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價引流與線下“圍獵”：愛回收的萬億生意和信任黑洞

在抖音、快手的短視頻信息流中，愛回收（母公司萬物新生）的廣告無孔不入，它們憑借海量的投放，成功地將“高價回收”的品牌心智植入用戶腦海，并招攬了大量生意。

然而，在這片繁榮之下，一場由“壓價”引發的信任危機正在急劇發酵。

“兩個標準”：線上估價與線下“找茬”的巨大鴻溝

愛回收的商業模式中，C端用戶的信任本應是最關鍵的一環，但如今正淪為其最短的短板。

根據新浪科技《BUG》欄目的隨機探訪和大量消費者的社交媒體投訴，愛回收的“壓價”流程已近乎標準化：線上以高估價吸引用戶，線下則通過“專業”檢測“找茬”，最終以遠低于預期的價格成交。

這種線上線下估價系統的不一致，是矛盾的集中爆發點。在線上，用戶僅需勾選少數模糊選項，便能得到一個極具吸引力的價格。但到了線下，檢測標準的主動權便徹底反轉。

數據上的巨大落差： 一位消費者的手機在線上評估系統獲得了5060元的估價，但到店后，工作人員以存在“肉眼幾乎看不見”的劃痕和氧化點為由，最終僅以約4500元成交。更有甚者，有網友的國行iPhone 13 Pro Max線上報價2560元，在經歷了近一小時的現場檢測后，報價驟降至1300元，降幅接近50%。

“專業”的壓價理由： “內屏損傷”和“劃痕”是兩大“法寶”。一部線上估值210元的一加手機，被以“內屏損傷”為由壓至150元，差值達28.57%。另一部線上估值超800元的小米13，則被壓價至650元。諷刺的是，即使用戶按照愛回收App自家的屏幕損傷自測方法（白屏下看是否有重影斑塊）檢測，顯示并無問題，線下仍會被斷定為屏幕損壞。

“標準”的隨意解釋： 當消費者面對“一會說有劃痕，一會說有黑斑”的指控，并表示“根本看不見瑕疵”時，工作人員往往會輕描淡寫地回應：“您自己看，和我們看，兩個標準不一樣”。

這種信息不對稱被利用到了極致。當被問及回購同款手機時，工作人員坦言，至少要在回收價基礎上加價1000元，另一款三星折疊屏的加價更是高達1300元。

截至目前，在黑貓投訴平臺上，搜索“愛回收”的投訴量已高達20347條，其中絕大部分都指向惡意壓價。

創始人IP“翻車”：巨額套現與“大型投訴現場”的背離

線上的“壓價”風波，也正反噬到公司的頂層設計。今年5月，愛回收創始人、CEO陳雪峰高調開通個人視頻號，試圖打造“百億CEO”IP以提升品牌影響力。然而，與預期相反，他的評論區迅速淪為“大型投訴現場”，匯聚了商業鏈條上的各方不滿。

既有批評“拍機堂”不專業、惡意壓價的賣方，也有投訴從“拍拍”買到質量差手機的買方，甚至還有疑似員工直接點名管理層，控訴其“頻頻罰款且無明細”。

其中，一則“購買1.6萬手機被系統收取16萬”并曬出付款截圖的投訴尤為觸目驚心。

這種公開的品牌信譽“翻車”，與愛回收的財務狀況和創始人的資本運作形成了鮮明對比。

公司層面的長期“燒錢”： 據公開財報，愛回收母公司萬物新生曾多年虧損，7年間累計虧損超40億元，僅2022年虧損額就高達24.68億元。直到去年年報，公司仍微虧0.08億元。

創始人層面的大手筆套現： 公司的連續虧損，并未妨礙創始人的巨額套現。早在上市前夕，陳雪峰便先后兩次減持共計199萬股，另一創始人孫文俊也賣出了約60萬股，這兩次減持總計可獲得約3000萬美金。

一邊是公司在“燒錢”中成長，急需用戶信任來維系其C2B根基；另一邊是創始人高位套現，其個人IP又被用戶的怒火淹沒，這種強烈的背離，讓愛回收的“用戶體驗”顯得蒼白無力。

高昂成本與“政策紅利”下的盈利隱憂

愛回收的“壓價”頑疾，或許并非簡單的員工道德問題，而是其商業模式的必然。

愛回收的業務線橫跨C2B（愛回收）、B2B（拍機堂）和B2C（拍拍），這種重資產、長鏈條的模式，意味著其必須承擔高昂的線下渠道成本和人工成本。

因此，線下壓價成了“中間商賺差價”來維持平衡的必然選擇。但這種選擇，正面臨C2C（消費者間自行交易）模式的直接蠶食。

更值得警惕的是，愛回收近期財報的好轉——2025年第二季度營收達49.9億元，同比增長32.2%——其“扭虧”的動力來源可能并不穩固。

這與2025年上半年國家密集出臺的“以舊換新”、“數碼煥新計劃”等政策紅利密切相關。地方政府發放的補貼券，直接推高了消費者的回收意愿，為平臺帶來了短期交易高峰。

然而，政策紅利終會退坡。當補貼消失，市場行情變化，消費者的回收熱度隨之降溫，愛回收的回收貨量和單均利潤也必將縮水。

屆時，一個在用戶端早已失去信任、又在C2C模式擠壓下失去成本優勢的平臺，還能依靠什么來維系其“萬物新生”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