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書不會告訴你的真相：康熙收復臺灣，竟是顛覆認知的百年大計

英明神武的康熙大帝，面對盤踞臺灣的鄭氏集團，大手一揮，派遣大將軍施瑯率領無敵水師，在澎湖海戰中一舉定乾坤，自此臺灣回歸祖國懷抱，大清帝國實現了真正的大一統。

一場遲到了二十年的戰爭

要理解康熙的“百年大計”，我們得先把時鐘撥回到康熙元年，也就是1662年。那一年，鄭成功剛剛從荷蘭人手中收復臺灣，建立了明鄭政權。

而另一邊，年僅8歲的康熙剛剛登上皇位，面對的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局面：南方有“三藩”割據，手握重兵，對朝廷陽奉陰違；內部權臣當道，皇權尚未穩固。

在這種內憂外患的情況下，對于臺灣這個孤懸海外的鄭氏政權，清廷的首選策略是什么？不是打，而是“撫”。

從康熙二年（1663年）開始，清廷就多次派出使者，試圖招撫鄭成功的兒子鄭經，希望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問題。

為了顯示誠意，清廷甚至開出了相當優厚的條件。與此同時，為了在經濟上遏制鄭氏，清廷還執行了嚴酷的“遷界禁海”政策，強迫東南沿海的居民內遷數十里，制造無人區，以斷絕大陸對臺灣的物資支持。

這一系列操作，看似又是招撫又是封鎖，有點矛盾。

但其實這正體現了康熙作為一個成熟政治家的耐心和戰略定力。他非常清楚，當時清朝的主要矛盾在內部，特別是擁兵自重的吳三桂等人，才是心腹大患。

臺灣問題雖然棘手，但暫時還不致命。

因此，康熙選擇了一種“冷處理”的方式，一邊用和平談判拖延時間，一邊用經濟封鎖削弱對手，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鞏固內部統治和準備削藩上。

這場本可以早早開打的仗，硬是被他“拖”了二十年。

一場精心策劃的“降維打擊”

時間一晃，來到了康熙二十年（1681年）。經過八年的艱苦作戰，“三藩之亂”終于被平定。

此時的康熙，已經徹底清除了內部最大的威脅，掌控了一個穩定而強大的帝國。

鄭氏集團在“三藩之亂”期間曾出兵大陸，與吳三桂等叛軍勾結，這讓康熙徹底看清，臺灣問題若不解決，終將是東南沿海的巨大隱患。時機，終于成熟了。

于是，康熙啟用了早已投誠清朝、卻一直被閑置的鄭氏舊將施瑯，任命他為福建水師提督，全權負責攻臺事宜。

這個任命本身就極具深意。施瑯不僅熟悉鄭氏軍隊的戰術，更對臺灣海峽的水文地理了如指掌。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在經過周密的準備后，施瑯率領著一支龐大的艦隊從福建出發了。這支艦隊的規模有多大呢？史料記載，戰船超過二百艘，精兵兩萬余人。

這已經不是一次簡單的突襲，而是一場準備充分的決戰。

清軍的戰船種類繁多，包括了當時先進的“大鳥船”、“趕繒船”等，火力與機動性都遠勝從前。

決戰的地點，選在了臺灣的門戶，澎湖列島。鄭氏方面由主將劉國軒率領水師主力嚴防死守。

然而，在準備了二十年的大清水師面前，鄭軍的抵抗顯得力不從心。

施瑯利用風向，采取了分進合擊、集中優勢兵力攻擊一點的戰術。在澎湖海戰中，清軍戰船將鄭軍分割包圍，炮火齊發，鄭軍艦隊瞬間陷入一片火海，幾乎全軍覆沒。

此戰，鄭軍損失戰船近二百艘，傷亡過萬，而清軍的損失則微乎其微。

這完全是一場“降維打擊”，是清朝二十年積蓄的海上力量的一次總爆發。澎湖失守，臺灣門戶洞開，鄭克塽見大勢已去，最終選擇了投降。

“天涯孤島”還是“東南鎖鑰”？

當勝利的捷報傳到京城，整個朝廷都沉浸在喜悅之中。

你沒聽錯。在付出巨大代價收復臺灣后，清廷內部竟然爆發了一場激烈的 “棄留之爭”。

以一些內閣大臣為首的“棄臺派”認為，臺灣孤懸海外，是“天涯孤島”，不僅土地貧瘠，還時常發生叛亂，管理成本極高。

他們主張，只要將島上的鄭氏官兵和民眾全部遷回大陸，然后放棄該島，就可以永絕后患。

就在這個關鍵時刻，一個人站了出來，堅決反對棄臺。他就是剛剛打下臺灣的施瑯。他抱病上疏，寫下了著名的《恭陳臺灣棄留疏》。

在這份奏折里，施瑯從一個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闡述了臺灣的極端重要性。他指出，臺灣絕非什么“彈丸之地”，而是“江、浙、閩、粵四省之左護”。

它的地理位置極其關鍵，是東南沿海的天然屏障。如果放棄臺灣，它必然會再次被海盜、流寇甚至像荷蘭那樣的西方殖民者所占據。

到那時，敵人就可以憑借臺灣為基地，不斷騷擾東南沿海，大清將永無寧日，海防成本反而會無限增加。

他將臺灣的地位從一個“包袱”提升到了“東南鎖鑰”的戰略高度。

康熙最終力排眾議，拍板決定：臺灣不僅不能棄，還要牢牢地納入大清版圖，進行有效管轄！

開疆拓土之后

決定留下臺灣，僅僅是開始。

如何將這個剛剛經歷戰火、人心未附的島嶼，真正融入帝國體系，成為“百年大計”的收官之作。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正式下詔，在臺灣設立“一府三縣”（臺灣府、臺灣縣、鳳山縣、諸羅縣），隸屬于福建省。

臺灣從此不再是化外之地，而是被正式納入了國家的行政管轄體系。清廷派遣官員，建立基層組織，設立學校推行科舉，將中原的治理模式完整地移植到了臺灣。

清廷在臺灣建立了完善的防御體系。一方面，實行“班兵制度”，從福建等地定期輪換軍隊駐防臺灣，確保駐軍的戰斗力和忠誠度 。另一方面，大力加強海防設施建設，在重要港口修筑炮臺，并建立了嚴密的海上巡邏體系。

從此，福建與臺灣的海防連為一體，臺灣從過去的“海盜老巢”變成了守護東南的“海上長城”。

最關鍵的一步，是經濟上的松綁與融合。

在收復臺灣、消除了海上威脅后，康熙審時度勢，于1684年下令廢除遷界禁海令，全面“開海通商”。

第二年，更是在江、浙、閩、粵四地設立海關，管理對外貿易。這一舉措，意義極其深遠。

它不僅極大地促進了臺灣與大陸的經濟交流，讓臺灣的物產得以進入大陸市場，大陸的移民和技術也源源不斷地進入臺灣，加速了臺灣的開發。

它盤活了整個中國東南沿海的經濟，為清朝前期的繁榮奠定了堅實基礎。

這一系列的組合拳，從行政、軍事到經濟，環環相扣，將臺灣與大陸緊緊地捆綁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命運共同體。

這才是從“收復”到“經略”的完整閉環，也是康熙“百年大計”的真正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