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打假人走向末路！上海：依法治理牟利性職業索賠職業舉報行為

據2025年11月18 日“第一財經”報道稱：“近日，上海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等八部門印發《關于依法治理牟利性職業索賠、職業舉報行為的若干意見》”。

這則《意見》中稱：“依法治理牟利性職業索賠、職業舉報行為，依法打擊以‘打假’‘維權’為名實施的敲詐勒索、詐騙、強迫交易、虛假訴訟、尋釁滋事等違法犯罪行為”。

意見中將“牟利性職業索賠、職業舉報”定義為：“是指非為生活消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以‘打假’‘維權’為名，濫用投訴、舉報、復議、訴訟、信訪等權利，牟取不正當利益的行為”。

意見里列舉的“牟利性職業索賠、職業舉報行為”大致有：明顯超出合理消費需要；短期內反復購買；明知存在問題仍多次購買；投訴舉報等的模式化、非邏輯化；冒用他人名義投訴舉報；同一人對于不同對象進行多次舉報等。

對于“牟利性職業索賠、職業舉報行為”的處理，則將會納入異常名單，并對其有專門的應對方式與處置。

也就是說，如果以后再像王海那樣的“職業打假人”，即便不會走向“涉嫌敲詐勒索、尋釁滋事”等違法犯罪行為，哪怕只是單純的“知假買假”，然后依據《消法》獲取多倍賠償，也將會成為不太可能的過去時了！

事實上，早在此前，國家對于《消法》的修訂征求意見稿中，就已經將依法治理“職業打假人及行為”列入其中。

現在來看，上海這座中國最大的城市更是走在了前頭，其率先制訂出針對職業打假人的依法規定，也可以說這將預示著職業打假人及其行業，已開始正式走向末路了！

說到“職業打假人”，當然就得提及王海此人——他可以算得上中國職業打假人“鼻祖”式人物了。

彼時，王海們看到這一“贏利”路徑所在的依據——就是當年出臺的《消法》，以及此后出臺的《食品安全法》等，其中都規定了“買假等獲得多倍賠償”的條目。

本來，這樣的獲賠行為，都算得上是合法行為，畢竟是“有法可依”嘛。

但是，當王海竟然通過職業打假，成立了專門的公司，且能收入早已過億后，則這一“生財有道”之術，也很快催生出頗具中國特色的特殊行業：“職業打假”。

不過，顯然這些不斷涌現于全國各地的“職業打假人”，也呈現出魚龍混雜的“目睹二十年之怪現狀”：

一是這些人大多會先行與商家私下協商，以此欲達到獲得遠高于消法規定的更多賠償款，并以不聽從就要投訴舉報相威脅。

而很多商家本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大多接受了這種“私下協商”，但這樣的做法，在本質與結果上，卻很難根除售假的源頭性問題。

二是更有一些職業打假人鋌而走險，陷入到敲詐勒索、詐騙、強迫交易、虛假訴訟、尋釁滋事等違法犯罪的地步。

正是源于這兩大問題的存在，“職業打假人”現象，多年來引發了較大的爭議性：

一是很多消費者的樸素心理之下，堅持認為“只要打假，管他用什么方式或手段”，只要利于人民健康安全的事，我就會無條件的支持。

二是也有很多經營者站在自身角度上，認為在一個法治社會里，不能長期任由這種職業打假外溢成非法行為，如此“法治灰色地帶”的存在與興風作浪，顯然是對法治文明的一種褻瀆，也必會對經濟、社會產生不利的惡劣影響。

事實上，公眾的這兩點認知，都有其一定道理，也都值得重視。

所以，新修訂的《消法》意見稿中，才將“依法治理職業打假”列入其中，這顯然也是完善法規、讓法治更為文明的必然之舉。

對于不合情、不合理和不合法的事情，進行法治規范與治理，當然沒話說。

但是，對于“治理職業打假人”一事，為何網絡上的普通網民們，卻會有著幾乎截然不同的反對意見呢？——這一點，其實，才是我們的管理部門最應思考的問題！

如果我們的食品安全、產品質量安全非常令人放心——比如，達到了在這方面做得更為嚴格、更好的西方發達國家那種水平，讓人們的吃穿用都極為放心的話，相信我們的國家也會如這些發達國家一樣，就沒有所謂“職業打假人”存在的環境，那就更談不上大量公眾對“依法治理職業打假”持不同意見的情形了。

也就是說，如果不先去更好的解決問題本身，而是去忙著解決“提出問題的人”，那就有點本末倒置、弄錯了先后順序——所以，如何解決好“消費安全問題”，才是這一問題的關鍵之關鍵！

對于消費安全，我們的相關法規現已基本齊備——“有法可依”已經實現，現在最為關鍵的是“有法必依；違法必究、執法必嚴”的問題。

而如何做到這一點，當然既需要全民法治教育和法治意識的培養，以及法治文明理念與法治思維的樹立。

但在當下的階段里，在我們的全民契約意識、誠信意識，以及法治精神仍有不足的情況下，作為國家的監管部門，顯然就負有無可推卸的重大責任。

而如果熟悉國家現有市場監管體系的人就會明白，像現在的各地市場監管部門，是由原來的工商、質監、食品安全、知識產權、物價、商務等多部門職能合并而成，其所管轄的事務可謂是千頭萬緒，但像市場監管部門的人手卻并非很多。

據筆者了解，像三線城市的一個區級市場監管局，基層的市場監管所中，基本只有十余名監管人員，而其中專門負責食品、藥品監管的執法人員更是寥寥數人。

面對轄區大、監管事務多的情形，則想要靠這些少數監管人員天天全面巡查食品、藥品及產品和服務質量，確實有點勉為其難。

所以，這里又要回到了群眾的監督舉報、投訴上來——如果沒有“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僅靠現有市場執法力量，較好地根除消費隱患幾乎不太可能。

在這里，還有一個容易被人忽視的源頭性問題——即職業打假人基本上都是針對銷售層面上的經營者，很少有機會和有能力針對源頭性工廠的生產者。

當然，這里面，也與很多地方政府對于生產者的保護措施有關。

別說職業打假人很難進入生產者的場地進行打假了，就是當地的市場監管部門要想進入生產廠家檢查，大多都要得到當地政府、監察部門的備案與許可才行。

也就是說，地方保護主義思維的深度存在，也成了市場監管不到位的一個重要因素。

所以，如何保護消費安全，不僅僅只是廣大消費者、市場監管部門一家的事；也同樣需要各地政府拋卻地方和部門的利益觀、政績觀，而是真正把人民的健康安全當作頭等大事來抓才行！

一個國家必須全面性、全方位地樹立和落實生命健康安全理念，才能真正從根源上、本質上解決“假冒偽劣”的問題。

則到了那時，“職業打假人”就會自然而然地消失，成為一個早就應該走向消亡的歷史性符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