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剛結束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現場,一位美國地方官員,以“美國代表”身份站上了原本屬于總統的國際講臺。他就是加州州長加文·紐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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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只是一個環保議題的會議,但是往往出席這種規格的國際會議都是白宮中央政府官員,就算總統去不了,還有國務卿,還有副總統,而美國卻偏偏出席一個地方“省長”。
不在其位,卻搶盡風頭,紐森究竟是在替美國發聲,還是在為自己未來的白宮之路鋪路?
“影子總統”
紐森在COP30大會的全體會議上,公開宣稱“加州將代表美國堅持《巴黎協定》”。他的發言中毫不掩飾地批評特朗普政府“全球責任缺位”,并承諾加州將獨立推進減排目標。
沒有白宮授權,卻能代表美國發聲,這種“地方外交”在美國歷史上雖非首次,卻從未如此高調。2017年特朗普退出《巴黎協定》時,多個藍州聯合自發成立“美國氣候聯盟”,但那時還僅限于區域合作,而紐森此次直接邁入聯合國正式議程,性質已然不同。
特朗普再次上臺后,已退出7項國際協議,包括《生物多樣性公約》《全球契約移民協議》等。這種“退群”政策在國際社會引發持續擔憂,也為紐森提供了“填空”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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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森在演講前并非貿然登臺,其團隊早在三個月前便與歐盟、太平洋島國聯盟等主要談判方接觸,確保其講話內容與全球共識保持一致。這種提前布局的外交操作,顯示出其非同尋常的政治敏感度。
有分析指出,紐森此舉不僅僅是環保姿態,更是策略性的“國際聲量測試”。在特朗普缺席的舞臺上,他抓住機會試圖建立“理性、負責任”的美國形象,與白宮的孤立主義形成反差。
紐森的政治旅程始于舊金山市政廳。2004年,他推動同性婚姻合法化,挑戰聯邦法律,引發全國關注。那時他才三十多歲,卻已展露出不愿墨守成規的性格。
2019年起,作為加州州長,他將進步主義政策推向極致。從2035年禁售燃油車,到全民醫保試點,再到大規模基礎教育投資,加州成為“另一個美國”的實驗場。根據加州政府年報,近五年,加州經濟增速連續跑贏全國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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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紐森并未將自己局限于“自由派領袖”的角色。他開設播客《這就是加文》,與保守派代表人物如班農對話,探討邊境安全、就業等傳統共和黨關切,試圖淡化“極左”標簽。
今年夏天,他前往南卡羅來納州,與制造業工人舉行閉門座談,談話內容聚焦“產業回流”與“藍領復興”。這一動作被解讀為刻意借鑒拜登2020年“銹帶戰略”,試圖跨越意識形態的鴻溝。
紐森的策略是用加州的經濟成果為自己的政策模式背書,將地方治理經驗包裝為“可推廣的實用方案”。但加州的高稅率、高成本生活是否適用于中西部選民還要打一個問號。據調查,僅38%的佛羅里達選民認為加州經驗可借鑒,地域差異仍是紐森的最大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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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森與特朗普的“提前交鋒”
今年9月,加州通過了一項頗具爭議的改革法案——《公平選區法案》。該法案禁止州議會干預選區劃分,轉由非黨派公民委員會主導。這項改革最終以65%的支持率獲得通過,引來全美關注。
此舉被解讀為紐森對特朗普在得州推動選區重劃的直接回擊。多州如密歇根、亞利桑那也開始效仿,讓原本技術性的“劃線問題”上升為國家治理層面的政治斗爭。
更重要的是,這場改革具有“示范效應”。2026年中期選舉在即,民主黨若能通過這一制度改革在多個州擴大得票優勢,紐森將成為黨內的“選舉工程師”。這不僅能增強其黨內影響力,也為其總統競選提供強有力的戰績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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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提高改革透明度,紐森邀請斯坦福大學數據科學團隊開發選區算法模型,公開每一步操作過程,以對抗共和黨傳統的“暗箱劃線”方式。這種技術與政治的結合,正在重塑美國地方政治生態。
2006年,奧巴馬正是憑借反對伊拉克戰爭和推進醫療改革的中期選舉表現,一躍成為民主黨新星,并在兩年后問鼎白宮。如今,紐森是否能復制這一路徑,關鍵在于他能否將制度議題轉化為基層動員的政治資源。
盡管2028年大選尚有三年,但紐森的政治節奏早已啟動。2024年,他就籌集了超過1.2億美元政治捐款,幫助民主黨候選人參選。這筆資金并非純粹的援助,更像是一次“提前登船”的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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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政策走向為紐森提供了反向操作空間。從退出國際協議、放松環保管控,到對移民政策再度收緊,白宮的每一次決策,都為紐森提供了“對照組”。
在拜登年邁、哈里斯支持率持續低迷的背景下,紐森已成為民主黨內最受歡迎的潛在接班人。而激進派如AOC雖有話語權,卻缺乏全國性組織動員能力,紐森的“中間派融合策略”顯得更具可行性。
不過,黨內分裂始終是懸在他頭上的難題。進步派可能指責他“向中間妥協”,而中部選民又擔心其政策過于激進。如何在左傾與務實之間找到平衡,將決定他能否走得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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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紐森正試圖將“加州經驗”轉化為全國共識。他的口號并非傳統意義上的“改變”或“希望”,而是聚焦“治理效果”。他曾在播客中說:“美國需要的不是左或右,而是向前。”
國家治理的競爭
從氣候大會的高調亮相,到制度改革的實際落地,紐森正在搭建一個屬于自己的“白宮三部曲”。他的每一步都建立在對國家格局變化精準把握的基礎之上。
特朗普憑借民粹動員能力重返白宮,代表的是一種“反建制的徹底回歸”;而紐森則試圖通過制度設計、政策實證和國際協調,為“建制派2.0”提供新模板。
這場對決,已不只是選票之爭,更是對國家方向的競爭。是走向更加封閉的孤立主義,還是重回多邊合作與制度治理?
2028年的選戰雖然尚未打響,但這場較量已經開始。COP30只是序幕,真正的角力,將在美國國內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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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紐森在聯合國代表“美國”發聲時,他已不僅僅是加州州長。在一個聯邦制國家中,他正嘗試重塑“國家代表性”的定義。而特朗普的回歸,也并未能阻止新的政治力量登場。
這場斗爭,既是兩位政治人物的較量,也映射出美國制度結構的張力與裂痕。紐森能否將地方經驗轉化為國家共識,將決定他能否真正跨入白宮。
而特朗普是否能夠維持現有格局,也取決于他是否能壓制住黨內外的“影子總統”。
未來的美國,或許不再由一位總統主導,而由多個權力節點共同塑造。而紐森,正是那個率先繞過白宮、走向世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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