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垣傳》第三章——經世致用， 著書立說

合著/張榮芳 曾慶瑛

編者按：在中山大學原副校長張榮芳教授編寫的三本不同類型陳垣傳記中，中篇（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陳垣的每章篇幅適中，詳略得當，適合網絡連載。陳垣孫媳曾慶瑛教授分工寫第一章、第十章、陳垣簡介和陳垣已出版的主要論著目錄，進一步增強了本書的權威性。紀錄片《陳垣》梅明導演為網絡版配視頻和圖片，形象立體地展現陳垣校長的風采。三人合力，以紀念陳垣先生誕辰145周年，弘揚勵耘精神，賡續中華文脈。

《陳垣傳》第一章—— 家世、家鄉與童年
《陳垣傳》第二章——熱血青年

一、 參與時政，當選議員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革命黨人發起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封建帝制。

1912年1月，中華民國成立，4月，民國臨時政府遷往北京。陳垣參加廣東醫學共進會。

1912年5月，陳垣與廣東醫學共進會同仁歡迎孫中山先生等，并攝影留念。

三排左一 陳垣

1912年12月至1913年2月，全國進行了第一次國會選舉，陳垣因辦報宣傳反清甚有影響，故以“革命報人”身份正式當選眾議院議員。1913年3月，陳垣離開廣州到北京參加第一屆國會會議，并從此定居北京，棄醫從政。

在陳垣離開廣州前，光華醫學院召開懇親會，歡送陳垣赴北京任眾議院議員。

梁培基在《〈光華醫事衛生雜志〉續出發刊詞》中說：“陳（垣）君被選為眾議院議員，議院為立法機關，陳君素知醫學與國家強弱之關系，愿出其學，使國家法律重視醫學，以強盛中國。更愿陳君毋忘母校，有以光大我光華也。陳君起而答曰：以今之大勢，我國不欲強及不欲免外人干涉內治則已矣；我國茍欲強而免外人干涉內治，則衛生政治豈能不竭力實行乎！若實行衛生政治，則必要提倡醫學，培植醫材。”

葉慧博在《送陳君援庵之北京序》中說：“陳君此行受國人之負托。”“吾于陳君此行卜之，而國家亦將重賴有土也。”

可見光華醫學院的同仁在歡送陳垣之集會上氣氛相當熱烈，同仁對陳垣此行寄以重托，陳垣亦以效力于國、愛國之情報答同仁。這是陳垣人生的一大轉折。

1913年4月，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召開，陳垣出席了會議。

6月，袁世凱發布《尊孔祀孔令》。

8月，孔教會代表陳煥章、梁啟超等上書北京參、眾議院， 請于憲法中定孔教為國教。

這一議案引起國會憲法起草委員會的激烈爭辯，一時輿論蜂起。陳垣拍案而起，激烈反對，認為信教自由，不當強定一教為國教。

陳垣因為反對強立孔教為國教，遭到孔教教徒們的攻擊。馬相伯為陳垣所著《元也里可溫考》作序，云：“君即民國二年反對孔子為國教，而狂夫某電京，嗾明正典刑者之一也。”

陳垣到北京后，結識了廣東三水人梁士詒。梁士詒是交通系首領，先后任總統府秘書長、交通銀行總理、財政部次長、稅務處督辦、參議院院長、國務總理等。因為同鄉關系，陳垣參與了梁氏的政治活動。他曾先后在梁氏主持的全國稅務處、國內公債局、毛革改良會等機構任職，但都是出于謀生的考慮，兩人志趣不同。

出任稅務代辦時的陳垣

后來梁士詒贈書給陳垣，在封面題字，曰：“援庵著述甚夥，人將愛之，詒將哀之。因襲近人詩贈之曰：銷磨一代英雄盡，故紙堆中問死生。是耶？非耶？”

而1939年陳垣致陳樂素家書中亦說：“此余與三水（指梁士詒）一段因緣，三水不喜人讀書，所以不能久處，然在今日思之，當時若隨三水不去，亦不過如劉鐵城等，多賺幾個錢而已，孰與今日所就之多也，為之一嘆。”

可見他們兩人志趣不同，梁士詒走政治仕途，陳垣則傾心學問。

1921年12月至1922年5月，陳垣任了6個月的教育次長，并代理部務。任職之初， 一些友人、名流如蔡元培等紛紛致函出謀獻策，推薦人才，陳垣亦想對教育事業有所建樹。

劉乃和記述說：陳垣就職后，遇到的是政府克扣教育經費、 裁撤教育部的附屬機關等事。教育部的附屬機關，當時不過10處，每月開支甚微，且所管多是關于平民教育的調查、教育材料的采集，以及有關社會教育等， 大都是關于教育前途的事。當時援庵師為此事發表聲明，說：“教育一事，應逐年擴張，因困于經費，不能如愿，已屬抱歉，萬不能再為縮小范圍。”不同意裁撤教育部的附屬機構。

他在教育部任職期間，解決了八院校教職員代表到教育部 “索薪”之事，各院校教職員常年欠薪的困境有所緩解。

1923年10月，曹琨利用誘騙收買和武力威脅的手段操縱全國選舉，當上總統。陳垣事前不知其中的政治陰謀，糊里糊涂亦參加了選舉，事后警醒，甚感上當，后悔莫及。這件事給他留下了深刻的教訓，使他遺憾終生。

他自1913年移居北京至此已有10年，前后三次做眾議員。現實給他深刻的教訓，使他感到國會不過是各派系軍閥玩弄政治陰謀、爭權奪勢的一塊招牌，難以表達民意。他想在政治上有所建樹的美夢破滅了。

10年來與當時政治若即若離的情況終于改變，他棄政從史，走上自由的學術研究的道路，追求人格獨立的精神。

陳垣晚年回憶，說：“眼見國事日非，軍閥混戰連年，自己思想沒有出路，感到生于亂世，無所適從，只覺得參加這樣的政治是污濁的事情，于是就想專心致力于教學與著述。”

從此以后他專心致力于教學與著述，終于成為著名的史學家和教育家，成 為一代學術宗師。

二、 歷時十年， 研究《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是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醞釀，三十八年（1773）開始編纂，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基本完成，共用了十幾年時間編纂的一部綜合性大型叢書。抄成7部，分藏于7座藏書樓：文淵閣、文溯閣、文源閣、文津閣、文宗閣、文匯閣、文瀾閣。

此后100多年間，沒有人對它進行過全面的調查研究。直到1920年，陳垣成為全面調查研究《四庫全書》的第一人。

1915年，原藏于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的《四庫全書》被移存國立京師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前身），這是陳垣渴望已久的書，他千方百計與圖書館取得聯系，并開始到館閱覽。

1920年5月，法國總理班樂衛來中國，建議將退還的庚子賠款用來影印《四庫全書》。

當時徐世昌總統允諾影印后，分贈法國總統及中國學院，并明令派朱啟鈐督辦其事。又派陳垣往京師圖書館就文津閣《四庫全書》實地調查架、 函、冊、頁的準確數字，以便為影印做準備。

陳垣把主要精力放在《四庫全書》的全面調查上。6月至8月，陳垣帶領樊守執、楊名韶、王若璧、李倬約、李宏 業、張宗祥等人全面清點《四庫全書》的冊數、頁數等。

當時京師圖書館目錄課譚新嘉于1921年10月在清點數據單后面題寫跋語，記述當時情況：“時政爭 激烈，近畿槍林彈雨，京城各門白晝僅啟一二小時者二十余日。樊君諸人每日揮汗點查，未嘗一日間斷。”“當戎馬倥傯之際，得以從容鎮靜各事其冷淡生涯，幾若世外桃源。”

通過這次檢查，陳垣等人弄清了這部叢書的詳細情況。他們對其中每部書的冊數、頁數都進行了清點，列出書名、作者，并作了索引，還將趙懷玉本《四庫簡明目錄》與《四庫全書》原書進行核對，將有書無目、有目無書、書名不符、卷數不對等情況一一羅列，然后撰成《四庫書目考異》5卷、 《四庫書名錄》、《四庫撰人錄》等。

以后，陳垣斷斷續續對《四庫全書》作了長達10年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開創性成果。

他的學生劉乃和在《書屋而今號勵耘》 一文中記述了當時的情景：“當時他家住在北京城內西南角，貯存文津閣 《四庫》的京師圖書館在城東北角。當時紫禁城前后的東西街道還是宮廷禁地， 沒有直達道路，必須繞道走，來回路程需要三個多小時，逢陰雨風雪，甚至要四個多小時。他每天清早，帶著午飯，到圖書館看《四庫全書》，圖書館剛開館就趕到，下午到館員下班時才離開。就這樣前后讀了十年，把這部包括三千多種、 三萬多冊的大叢書做了詳盡地了解。”

1925年1月，陳垣還帶領北大學生清點了文淵閣《四庫全書》。他后來畫了 《文淵閣四庫全書排架圖》，將文淵閣書排列的函、架次序，按原來排放位置畫 為圖式，頗便觀覽。4月28日，他在故宮摛藻堂發現了塵封多年的《四庫全書薈要》，并特意留影紀念。

《四庫全書薈要》與《四庫全書》同時編纂的，是乾 隆皇帝命四庫館臣選擇《四庫全書》的精華，繕寫為《四庫全書薈要》，其編寫 形式與《四庫全書》全同。共收書473種11151冊，分裝于2000函中，另外1 函為總目。這一發現，也是陳垣對《四庫全書》的重要貢獻。

現在收入《陳垣學術論文集》第二集的關于《四庫全書》的文章有9篇， 即《編纂四庫全書始末》《文津閣四庫全書冊數頁數表》《四庫全書中過萬頁之書》《大唐西域記之四庫底本》《四庫撤出書原委》《書于文襄論四庫全書手札后》《景印四庫全書未刊本草目簽注》《四庫提要中之周亮工》《再跋于文襄論四庫全書手札》。

我們從這9篇文章中可以看出陳垣對《四庫全書》研究的貢獻主要表現在五方面。

第一，查清了《四庫全書》的基本數字。統計的結果：《四庫全書》收書共 3461種，99309卷；存目有6793種，93551 卷。全書共2290916頁，分裝成 36275冊，總字數99700萬。

過萬頁之書31部，頁數最多、部頭最大者是《佩文韻府》，444卷，28027頁；第二名是《冊府元龜》，1000卷，27269頁。這一基本統計為人們認識《四庫全書》提供了方便。

第二，《編纂四庫全書始末》一文，第一次將編修《四庫全書》全過程做了簡明扼要的記載。

關于《四庫全書》是如何編成的，雖有零星記載，但并沒有系統的材料，人們并不清楚編纂全過程。此文采用編年體例，以事系年，逐年逐 目編列，記述了乾隆三十七年（1772）至五十七年（1792）《四庫全書》的編纂始末。從此文我們得知參加修書者前后有900多人，乾隆第六子永瑢 等8人為總裁，紀昀、陸錫熊、孫士毅任總纂修者，邵晉涵、周永年、余集、戴震、楊昌霖等任校勘。

《四庫全書》采入書本有敕撰本、內府本、《永樂大典》本、各省采進本、私人進獻本和通行本等6種。《四庫全書》抄成7部，建7閣分藏。

第三，考證《四庫全書》撤出書原委。

《四庫撤出書原委》是1928年陳垣致余嘉錫的信，他根據乾隆宮廷檔案，考出周亮工等人的書被撤出的原因：因書中有被清廷視為“違礙”之句，或有“猥褻”之疑，故被撤出。被撤出的書共有11種之多。

又在《四庫提要中之周亮工》 一文中說：“周亮工著述，四庫全書著錄五種，存目三種。”“乾隆五十二年，復勘四庫全書……亮工著述之已著錄及存目者一律扣除，已刻提要之有亮工名者亦一律抽改。”

第四，對于文襄論《四庫全書》手札的研究。

于文襄即于敏中，《四庫全書》總裁之一，他曾寫信給《四庫全書》總纂修之一的陸錫熊，論《四庫全書》，前后56通，附函5件，手札有日、月，但無年代。

1933年《北平圖書館館刊》刊載《于文襄手札》時，只以日、月的次序，故事實多倒置。

陳垣根據手札用信箋，內容及所書月、日，考出這些信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至四十一年（776），“故此諸函前后亙四年”，糾正了原刊本的錯誤，可見陳垣考證之功力。

陳垣認為，這些信件非常重要，說修《四庫全書》的材料很詳細，好多官方文書都趕不上。

從這些信件中知道，于敏中在修書過程中，發出指示，"密授機宜，不徒畫諾而已”。

又曰：“統觀諸札，辦書要旨：第一求速，故不能不草率；第二求無礙，故不能不有所刪改；第三求進星本字畫無訛誤，故進呈本以外，訛誤遂不可問。敏中亦深知其弊，故其奉辦《日下舊聞考》附函有日‘此書私辦更勝于官辦’；六月十一日函亦曰‘欲將《玉海》校正，別行刊板，不由官辦更妥。’然則世之震驚四庫全書者可以不必矣。”統觀信札，于敏中對《四庫全書》的評價是正確的。

第五，對《四庫全書》整理與刊行的意見。

1920年，有重印《四庫全書》之議，因款項巨大，未能實現。

1924—1925年，教育部有兩次議印之舉，計劃具在，因故未果。

1933年又有選印《四庫全書》之議。教育部函請陳垣等15人為“編訂四庫全書未刊珍本目錄委員會”委員，編定《四庫全書未刊珍本目錄》，選書231種，于1935年由商務印書館印成發行。

這次影印四庫全書未刊珍本，陳垣之功不可沒。陳垣寫《景印四庫全書未刊本草目簽注》，對《四庫全書》的整理和刊行提出了十分重要的意見。

經陳垣“簽注”，有52種書“均應剔出，可省二萬二千四百八十一頁。此外已有刊本應剔出者尚多，應俟公同訂定。”

8月21日，陳垣致信時任教育部長王世杰說：“承以編訂四庫全書未刊本目錄事見……乞即博采眾說，將共認為未見刊本之書先行付印，庶得早日觀成，至以為幸。”

陳垣這些意見，基本被采納。早在1925年，商務印書館負責人李宣龔在準備影印文津閣本《四庫全書》時，致信陳垣：“敝館承印《四庫全書》事，屢承指導，銘感不諼。且文津閣一書，原為我公平日所整理者， 一切簡帙， 秩然有序，尤堪征信。……俟全書運滬之后，擬請執事蒞滬一游，共商綈塹。辱蒙允許，此不獨敝館之榮幸，異日書成，揭橥得當，必更有饜海內人士之望者， 則皆我公之賜也。”

從這里可以看出，學術界、文化界對陳垣《四庫全書》研究的承認與推崇。

三、著《元也里可溫考》一鳴驚人

1917年春，陳垣研究中國基督教史，于是搜求明末基督教遺著，準備仿照朱彝尊《經義考》、謝啟昆《小學考》之例，撰《乾隆基督教錄》，以補《四庫總目》之缺。

后來得讀英斂之的《信善錄》，知道英斂之藏此類書甚多，向英斂之借讀，斂之“盡假而讀之”。從此，陳垣與英斂之建立了深厚的友誼，這對他以后的宗教史研究和社會實踐活動都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與影響。

英斂之在北京香山靜宜園創辦輔仁社，組織主持宗教史研究，所擬研究課題 有《唐景教碑考》《元也里可溫考》《清四庫總目評論教中先輩著述辨》等。

1917年春，陳垣拜訪英斂之，二人談及宗教史研究，十分投機，英斂之即出示輔仁社課題目錄，供陳垣選擇研究。又談及元也里可溫教，英斂之將社內學生研 究初稿及資料交付陳垣，囑他作系統考證。

陳垣允諾承擔《元代也里可溫考》課題，5月成稿出版發行。初稿面世后，陳垣繼續深入研究元也里可溫，由于 “續獲資料幾及倍，其中復有有力之證據數條”，于是對原稿作重大補充修改， 并于8月再版。以后他又搜集國內外有關資料，經1920年、1923年、1934年三次修訂，題目改為《元也里可溫教考》。

《元也里可溫教考》是陳垣第一部史學論著。

元以前無“也里可溫”之稱謂，“也里可溫”僅見元代著述。何謂“也里可溫”，錢大昕《元史·氏族表》曰：“不知所自出。”

《元史·國語解》：“蒙古語，應作伊魯勒昆；伊魯勒，福分也；昆，人名，部名。”

直到清道光年間，劉文淇指出“即天主教也”。

陳垣此文的貢獻在于將其準確地斷定為基督教聶思脫里派。

他指出“《觀大興國寺記》 及《元典章》，均有也里可溫教之詞，則也里可溫之為教，而非部族，已可斷定。復有麻兒也里牙（馬利亞）及也里可溫十字寺等之名，則也里可溫之為基督教，而非他教，更無疑義。”并“確信也里可溫者為蒙古人之音譯阿剌比語， 實即景教碑之阿羅訶也”。

此文分15章，脈絡清晰緊湊，論證嚴謹，無懈可擊，廓清了隱晦七八百年、無人知道的元代也里可溫之稱謂、本義、詞源及相關的史學問題。也里可溫教東傳之途徑、宗教戒律、教徒人數、主要人物、教徒軍籍、徭役、租稅等方面的豁免權，官府的尊崇地位，也里可溫教與異教的關系，元末明初的衰落，金石碑刻的存佚等也一一澄清。

本文引用文獻近50種，除正史外，還有大量文集、方志、碑刻等，囊括了全部漢文文獻資料。

此文是關于這一課題的空前絕后的杰作，徹底解決了元也里可溫教的歷史問題。

此文發表時，馬相伯為之作《敘》，說：“向余只知有元十字寺，為基督舊教堂，不知也里可溫有福音舊教人之義也，知之，自援庵君陳垣始。”

英斂之為之作《跋》，說：“乃承先生以敏銳之眼光，精悍之手腕，于也里可溫條，傍引曲證，原原本本，將數百年久晦之名詞，昭然揭出，使人無少疑貳。”

去日本船上

1917年10月，陳垣隨梁士詒訪問日本，將《增訂再版元也里可溫考》線裝一冊贈送日本著名學者桑原騭藏，并應日本學者之請，在學術會議上宣讀此文， 得到中外學者的稱贊。

12月8日，陳垣從日本大阪致慕元甫函，說“拙著《元也里可溫》，此間學者，頗表歡迎，將引起此邦學界之注意”。

《元也里可溫教考》使他一鳴驚人，成為陳垣最終棄政從史的重大契機，同時對其日后史學研究 的方向和特色有重大影響。

2024年陳智超為陳垣像獻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