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億騙局為何總在爆雷后才發現？金融安全防線究竟漏在何處？

文丨崔桂忠

近日，兩起涉案規模均達百億級別的非法集資案件再度引發社會廣泛關注與震動。

11月17日，貴州省安順市西秀區人民法院對王偉等34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作出一審判決，主犯王偉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并處罰金50萬元。該團伙通過注冊多家關聯公司，構建復雜資金網絡，以高額回報為誘餌，長期從事非法集資活動，涉案金額達484億余元。

幾乎與此同時，遠在英國的比特幣洗錢案庭審中，涉及國內“藍天格銳”特大非法集資案的主犯錢志敏當庭認罪。該案波及超過12.8萬名投資者，涉案比特幣達6.1萬枚，折合人民幣約493.5億元，創下國內非法集資案件涉案金額新高。

這兩起橫跨十余年、受害者遍布全國的百億大案，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犯罪手法：一邊是通過實體關聯公司編織傳統資金網絡，一邊是借助加密貨幣實現跨境資金轉移。盡管騙術不斷“升級”，但造成的危害同樣觸目驚心。當“保本高息”的承諾一次次化為泡影，我們不得不深思：為何百億級非法集資案件總能突破防線，成為難以根治的金融頑疾？

騙術迭代：從粗放承諾到“精密”陷阱

非法集資手段持續進化，欺騙性與隱蔽性不斷增強。王偉團伙通過媒體廣告、投資推介會等渠道包裝其“穩健收益”（7%-12%）。錢志敏案則更為極致：塑造“蒙面輪椅”神秘形象，虛構精英背景，蹭熱點政策，甚至承諾100%-300%的離譜收益。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犯罪團伙開始利用新技術。錢志敏案中，贓款被轉換為比特幣進行跨境轉移。區塊鏈交易的匿名性初期為追贓設置了障礙，這種“偽創新”包裝，對投資者認知和監管能力構成了新挑戰。

監管滯后：協同盲區與新興領域漏洞

監管體系的漏洞與滯后，為非法集資提供了生存空間。王偉案持續十余年未被及時發現，暴露出企業注冊、資金監測、業務資質審核等環節未能形成有效閉環，存在協同盲區。

錢志敏案則凸顯了跨境監管與新興領域監管的雙重困境。案發時，我國對加密貨幣監管尚在探索，犯罪分子通過分散交易規避監測?？缇匙诽託v時八年，復雜的國際司法程序提供了漫長的逃亡窗口。監管創新慢于犯罪演變，此時間差是關鍵因素。

投資者困境：非理性心理與正規渠道不足

投資者的心理弱點和結構性矛盾是不可忽視的內因。統計顯示，超80%的案件利用了投資者的貪婪與僥幸心理。在王偉案中，投資者明知收益異常仍參與；錢志敏的“三世富貴論”則誘使部分人押上身家。

背后是公眾旺盛的理財需求與正規金融供給不足的矛盾。在低利率環境下，普通投資者資金缺乏合適出口。非法集資組織者利用此焦慮，以“日返利”“周分紅”等小額甜頭套牢投資者，形成傳銷式擴散。

司法困境：定性爭議與追贓挽損難題

司法實踐中的挑戰，客觀上影響了懲治效果。王偉案因證據問題未認定“非法占有目的”，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定罪，與受害者期望的集資詐騙罪存在落差，罰金（50萬元）與涉案資產相比威懾力不足。錢志敏案雖定罪，但巨額比特幣的追繳涉及復雜的英國法律程序與國際協作，存在資產無法全額返還的風險。定性爭議與追贓不確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犯罪分子的僥幸心理。

構建全鏈條治理：從被動應對到主動防御

百億騙局連環爆雷，警示必須從事后懲戒轉向全流程治理。

強化監管協同與科技賦能：打破部門信息壁壘，運用大數據監測資金異動；在企業注冊環節強化實質審查，杜絕空殼公司；加快填補加密貨幣等新興領域監管空白。

提升投資者金融素養與理性預期：加強宣傳教育，牢固樹立“高收益必然伴隨高風險”的理念，認清不存在“保本高息”的金融產品。

完善法律法規與司法實踐：優化非法集資案件的證據規則與定性標準，加大對犯罪分子的經濟懲罰力度，提高違法成本。加強國際司法協作，提升跨境追贓效率。

守護好民眾的財富安全，是維護金融穩定和社會和諧的基石。面對不斷演變的金融騙局，需要更敏銳的監管、更理性的投資文化以及更健全的法治保障，共同織密金融安全防護網。

☆作者簡介：崔桂忠，曾任某部隊政治委員，海軍上校軍銜?，F任大連市旅順口區委辦公室一級調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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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易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