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護歷史真相 傳遞和平薪火： 日本民間反戰力量與戰爭記憶傳承

作者： 楊慧穎 林敏潔 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日本月刊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也是南京大屠殺慘案發生88周年。為銘記歷史、勿忘國殤，2014年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以立法形式將12月13日設立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以祭奠在這場反人類浩劫中喪生的30多萬同胞。與中國在銘記抗戰記憶、重視反戰和平教育領域形成普遍共識呈鮮明對比的是，日本至今仍未形成全社會的戰爭歷史敘事共識，對戰爭歷史的認知始終處于一種“拉鋸”狀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日本經濟實力的增強與政治保守化趨勢的加劇，一股系統性的歷史修正主義思潮逐漸從邊緣走向社會主流，他們企圖否定或淡化日本在二戰期間的對外侵略行為與戰爭責任，并將主張直面歷史、承認侵華罪行的正義人士的歷史觀污名化為“自虐史觀”，宣稱損害了日本民族的尊嚴與國家利益。而“南京大屠殺”因其極端性與受害者規模的巨大，成為了日本戰后歷史觀爭論中最為激烈的“核心戰場”。歷史修正主義者通過所謂的“史料批判”的包裝，從質疑記錄南京大屠殺照片的真偽、大屠殺遇難者人數、強調大屠殺作為軍事行動的“合法性”等，試圖從根本上解構甚至消解這一歷史的真實性，并通過教科書審定制度、出版相關讀物等渠道，持續地影響著日本民眾的歷史認知，已對中日和平友好關系構成了嚴峻挑戰。

然而，日本社會并非“集體失憶”或“全體右轉”，其內部依然存在著一批有良知的有識之士與民間組織，他們致力于維護南京大屠殺史實，通過多維并舉的實踐行動，如深耕史料實證、拓展公眾傳播、運用法律武器、推動跨國聯動等來堅守歷史真相、傳承戰爭記憶、直面戰爭責任、呼吁反戰和平。他們在日本屬于未被學界系統關注的少數群體，本文旨在淺析這些群體的主體構成、探討其守護史實路徑和現實困境，進而論析其對當下中日關系的啟示。

一、主體構成：守護歷史真相的民間力量

在日本戰后復雜的社會環境中，“南京大屠殺”歷史真相的守護者群體是由秉持著“守真”精神的多元化個體與組織所共同形成的，他們基于不同的年齡、職業、教育背景以及社會領域發出歷史良知的正義之光。主要包括：

一是以學術研究為核心的和平民間組織，其中最具代表性是“南京事件調查研究會”，由本多勝一、洞富雄、笠原十九司等實證主義歷史研究者，為支持家永三郎教科書訴訟而發起的學術研究會，他們系統性搜集并批判性運用日方原始檔案并進行跨國取證搜集散落于全球的相關史料，從日本的軍部檔案、士兵日記、日本懺悔老兵口述證言、南京大屠殺受害者證言、第三方親歷者日記等第一手資料中尋找鐵證，站在加害者立場對歷史進行反思，用扎實的史料實證駁斥歷史虛無主義言論、南京大屠殺否定論，奠定了“南京大屠殺”史實維護的學術合法性。

二是以社會教育與公眾啟蒙為使命的民間團體，如“No more 南京會”“銘心會”“南京大屠殺六十周年日本全國聯絡會”“神戶·南京心連心會”等。這些團體的成員構成更為廣泛，涵蓋教師、律師、記者、藝術家、普通市民、學生等。他們通過舉辦“南京大屠殺史實展”與巡回演講，以視覺化與敘事化的方式呈現歷史；也組織證言集會、讀書會等活動，向公眾揭露日軍侵華的歷史真相；還借助出版證言集、制作電影等方式普及歷史知識。此外，這些團體還積極組織訪華團前往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進行實地學習，開展植樹活動以表達綠色贖罪，并招募紫金草合唱團赴海外演出，以音樂反思戰爭、呼吁和平。他們通過多元方式將南京大屠殺的真相公之于眾，推動日本民眾形成客觀正確的歷史認知，并承擔起回應戰爭責任的使命。

三是以法律維權為途徑的日本律師團體，如“中國人戰爭被害賠償請求事件辯護團”“要求國家賠償731部隊細菌戰受害者訴訟律師團”等，在日本右翼分子污蔑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夏淑琴等人的訴訟、歷史教科書審定訴訟等問題的法律斗爭中，他們無償提供法律支援，自費進行調查取證等并承擔受害者的經費開銷，將歷史認知的爭論延伸至司法領域，來遏制右翼對中國戰爭受害者的誹謗與中傷，為守護者群體提供了堅實的法律盾牌。

四是以宗教和平主義為信念的團體，如部分佛教團體和基督教教會，他們從宗教的懺悔精神出發，將南京大屠殺視為人類暴行的象征，定期舉行和平祈禱儀式，組織和平訪華團到南京為逝者祈福等。尤其具有代表性的是愛知縣圓光寺住持大東仁，其自2005年起便持續收集侵華日軍史料并無償捐贈于南京，不斷用大量日方資料“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回應右翼攻擊。這些宗教界人士在信仰共同體內部進行歷史反思與和平教育，他們為南京大屠殺史實維護增添了倫理探討的維度與精神關懷的面向。

這些個體與組織主動投入“南京大屠殺”史實維護這一“吃力不討好”甚至有著一定風險的事業，他們的內在動機根植于對歷史、現實與未來的復雜情感與理性認知。其最根本的動機，是發自對歷史真相本身的敬畏與責任。右翼勢力對日本侵華歷史的篡改、對南京大屠殺暴行的否認都是對學術尊嚴、歷史良知的背叛。與此同時，對和平主義的堅定信仰與對戰爭創傷的深刻反省是歷經過戰爭年代或在其教育中深受和平憲法精神影響過的守護者群體所共有的。他們進行史實維護活動，不僅為了揭露曾經的戰爭殘酷真相，更是為了防止戰爭重演，避免日本再次走上軍事冒險之路。再者，他們也是出于真正的愛國，擔憂“大東亞戰爭肯定論”“歷史虛無主義”等右傾思想所營造的虛假“光榮”敘事會讓年輕一代人不敢坦誠面對歷史陰暗，不會去主動進行反思與自我批判，以至其無法贏得國際社會的真正尊重，也無法與亞洲鄰國建立真誠的和解。守護者群體的史實維護行動，在一定意義上也是為了試圖塑造一個基于反省與和平的國家認同，誠如津田道夫通過《南京大屠殺和日本人的精神構造》向中國人謝罪，“我這樣說不是站在民族虛無主義的立場上，當然也不是卑屈，而是以伴隨著實際行動的謝罪來恢復日本民族——人民的民族的榮譽。”

二、實踐困境：記憶傳承中的挑戰與創新

日本民間守護力量在維護南京大屠殺史實的歷程中并非一帆風順，他們長期處于充滿敵意與冷漠的復雜環境，其行動始終伴隨著各種內外部的壓力與困境。然而，正是在這種逆境中，他們堅守著正義初心、歷史良心與行動恒心，展現出驚人的韌性，不斷通過自我調適與創新尋求破解之道。

在實踐困境中，最直接、最嚴峻的外部壓力來自日本右翼勢力與民族主義潮流的攻擊。這些極端的個體與組織不僅在輿論上污蔑、攻擊揭露南京大屠殺史實的群體為“自虐史觀”散布者，還進行各種騷擾與恐嚇。與此同時，日本政治生態中存在的“歷史修正主義”傾向帶來的隱性壓力在一定程度上將史實維護群體的實踐行動排擠至社會邊緣；再加上社會整體存在的“受害者敘事”導向，使日本民眾更容易關注并認同廣島、長崎原爆的“受害”經歷，有意或無意地逃避直面日本侵略亞洲國家的加害歷史，這種廣泛的社會性沉默形成了無形的“軟抵抗”，使許多普通民眾即便不認同右翼觀點，也缺乏深入了解加害歷史的興趣，令史實維護群體的啟蒙工作陷入“曲高和寡”的窘境。

除了外部壓力，史實維護群體也面臨著嚴峻的內部挑戰，最為現實的困境是資金與人力資源的長期匱乏。因為這些民間組織主要依賴會費、少量捐款和出版物稅維持運作，極少獲得政府或大企業的資助。很多活動需要內部成員自費，這使他們難以開展大規模、長效性的項目。同時成員多為志愿者，依靠熱忱與信念在支撐，體力與精力的透支成為了常態。更為深遠的危機在于核心成員的老齡化與代際傳承的困境。很多史實維護群體的發起者和中堅力量是二戰后出生的“團塊世代”，如今已年逾古稀，而現在日本的年輕一代生長于經濟長期停滯、社會趨向保守的內向化世代，他們對戰爭的歷史距離感更遠，對參與社會運動的熱情也普遍降低。如何將史實維護的“接力棒”傳遞給年輕人，吸引他們加入并成為新的主力軍，已成為亟待解決的課題。

面對內外交困的現實，日本民間守護力量并未坐以待斃，而是積極尋求方法與路徑的創新，以期在逆境中開辟新道路。在應對組織資源難題上，他們開始以網絡形式來舉辦相關活動，以減少線下活動的經濟開支與人力的往返奔波，或發起活動支援共籌等來緩解資金困境；在激發年輕人參與史實維護話題方面，他們開始使用自媒體來制作短視頻，在YouTube等平臺上發布相關介紹解說視頻、學者訪談，建立并公開研究成果數據庫進行宣介等，主動創造讓年輕人能夠接近正確歷史認知的社會環境。

三、未來愿景：歷史記憶與文明啟示

日本民間力量對南京大屠殺史實維護的持久努力，其意義已經超越了對單一歷史事件的考證與辨析，它如同一面多棱鏡，折射出關于歷史認知、國家認同、區域和解與民間外交的深刻啟示。對于日本而言，這些民間良知是社會反思的內生動力，他們突破了“言論一元化”的假象，其發出的直面歷史真相、不重蹈戰爭覆轍、反戰和平的聲音在被右翼話語和民族情緒干擾的社會公共領域發揮著關鍵性的“解毒”與“啟蒙”價值；同時，史實維護群體的實踐與行動為日本探索了一種更具包容性與反思性的國家認同模式，盡管他們的公眾教育與傳播在短時間內難以撼動社會主流敘事，但其鍥而不舍的努力猶如潤物細無聲的春雨，為日本未來播下了理性、良知與和平的種子。

以史為鑒、和平共生，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記憶，不應是中日關系的“絆腳石”，中日兩國的應通過學術共建、教育共享、傳播共鳴的共同努力，使之轉化為構建新型雙邊關系的“鋪路石”，這段歷史作為全人類關于戰爭暴行與和平價值的深刻教訓，通過對它的研究、紀念與反思，我們得以將其提升到守護人類文明與和平的高度，不僅有助于促進中日兩國的和解，更是對整個人類社會做出的重要精神貢獻。展望未來，在區域國別研究的視野下，關注并支持這樣的民間史實維護力量的反戰和平活動，亦是服務國家戰略、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種實踐。（作者楊慧穎系南京師范大學區域國別研究院研究員；通訊作者林敏潔系南京師范大學區域國別研究院院長。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日本民間反戰記憶跨領域研究”（17ZDA284）階段性成果，由“國家資助博士后研究人員計劃”資助（GZC20231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