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前,筆者寫了一篇“民國大師盛行原因”,引來不少網友口誅筆伐,乃至各種刁鉆角度的謾罵和貶低。既然如此,那就不妨看看“民國大師”的真實貢獻。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責任,脫離時代背景責任談問題,注定會變成歷史虛無主義。因此,想要談論“民國大師”,就必須搞清楚當時中國的情況和面臨的責任。
當時,中國處于“生死存亡之秋”,所以很多文章中用“救亡和圖存”來說明。既然如此,那么被尊為“大師”之人,理應要圍繞這一核心點做出貢獻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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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在于:實現“救亡圖存”的最根本途徑是什么呢?答案很簡單,就是簡單的三個字,即“工業化”!
1931年,斯大林驚人地準確預言道:“我們比發達國家落后五十年到一百年。我們必須在十年內彌補差距,如果達不成目標,我們就會被淘汰”。接下來,蘇聯與時間賽跑,在知道入侵迫在眉睫情況下,強行推進工業化,最終蘇聯總體成功了!
因此,別管民國大師有多少美妙的故事,有多少趣聞軼事,有多少等身著作,核心在于他們為“救亡圖存”做了多少貢獻,對工業化做了多少貢獻,這是當時的頭等大事,核心中的核心。既然如此,民國大師到底有多大的貢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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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個話題真沒必要再展開,因為只要對比一下民國和新中國的工業數據就知道了,新中國迅速碾壓民國就已經給出了答案。但因為總有人癡迷民國,為此就談一談以下兩個問題:
首先,新中國工業化是不是靠“民國大師”?
新中國之初,國內是貨真價實的“一窮二白”,前幾年是逐步恢復生產,但真正的工業化,是因為抗美援朝打出中國的戰略地位,讓斯大林看到了中國的重要性,于是答應中國的援助要求。
反過來說,中國為何需要蘇聯援助?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中國沒有哪一個領域的自主工業化,包括細分領域的自主工業化。因此,民國數十年,雖有一些工業化成果,但自主工業化上幾乎等于零,連200個了解核物理的人都沒有(新中國要搞核彈,蘇聯讓出人過去培訓),在這種情況下,談民國有多少大師,豈不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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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引進蘇聯技術,那么就必然需要引進相應的上層建筑,包括管理、人才培養等制度。而所謂“民國大師”多是留學西方,與蘇聯這一套并不匹配,光俄語說明書都看不懂,于是在這個過程中的總體參與度只能較低。
實際上,當時是中國工人白天工作、晚上參加培訓,還有中國派了大量留學生到蘇聯等學習,由此構成了新中國工業化的人才基礎。
談到這里,相信有人會提出錢學森,指出錢學森學在民國,他就對新中國有重大的貢獻。其實,這反而是癡迷民國大師之人應該羞愧的地方:1947年錢學森為何回國后又回到美國?因為國內沒有讓他施展才能的條件,他也看不慣民國氛圍,那么為何民國沒有這樣的條件、而新中國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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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為重要的是,大師要有大師相應的成果,而相應的成果,不是嘴上說說,尤其對當時的中國而言,需要實際的建設成果才匹配。如此對比來看,很多理工學者在民國時期不是沒有成果,但顯然在建國后更大。或者說,因為新中國后的成果,讓他們真正成為大師。
這里,不是否定理工科大師的成果,而是在民國時期,他們的確沒有太大的成果,真正到了新中國后,他們才有更大的發揮,這就是平臺的重要性。或者說,這一點上要問一問蔣介石政府,為何沒能發揮出理工大師們的能力,為何新中國可以工業化、可以實現“兩彈一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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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文科類大師們的貢獻是什么?
有人會說,工業化是理工科的事情,文科做不了這些事。這個論斷不對,因為工業化是個系統工程,涉及到社會方方面面,需要培育專業人才、經濟、管理、稅務、金融、政治、法律等配合。
退一步說,即便沒有意識到當時中國需要工業化,所作所為并非圍繞工業化進行,也應該意識到中國“救亡圖存”的處境,那么理應要有相應的作品才對。當然,現實中工業化需要多方配合,也需要對社會發展有所了解才知道“工業化”這個工作核心,因此即便不談工業化,也理應知道“救亡圖存”,這對真正文科大師而言是最基本的要求。
以此衡量,民國文科大師有何成就?民國在經濟上一塌糊涂,文學上沒有什么能鼓舞士氣、增強自豪感的作品、教育衛生稅務等上面也是一塌糊涂,比如普及教育做不到、人均壽命奇低等。或者退一步,在這些方面,不看實際成績,那么民國大師有何結合中國實際情況的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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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上文,民國更龐大的“大師”是文科類。曾有人用deepseek統計了20位民國大師,可惜的是最后一名是茅以升,其他都是文科類的。更重要的是,其中絕大多數都是歷史類,即民國大師多是研究歷史。
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研究歷史自然也有用,可以從歷史維度激發全國各族人民的信心和團結民眾,但可惜的是,當時搞歷史的很多都以批判否定中國歷史為榮,比如胡適說“東周以上無信史”,還有胡適學生顧頡剛的疑古(太平盛世自然可疑,但在當時該不該那么大強度的否定中國歷史,以及打倒三皇五帝大一統帝系)等,這對當時的中國是利是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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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如果以上文來看,即中國所處時代的責任、以及為工業化所做貢獻等來看,即所謂不看廣告看療效,別說民國大師名頭有多響亮,關鍵還是要看成績,還是要看療效,那么民國文科大師有多大的貢獻呢?或許,除了魯迅、田漢等極少數真大師外,其他很多大師甚至還不如民國職業技術學校的校長,畢竟后者真正培養了一些技術人才。
關于文科大師,有一個案例值得一談,即錢偉長的歷史。錢偉長考入清華時,中文與歷史均滿分,但物理5分,數學化學和英語合計20分,但錢偉長卻要“棄文從理”,因為他認為“中文、歷史都打不了仗。中國老吃敗仗就是因為飛機、大炮不如人家,我要進物理系”,國家需要什么就學什么,這才是真正的大師,足以羞煞很多民國文科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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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談到這里可能又有人要斷章取義的指責筆者否定民國大師了,筆者并不否認茅以升、李四光、魯迅等民國大師,以及他們所作出的一些成果,但就近些年網絡所吹捧的“民國大師”群體而言,一者真正的民國大師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多,一者他們的貢獻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大。因此,很多所謂民國大師,達不到“大師”的標準,只能說是水平較高的學者。
其中,貫穿民國和新中國的一批人,在兩個時代不同的表現,其實也正說明平臺的重要性,新中國的平臺讓很多學者得以發揮才能,由此才能成為真正的大師。比如錢學森,如果沒有回國,他的成果或大或小,但可以肯定的是,不會有14億中國人記住他,不會成為真正的中國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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