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煥炯：許倬云及他這一代海外學人成名原因探析

近來看到許倬云先生以期頤之年在美國故去的消息，不勝感慨。這不僅是一代史學名家的人生謝幕，更是具有特殊印記的海外學人們的一個時代的完結。這個時代的海外學人，大多經歷了抗日救亡的艱苦卓絕和隨后的烽火洗禮，在國內雖有諸如逃難等變動不居的經歷，但大多完成相對完整的教育，然后都出洋留學美歐而在異國他鄉成就過一番事業。

這一代海外學人，在出身方面條件優渥，大多為官宦、巨賈富商或是鄉紳望族子弟，如許倬云是民國時代海軍少將許鳳藻之子。所以在整個時代和社會背景中，這一批人有較多機會獲得包括教育在內的多種資源，從而年紀輕輕就受到了傳統文化的浸潤和熏陶，打下很好的文史功底；與此同時，更受到時代新潮的深刻影響，在視野和治學方法等方面較多地契合于時代的進步（因為家中有錢，易于到領風氣之先的地方求學等）。更重要的是，他們經歷過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相對特殊時期的國家、民族和社會的苦難，身處流離顛沛的狀態之中，但也讓他們有更多的經歷致使視野的開拓或受教于當時的名師，從而實現了歷史的縱向與空間的橫向之間的交融，更因較便利地實現了出洋留學，避免了可能的各種紛擾。他們出洋后，通過多年的厚積薄發，在各自的人生晚境中獲得較高的名和利。

這一代人中，在文史方面，較著名的有何炳棣、唐德剛、夏志清、黃仁宇、余英時等，當然許倬云也是其中的一位代表性人物，倘若范圍拓展得更廣一點，那么李政道、陳省身、吳健雄夫婦等，他們雖具體的情況有所不同，但總體上仍可被看成同一類。他們大多出生在1910年到1930年之間，許倬云先生大概可算得上是這一代海外學人中的一位殿后者了。之所以這么說，一來是他的年齡相對較小，二來是許倬云因身體缺陷開蒙較晚，以及常以插班生的身份輾轉于不同地方的中學（如江蘇無錫輔仁中學，臺灣臺南二中等），他在臺灣大學完成本科及研究所的學業，然后直到五十年代中后期，受胡適先生的幫助，由臺灣出國留學獲得博士學位，相較于這一群體中的絕大多數者基本上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末期之前由大陸出洋，他出洋的時間較遲而具體情況也略顯不同。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他也可被看成是另一類的出洋留學者了，與此類似而又較著名的，還有專注于宋遼金史的陶晉生，等等。

包括許倬云在內的那一代海外學人，在漢學界以及兩岸三地中具有較大的影響力，他們都似乎確立了相對尊崇的學術地位，這就有必要分析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了，通過對這幫相對特殊的“香蕉人”學者們的各自經歷的梳理，不難發現，這是多方面的原因所造成的一種奇特現象，既有他們自身的原因，還有環境和時代的原因，更有某些包裝技巧的運用等方面的原因，下面分述之。

首先，這批學人的搏得大名，離不開家庭小環境和自身的努力和名師的栽培，尤其是自身的努力為他們的功成名就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名師的栽培讓他們開闊了視野和接受了做學問的訓練，這些也具有根本的重要性，無論是何炳棣、余英時還是許倬云，他們選定目標方向后，就專注于讀書做學問，與此同時都得到了名師的指導和幫助，如何炳棣氏，他的老師就有雷宗海、蔣庭黻、陳寅恪，還有與胡適及游國恩等相交往，由此他可得到相應的鼓勵的同時，還可獲得第一流的答疑解惑，何炳棣在美國留學期間，經常光顧胡適的居所，他們促膝長談，對何氏的學問進益，自然有莫大的幫助。對許倬云來說也是一樣，他是傅斯年的學生，出洋留學上就得到胡適的幫助，諸如此類的，為他們的學業基礎的夯實和專業方向的選擇帶來極大的便利（許倬云寫信給胡適，探討如何確定研究方向等問題）。韓愈說“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但他們的師者，除了傳道、授業和解惑外，還發揮著一個克難的功效，所以他們有幸遇到這樣的老師，讓他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其次是專業方向取巧式的選擇和時代風向的變化，為他們的成功提供了際遇。無需違言，二戰結束以及中國政權的更迭，韓戰等外部環境的變化，致使歐美政府及社會各界，尤其是學界對中國的關注程度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在相當的程度上促使了漢學的發展，也就是有更多的人（包括歐美學者）專注于中國的文化、政治等的歷史和現實的研究，在這樣的背景下，這些出洋留學者，借助自身已在國學方面打下的堅實基礎，投身于中國歷史等方面的研究，處于“其道不孤”的狀態且又有諸多的便利。

更重要的是，這些聰明的學子，在選擇歷史文化這個專業方向上，大多選中國的先秦史等上古史中的思想史、哲學史和文化史，以及一定時間范圍內的經濟史，人口史等，把這些作為主攻方向，他們應該是學到了胡適博士論文選題的精妙(這些在拙著《胡適新論》中有專門的分析)，這些都是非常討巧的，之所以這么說，一是從問題的角度，它涉及到中國文化的源的梳理，是重大問題，二是在當時不要說在歐美，就是在中國，該領域的創新性資料不是很多，更直白地說就是近現代的研究者對該領域的研究還不是很深入，他們專注于此，比較起來，應該更易于做出具有體系性的成果，進而甚至可開宗立派。尤其在歐美學術環境中，他們在這方面的研究深度，可謂是獨一份的存在，很多人后來的業績也印證了這個論斷。三是這些方向，具有多重性的特性，可以通過借助史學以外的其他學科的東西，服務于史觀的重構和成果的產出；四是在當時用經濟分析方法研究史學已成為一種新趨勢的背景下，通過對經濟、人口、土地等資料的歸集和梳理，采用“小切口大視野”和以點帶面式的創新，已成為一種較時尚的研究方法，所以許倬云們做這樣的選題研究，接續上這種新的研究方法，并選擇已經相對較熟稔的史學領域，這確實是一種“揚長避短”的選擇，無論怎樣說，面對中國史，相比較于洋學者們，這些留學生們的優勢總是非常明顯的。

其次，在多年后，他們攜帶者各種成果及榮譽，與國人交流，展現他們“高人一等”的風范，而國人大多以“仰人鼻息”的姿態面對。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至少包括如下幾個方面：一是從他們的角度，多年的辛苦，已有一定的成果和榮譽，回國交流，有一種“衣錦晝行”的感覺，那怕是裝，也要裝出三分虛氣來，讓國人感受到他們是見過大世面的。當然他們確實優秀，能展現出超群的氣質，這也是不爭的事實。二來對中國大陸來說，因短暫的民國時期所打下的學術基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并沒有得到很好的傳承和發揚光大：具有學術專長者，大多處境不好，不僅沒有開展學術的環境，也沒有進行學術研究的心境，這可從史學界的陳寅恪等的經歷中得到印證。而年紀相對輕一些的學者們，因經歷各種運動，而把做學問的時光流失掉，更有一些年輕者，結合所經歷的各種運動，早已找到了“終山捷徑”來謀求“正途”，做學問已不再是他們的選項了，退而求其次，哪怕個別人(當然錢鐘書之類的除外)還有心于做學問，那也只好是閉門造車，無論是學術訓練，還是學術游歷交流和積累，學術成果的產出和傳播，他們無法與這些上承國內所學，下接歐美學術環境而沉浸其中的許倬云們相比。三是那些在國內擁有一些資源或具有權勢的而又被稱為學者的人，因為與這些留學歐美的成功人士或相關歐美的漢學家之間存在某些緣由，他們通常通過拔高許倬云們來提升自己的學術地位，以達到類似于“挾洋自重”的目的，甚至通過互相抬轎子，以惺惺之態說出“你們知道我是一無所知的”之類的無聊話，加以抖機靈，耍小聰明，這也致使許倬云們的聲望日隆。但隨著時間的過去，國內學術水平的提高和以平等的視角來審視這些“香蕉型”學人的學術成果，就可以得到理性、中道和持平的結論，許倬云們的金身的光環也會慢慢褪去，相信這一天的到來，已經不會讓人等待太久了。

進一步，許倬云他們這一代海外學人，實際上也可被看作是中國歷史文化的海外研究團隊，他們的學術經歷，應該被看成一個個具體的案例，讓后來者沉思把玩和研究分析，從中悟出相關的成功之道和學術傳承中的“得”與“失”，針對這些，不僅具體的學人要細細體會，對學術環境的營造有影響的當政者，也應有所思考，矯正于過去的種種，相比較于對許倬云們的一味吹捧，這方面應該更有啟迪意義和現實價值。

綜上，似乎可以這樣認為：學術是一個綿綿不絕的過程，更如同一個沒有終點的馬拉松賽跑，這個過程中，每一代學人都是學術的接棒者，一代學人因著各種外在條件的制約和自身相關原因的束縛，可能會跑得慢一些，就會相對落后于跑在前面者，但只要外部條件和環境的改善，以及他們自身的堅持不懈，他們終有后來追上的可能。所以相對落后者大可不必妄自菲薄，而相對先進者也無須沾沾自喜，更不應該以一種老氣橫秋的教師爺的口氣藐視一切-----自認為已經找到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真相而得到絕對真理了。

隨著許倬云的故去，這一代具有相對特殊際遇的海外學人群體已是整體性地走進了歷史，他們的故事也已成為傳奇，任憑“負鼓盲翁正作場”式地傳播或成為普通人的一種談資。但他們到底在整個學術史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留下怎樣的學術影響，具有怎樣的學術地位，那就只好讓時間來給出答案了，清代的趙翼早已經用“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 的詩句作出了相應的總結。

寫于2025年8、9、10月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