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皇不除，右翼難休：高支持率民調下的日本危險轉向

11月16日，日本共同社和朝日新聞，分別公布了最新一周的民意調查結果，這兩項民調的結果大致相同，高市不僅獲得了歷屆內閣中罕見的高支持率，更在涉臺言論后得到了更多的民眾支持。

在共同社的民調中，高市早苗內閣獲得了69.9%的支持率，比10月份的上次調查增加了5.5個百分點。

朝日新聞的民調則顯示，高市早苗內閣的支持率為69%，保持了歷屆內閣中罕見的高支持率。

盡管在日本媒體報道中，有關民眾集會抗議高市早苗右翼政策的新聞頻繁出現。但事實上，民調數據展現了真實的多數民意。

共同社的民調，還涉及了普通民眾對高市早苗提出的“臺海有事即日本有事，構成日本‘存亡危急狀態’”這一表態的看法。結果顯示，贊成這一言論的人占48.8%，反對者占44.2%。

這表明，大多數日本人認可高市早苗的對華立場。而支持與反對的比例接近，說明日本社會在這一問題上的看法依然存在分歧。

另一個數據則顯示，大多數人對高市早苗修改日本國防政策的嘗試表示支持，這更清晰地顯示出 日本社會正在向右轉 。

正如我們此前一再分析指出的，由于當前全球經濟處在科技突破的瓶頸期，戰后以美國為核心、以美元為紐帶的國際經濟體系積累的風險正在暴露，世界不可避免地在向右滑落。

按理，你右歸你右，跟我們關系不大，但日本的右不是一般的右。它的 危險之處軍國主義并未被斷絕，一旦右轉極易走上 軍國主義老路。

中國輿論常在討論，日本從未對二戰進行過真正徹底的國家性反省。而這一切的起點，正是源于戰后清算的不徹底，源于以麥克阿瑟為代表的美國，出于冷戰格局下便于控制的現實利益，決定保留日本天皇。

裕仁天皇作為日本戰時國家元首和武裝部隊最高統帥，在法律和道義上無疑是戰爭的首犯，更是日本軍國主義精神與體制的核心象征與最高圖騰。

試想，倘若在歐洲戰場，盟國戰勝后不僅赦免了希特勒，甚至允許他繼續擔任德國元首，戰后的德國還可能完成民主改造與歷史反思嗎？

事實上，西方社會不僅將希特勒符號化為終極之惡，甚至以立法形式禁絕納粹標志，令“反納粹”成為一種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確。

然而反觀日本，軍國主義的“旭日旗”仍在使用，戰爭時期的最高象征天皇制依然存續，而靖國神社這一軍國主義的精神堡壘也未被觸及。

對天皇戰爭責任的豁免與對皇室的保留，傳遞了一個極其錯誤的信號，作為戰爭最大勝利者的美國，對最大失敗者日本采取了某種程度的“寬容”與“原諒”。

但這種“寬恕”并非基于日本對自身罪行的真誠懺悔與清算，而是一種基于戰略利益的政治交易，其后果是給予了日本一個巨大的、可以“不徹底反思”的歷史余地。

戰敗的日本，沒有在精神上和制度上為其侵略行為付出應有的、徹底的代價的根源，就在于天皇未除。

日本皇室的存續，構成了日本始終無法像德國那樣對二戰歷史進行全民性、徹底性反省的根本性制度障礙。天皇作為國家象征的延續，無形中模糊了戰爭責任的歸屬，阻礙了國家層面明確、徹底的謝罪。

首犯不除，就等于沒有懲罰。

可以設想，當年倘若天皇被廢、被審判，日本民眾心中的軍國主義火星才更有可能被澆滅。而作為軍國主義象征的靖國神社也就失去了法理和精神基礎，不復存在的技術空間。

首犯未受懲處，實質上等同于這場侵略戰爭的最大責任沒有得到清算。這種源頭上的“赦免”，為日后歷史修正主義的滋生、右翼勢力的翻案，以及社會整體右轉，埋下了最深遠的禍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