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問大家一個問題,德國工業強不強?
奔馳、寶馬、西門子……這些耳熟能詳的大企業從德國出發,把生意做遍全世界。機械制造、化工、電子等支柱產業實力頂尖,專利數歐洲第一且研發投入達GDP的3%,隱形冠軍企業超1300家,工業4.0數字化滲透率45%,并擁有完善的產業與人才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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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驕傲的就像班里考試考到了前幾名,說德國工業弱,恐怕有點勉強了。
現象是現象,卻阻止不了一群德國企業心向中國,當德國化工巨頭巴斯夫把歐洲以外最大的一體化基地落在廣東湛江以及寶馬集團將最新的電池研發中心設在沈陽時,就可以佐證這個道理了。
為此,我們還咨詢采訪了江蘇太倉德國中心和有關部門,工作人員介紹這里有很多來自德國的企業,制造業就占了不小比例,目前,太倉已聚集德企近500家。同時成為中國最大的德國職業資格考試和培訓基地,這背后體現的是中國在營商環境、產業鏈完善度、科技創新等方面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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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這樣,有些德國政客可不高興了!一些擔心被中國掏空德國本土制造業的政客喊出了“去中國化”的聲音。不過德國企業的這些動作與“‘去中國化’”口號背道而馳,讓外界看清一個真相。德國工業試圖與中國“脫鉤”的設想,正在現實中上演一場荒誕劇。
作為曾經的歐洲工業引擎,德國制造業的每一個動向都牽動著全球產業鏈神經,但這場轟轟烈烈的“去中國化”運動,為何從一開始就注定難以奏效?
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弄明白全球工業格局變遷的深層邏輯,還有咱中國在世界產業體系中不可替代的地位。這樣才能看清一個事實。不出意外德國工業的“去中國化”,將變成全網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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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工業危機正在逼近,德企加速逃離
這幾年在德國有一個很明顯的趨勢,德國企業在開始逃離。
別以為這只是簡單的全球化分工、成本等因素所導致的產業鏈變動,對一個二戰后以工業為主并重新躋身世界發達經濟體的國家而言,這堪稱一場危機。
最直接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德國企業的競爭力的下降,二是企業開始往外遷移。
今年11月,德國《時代周報》報道援引本土知名智庫伊弗經濟研究所(IFO)的調研結果顯示,德國工業企業的競爭力自評已陷入31年來的最低谷,有36.6%的受訪企業認為自身在與歐盟外國家企業的競爭中處于劣勢,這一數值創下該機構開展相關調查以來的歷史最差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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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O調查項目負責人克勞斯·沃爾拉貝分析指出,這一現象背后,是結構性矛盾對德國工業體系的深度沖擊已全面顯現。
而且與7月份調查得出的24.7%相比,此次36.6%的負面評價比例出現了顯著躍升。即便將對比范圍限定在歐洲內部,德國企業的競爭力焦慮也在加劇,認為自身相較于其他歐盟成員國企業競爭力下滑的受訪企業占比,已從12.0%攀升至21.5%,半年內近乎翻倍。
事情為什么會成這樣?
一方面,這場競爭力下滑的浪潮已席卷德國所有工業領域,其中能源依賴度較高的行業受創最為嚴重。化工行業中,超過五成企業明確表示競爭力出現下降;電子與光學產品制造領域的這一比例達到47%,接近半數;機械工程行業也有約40%的企業面臨同樣困境。
另外關于其根源的總結,德國內部研究機構的觀點是,德國經濟正面臨人口結構失衡、熟練技術勞動力匱乏、單位勞動力成本走高以及行政流程日趨煩瑣等根本性結構問題,這些因素共同對企業經營形成了多重壓力。說實話跟美國當下制造業空心化的原因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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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智庫機構的最終結論認為,當前德國經濟的核心癥結在于供給側層面的系統性短板。
回到上面講的第二個問題,德國企業外遷。
管理咨詢公司西蒙顧和公布的最新調查結果凸顯了一個令人擔憂的趨勢:70%的德國能源密集型企業正在將投資轉移到海外。接受調查的約240家德國企業均來自化工、鋼鐵、玻璃和水泥等“德國制造”代表行業。有31%的受調查企業表示,正積極將生產轉移或擴展到歐洲以外地區。過去5年間,德國企業平均每年將超過2000億歐元的資金投向海外。
他們把德國的情況歸納為,整個行業看不到未來。
回過頭來看,德國工業的衰落苗頭,與其崛起時的核心優勢喪失息息相關。翻來歷史,德國制造業的輝煌并非偶然:地處歐洲中心的地理優勢,讓其得以便捷連接西歐消費市場與東歐資源產地。
再到19世紀末的政治統一掃清了國內市場分割障礙,為規模化生產奠定基礎;洪堡教育體系培養的高素質技工隊伍,與普朗克、愛因斯坦等科學家構建的自然科學基礎,形成了“科研-產業-技工”的完美閉環,實話實說,德國的工業有很不錯的基礎。
二戰后,“馬歇爾計劃”的扶持與歐洲共同市場的建立,更讓德國工業如虎添翼,從汽車到機械,從化工到精密儀器,“德國制造”憑借過硬品質橫掃全球市場,巔峰時期貢獻了德國GDP的近三分之一,撐起了歐洲經濟的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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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今,這些賴以成功的基礎正在崩塌。比如,地緣政治層面,俄烏沖突導致歐洲能源價格飆升,德國工業電價一度達到中國的8倍,讓依賴穩定能源供給的化工、鋼鐵等行業舉步維艱;美國《通脹削減法案》以巨額補貼吸引歐洲制造業遷移,僅2023年就有超過50家德國企業宣布在美國建廠,涉及投資總額超400億歐元。
德國國內的治理困境更讓危機雪上加霜,聯盟黨與社民黨組成的聯合政府內耗不斷,在能源轉型、工業補貼等關鍵政策上遲遲無法達成共識;環保政策“急剎車”導致魯爾區傳統工業轉型受阻,而新能源產業又未能及時補位,形成“舊產業已退、新產業未立”的尷尬局面。
德企的加速逃離,正在給德國和歐盟帶來隱形危機。德國總理朔爾茨在2024年工業峰會上坦言:“制造業的流失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關乎國家競爭力與就業穩定的戰略問題。”
對于此番現象,管理學大師彼得·德魯克以前講過一句話:“動蕩時代最大的危險不是動蕩本身,而是仍然用過去的邏輯做事。”
在20世紀乃至更加以前,他們向人類貢獻了最具思想性的哲學家、最具穿透力的音樂家,然而也滋生了最無賴和最殘暴的政治家。在近代世界歷史上,德意志民族之所以在經歷了如此多的歷史曲折和災難以后,仍能像不死鳥一樣獲得重生,并奇跡般地再度崛起,所依靠的也正是由其民族心理而衍生出的這樣一種民族精神,一種積極進取的、不屈不撓并且勇于爭先的民族再生力。
到了現在,精神不再是支撐德國工業的關鍵,困境大概率體現為未能及時適應全球產業格局變化,在堅守傳統優勢的同時,錯失了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興產業的發展機遇。而“去中國化”的錯誤導向,還會讓其在產業鏈重構中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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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中國化”愈發成了去中國
近年來,德國政府在“去中國化”的道路上動作頻頻。我們此前熟悉的就有,在通訊領域,以“安全”為由限制華為、中興參與德國5G網絡建設,要求電信運營商剝離已部署的中國設備。
另外,在汽車領域,推動歐盟出臺新的電池法規,試圖通過技術標準壁壘削弱中國動力電池企業的競爭力。后來在半導體領域,跟隨美國對中國高端芯片實施出口管制,阻止德國企業與中國開展先進技術合作。
德國國內也有一些聲音,大致意思就是,“我們需要減少對中國市場和技術的依賴,構建更具韌性的供應鏈。”
但現實卻與口號形成鮮明反差,你可以看到,“去中國化”不僅沒有實現,德國制造業對中國的依賴度反而持續加深。
據中國海關總署數據,今年1月至8月,德國與中國的進出口總額達1634億歐元(約合1907億美元),而與美國的貿易額為1628億歐元,2024年,美國曾取代中國成為德國最大貿易伙伴,現在呢,中國又超越美國 重新成為德國最大貿易伙伴
更值得關注的是,德國企業對中國市場的依賴已從“低成本制造基地”轉向“技術創新與市場增長引擎”。
比如寶馬集團的選擇極具代表性。2024年,寶馬在沈陽投產了全球首條純電動iX5氫燃料電池生產線,總投資達20億歐元,這一決策背后是中國在氫能源存儲與運輸領域的技術突破,以及中國市場對高端新能源汽車的巨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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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馬集團董事長齊普策直言:“中國不僅是全球最大的汽車市場,更是新能源汽車技術創新的策源地,脫離中國市場就意味著失去未來。”數據顯示,2024年寶馬在中國市場賣了超過71萬輛車,占全球銷量的近40%,累計交付新能源汽車超過40萬輛,占其全球新能源銷量同樣更高。
與之對應的還有,化工行業的巴斯夫同樣用行動投票。這家公司位于湛江的一體化基地總投資達100億歐元,是巴斯夫史上最大的海外投資項目,2024年以來該基地正式投產運行,年產乙烯達100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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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去年,巴斯夫與合作伙伴已經在大中華區累計投資約170億歐元。
答案其實不能猜測,企業是追逐利益的,德國政客說的去中國化,又怎么能困住企業的投資欲望呢?
要知道,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化工產品消費市場,同時在新能源材料、生物化工等領域擁有領先技術,德國工業企業在這里建廠,既能貼近市場,又能借助中國的技術優勢提升競爭力。據悉,該基地生產的化工產品不僅滿足中國市場需求,還出口到東南亞地區,成為巴斯夫全球供應鏈的重要樞紐。
再比如,在汽車零部件領域,德國博世集團2024年宣布在蘇州建立全球研發中心,計劃未來幾年投資100億美元,專注于自動駕駛與車規級芯片研發。
博世中國區總裁陳玉東提了一個觀點,大意是中國在人工智能、車聯網等領域的技術迭代速度全球領先,這里聚集了全球最優秀的科技人才和最活躍的市場需求,必須扎根中國才能保持技術領先。數據顯示,去年該公司在華銷售額達1427億元人民幣,有超過5.6萬名員工,是德國之外的擁有員工人數最多的公司。
所以,德國制造業難以“去中國化”,根源在于中國已經從世界工廠升級為全球創新高地,雙方的產業互補性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有人曾總結中國的競爭力是:價格、質量,還有速度。據報道,一位慕尼黑壓縮機制造商舉了一個驚人的例子:他需要一臺新的線材加工機。一家瑞士公司的報價是13萬歐元,而一家來自中國浙江的同類公司,報價低于2.8萬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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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其實是表面,技術與市場層面往往可能更關鍵。
先從技術層面看,中國在新能源電池、5G通信、人工智能等領域的技術突破,恰好彌補了德國工業的短板。德國汽車工業要實現電動化轉型,離不開中國的動力電池技術,德國新能源汽車所需的動力電池中,很大部分自中國企業。德國要發展工業4.0,離不開中國在工業互聯網、智能傳感器等領域的技術支持。
即便站在市場角度,中國擁有全球最大的約4億中等收入群體和最完善的消費市場體系,上面案例中德國企業來中國,不都是為了來分上一杯市場紅利的一杯羹嗎。德國假設不來,還有日本、美國以及德國身邊的法國、英國。
“去中國化”哪有那么簡單,有些癡人說夢了。
往深處看,中德產業合作的邏輯已經發生根本性變化。過去是德國提供技術、中國提供勞動力和市場,而現在是雙方在技術研發、市場開拓等方面實現平等合作、互利共贏。
所謂‘“去中國化”’,本質上是違背經濟規律的空想,最終只會讓德國企業喪失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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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工業力量陣營的時代變了
講德國存在工業危機也好,去不了中國化也罷,放大來看其實是全球工業格局變遷的縮影。近年來,全球工業力量正在發生歷史性轉移,新興經濟體在制造業中的比重持續上升,而傳統發達國家的工業優勢逐漸弱化。
一戰二戰以來,世界工業看西方,新世紀以來,全球工業看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時代真是變了,過去的回不去,未來的還在加速演變。
據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O)發布的《2025年工業發展報告》,截至目前,發展中國家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球比重達58%,首次超過發達國家,其中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球比重達31%,連續14年位居世界第一。
比如,按產值算就是制造業總產出,中國2024年份額是31.6%。按增加值算,中國2023年份額是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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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中國2000年中國工業增加值占全球比例只有6%,在2030年將升至45%,相當于美國、日本、德國三國總和的2.3倍。其實,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在2010年超過了美國,首次登頂全球第一,占全球比重約為19.4%。之后不僅年年保持第一,而且全球占比繼續上升,目前已接近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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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具體指標來看,中國在多個關鍵制造業領域已經實現全球領跑。隨便舉幾個例子,中國新能源汽車產量近1300萬輛,是世界第一,2024年中國芯片產量約4250億顆,全球約1.2萬億顆,中國占比約35%........
以此類推,去年中國發電量約10.1萬億度,占全球總量的32.3%,高于第二至第五名國家之和。大致可以認為,工業與制造業相關數據,無論是按產值還是按增加值算,中國全球占比就約30%甚至可能更多。
結論就是,中國制造2025”戰略實施以來的成果顯現,也有中國堅持科技創新與產業升級的必然,也可以稱之為全球工業力量的變化。
而與新興經濟體工業崛起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發達國家普遍面臨工業空心化問題。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英國、法國等發達國家紛紛將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專注于金融、科技等高端服務業,導致制造業占GDP比重持續下降。
好比美國制造業占GDP比重僅為10%左右,而德國雖保持在20%左右的較高水平,但也呈現逐年下滑趨勢。工業空心化帶來的后果顯而易見:產業鏈完整性受損,關鍵零部件依賴進口;就業市場兩極分化,中產階級規模萎縮;技術創新與產業應用脫節,新興產業難以形成規模效應。
發達國家工業空心化的根源,在于其產業發展模式的內在缺陷。一方面,資本的逐利性導致大量資金流向金融、房地產等虛擬經濟領域,實體經濟投入不足;另一方面,高福利政策導致勞動力成本上升,制造業競爭力下降;此外,在新興產業發展過程中,由于市場規模相對較小、產業鏈不夠完善,難以形成“應用-迭代-再應用”的良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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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過來看中國則憑借獨特的優勢,成功避免了工業空心化的陷阱,超大市場規模為新興產業提供了廣闊的應用場景,完善的產業鏈配套降低了企業創新成本,持續的研發投入保障了技術迭代能力,這些優勢共同構成了中國制造業的核心競爭力。
全球工業格局的變遷,給中國帶來了深刻啟示,正是基于對這一趨勢的精準把握,“十五五”規劃建議明確提出“保持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
按照歷史教訓的邏輯,這個戰略部署具有極強的現實針對性:制造業是國家經濟命脈所系,是科技創新的主要載體,保持合理的制造業比重,才能確保國家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堅實支撐。
德國工業的“去中國化”鬧劇,最終只會淪為全球經濟舞臺上的一個笑話。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今天,產業鏈供應鏈的形成是市場規律作用的結果,是各國比較優勢的體現,任何試圖通過行政手段強制“脫鉤斷鏈”的做法,都違背了經濟規律,最終只會損害自身利益。
德國工業“去中國化”的笑話,已經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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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海情報局 系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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