地下扎，卻要頂開被混凝土覆蓋的土地。

那些地方曾經都是森林，是他們祖祖輩輩生活的家園，如今卻被蓋起阿爾卑斯式屋頂的房子，變成吸引游客的景點。

白人社會總說馬普切青年懶惰、酗酒、暴力，可他們從沒提過，LaAnónima超市給馬普切員工開的時薪只有252比索，連基本生活都維持不了。

這家超市的創始家族，當年就是靠販賣“印第安人”發家的，現在反過來指責被他們盤剝的人不夠努力，這邏輯真是讓人匪夷所思。

被扭曲的歷史：一邊承認原住民，一邊喊恐怖分子

歷史這東西一旦被人動手腳，傷害就能代代相傳。

馬普切孩子在學校里學的歷史，完全是被修正過的版本。

憲法明明承認他們是“國家形成前的原住民”，學校卻把他們祖先的抗爭說成是“野蠻行為”，讓他們為自己的身份感到羞恥。

博物館里陳列的馬普切反抗者展品，不是為了紀念，而是為了警示后人：反抗白人，只有死路一條。

漫威超級英雄的故事在孩子們口中流傳，可他們自己民族的英雄，卻被當成反面教材。

這種雙重教育下，馬普切青年陷入了身份認同的困境。

他們想說自己的母語，卻怕被人嘲笑；想承認自己的民族，卻擔心被貼上“危險分子”的標簽。

如此看來，“存在即抵抗”這句話，在馬普切語里的含義，恐怕只有他們自己才能真正體會。

馬普切人面臨的壓迫，從來都不是單一的。

殖民時期的暴力掠奪還沒留下愈合的傷口，現代資本又帶著法案找上門來。

2024年12月，阿根廷政府廢除了《土著領地緊急法》，這個曾經保護原住民土地的法案一消失，外國資本和大型采礦項目就迫不及待地要入駐。

RIGI法案所謂的“大型投資激勵機制”，說白了就是允許資本榨干土地資源，把馬普切人從自己的家園里趕走。

法案廢除、資本入局：馬普切人的土地，成了唐僧肉

資本的邏輯很簡單，只看利益不看人情。

他們需要馬普切人作為廉價勞動力，卻又把他們排除在正常社會之外。

馬普切女孩在低薪工作中磨破雙手，根本沒機會編織自己的夢想；少年們背負著民族自由的血脈，卻被困在結構性貧困里走不出來。

他們想反抗，就被貼上“恐怖分子”的標簽；想沉默，就只能在貧困和歧視里掙扎。

把爭取土地和權益的原住民當成“恐怖分子”，這種操作實在站不住腳。

國際法早就明確，原住民有維護自己領地和文化的合法權利。

阿根廷政府用監控、凍結資產這種極端手段鎮壓馬普切人，不僅違背了人道主義精神，也無視了歷史遺留的不公。

那些被列入恐怖分子名單的馬普切人，不過是為自己的家園發聲，他們的訴求其實很簡單：只想在自己的土地上安穩生活。

馬普切人的遭遇，不是個例。

全球各地的原住民都在面臨類似的困境，加拿大第一民族的寄宿學校丑聞，澳大利亞原住民的土地糾紛，本質上都是殖民遺產和資本擴張帶來的惡果。

他們的“幻痛”，是整個現代社會對原住民權益忽視的證明。

這種痛，不僅存在于馬普切人的身體里，也存在于人類文明的進程中。

馬普切青年不敢高聲承認自己的身份，不敢舉起緊貼地面的拳頭，只能把族名藏在“政治正確”的表象之下。

但就像樹木的根系總會破土而出，這種被壓抑的傷痛和抗爭，總有一天會爆發。

阿根廷政府的鎮壓和資本的盤剝，或許能得逞一時，卻永遠無法抹去馬普切人對土地的眷戀和對自由的渴望。

毫無疑問，解決馬普切人的困境，不能只靠口號。

阿根廷政府需要正視歷史不公，廢除歧視性政策，歸還原住民應有的土地權益；國際社會也該多些關注，推動原住民權益保護的落實。

馬普切人的“幻痛”，不是靠暴力鎮壓就能消除的，只有真正的尊重和公平，才能讓這種延續百年的傷痛慢慢愈合。

而我們每個人，也該思考一下，在文明進步的今天，如何讓那些被遺忘的群體，不再為自己的“存在”而感到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