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觀點｜一個助長暴力的網絡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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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規范法》第 230 條不應讓推送有害內容的算法一概免責。

在查理·柯克在猶他谷大學遇刺身亡之后，我向猶他州的民眾征詢他們的想法與感受。在涌來的數百條回應當中，有相當一部分留言令人警覺，談到他們在網上看到的那種仇恨如何形成惡性循環，也談到他們在社交媒體上感到的孤立無援。

線上平臺很可能在激進化柯克嫌犯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泰勒·羅賓森走向極端主義，并不是從什么秘密密室或者放學后的隱蔽聚會開始的，而是從網上開始的，從那些我們大多數人每天都會翻看的應用程序開始的。原本那種慢慢向極端主義漂移的過程，如今變成了快速滑落，驅動力不再只是意識形態本身，還有算法這些代碼，這些代碼被寫出來，就是為了讓我們持續停留在平臺上、持續被挑動情緒。

這些平臺已經用行動向我們展示，什么東西最能牢牢拴住我們。最近在參議院商務委員會的一場聽證會上，一位科技公司高管對我說:“我們希望人們一直待在我們的平臺上。”這一句坦承基本已經說明了一切。

憤怒讓我們一直在線。恐懼帶來點擊量。撕裂可以變成生意。這一切都不是偶然，而是一個經過精心設計的系統。社交媒體公司打造出的產品，依靠我們最糟糕的本能來繁榮，卻又躲在“我們只是一個中立的言論通道”的說法后面。可是，中立與操控不可能同時成立。

今天，這些公司受到《通信規范法》（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第 230 條的庇護。這部法律寫于 1996 年，當時比爾·克林頓總統發出他的第一封電子郵件才過了兩年，互聯網也不過是一個數字留言板而已。那部法律保護公司不因用戶發布的內容而承擔法律責任。但那還是在算法信息流和人工智能開始主動推送并塑造數十億人每天每一秒看到什么之前。互聯網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為什么法律卻毫無變動。

我正與亞利桑那州聯邦參議員馬克·凱利一道提出一項立法，讓我們的法律體系真正走進 21 世紀。這項《算法問責法案》（Algorithm Accountability Act）的基本構想很簡單: 如果公司利用算法來影響內容的傳播范圍，那么當這些算法因過失造成傷害時，它們就應當承擔相應責任。當設計缺陷導致車禍時，我們會追究汽車制造商的責任。當藥品造成傷害時，我們會追究制藥公司的責任。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讓科技巨頭獲得不一樣的待遇。

有人會大聲警告說，這在威脅第一修正案。事實并非如此。言論自由意味著在數字廣場中，你可以說你想說的話。社交媒體公司為這座廣場提供場地，但算法則在重新擺放這個廣場。算法決定誰站在你身邊，誰的嗓門最大，也決定那一串憤怒的回聲會在你耳邊重復多少次，直到把其他一切聲音都淹沒。

想象一下你站在那座廣場上，正停下來思考一個觀點，突然你被一圈只重復這一觀點的聲音團團圍住。那不再是自由的觀點交換，而是一種數字誘捕。問題不在于用戶說了什么，而在于在第 230 條的庇護之下，算法如何對這些內容進行塑形，并把它們武器化。

我們無法通過立法把仇恨本身取締掉，但我們可以要求那些靠煽動憤怒和撕裂來賺錢的人承擔起責任。在這些改革真正到位之前，持久的改變只能從一件事做起，那就是我們在線上與線下如何對待彼此。

柯蒂斯參議員是來自猶他州的共和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