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卻的紀念：《朱楓烈士紀念文集》

我對我黨隱蔽戰線的情報人員的興趣由來已久。

小時候，通過一部當時在報紙上的連載小說《特殊身份的警官》。我知道了中共情報戰線上的杰出代表，“龍潭三杰”之一的錢壯飛。

不過對于最近熱播的電視連續劇《沉默的榮耀》里的那位，1950年6月犧牲在臺北馬場町的浙江鎮海籍革命烈士朱楓，我是近年通過山東畫報社出版的《老照片》雜志上的一篇文章，才略有所知的。

說真的，這段塵封已久的歷史，我們大多數人恐怕都是第一次知道。

但實際上，早在1983年4月12日，中共中央調查部就作出了《關于朱楓同志的組織結論》：“朱楓同志在敵人面前，表現出一個共產黨人，一個革命者忠貞不屈的革命精神。” 同年6月，朱楓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1990年，在朱楓烈士就義四十周年之際，有關部門舉辦了一個朱楓烈士犧牲四十周年紀念座談會，座談會由原中顧委委員、原中央對臺小組負責人羅青長主持，他代表敬愛的鄧穎超大姐，向朱楓烈士表示親切悼念，向烈士的家屬、子女表示了親切的慰問。

與此同時，有關部門還內部出版了一本《朱楓烈士紀念文集》，對朱楓烈士進行緬懷和追思。

《朱楓烈士紀念文集》的封面題字是當代著名的書法大家沙孟海先生，他也是朱楓烈士生前的好友和恩師，朱楓年輕的時候曾師從沙孟海先生習學書法，能寫一筆非常漂亮的毛筆字。

封面的設計者孫宇還精心設計了一枚鮮紅的楓葉，因為“朱楓”名字的這兩個字，字面上的意思就是“紅色的楓葉”。古人講“霜葉紅于二月花”，朱楓用自己的一腔熱血染紅了這枚鮮紅的楓葉，這枚如火的楓葉，正是朱楓烈士甘灑熱血的精神寫照。

朱楓烈士紀念文集的編寫組還千方百計地搜集到了不少朱楓烈士生前的照片和資料，在書前都以圖片的形式印制出來，讓人倍感生動親切之余，還領略到了朱楓烈士俄風采。

尤其是還搜集到了目前僅存的一張朱楓烈士生前在香港拍攝的彩色照片，照片中的朱楓烈士雖然已經人到中年，但經過歲月的沉淀，散發出一種革命成熟女性的獨特魅力，身著黑底白點細布上衣，目光灼灼，堅毅有神。

朱楓，原名朱貽蔭、朱諶之，字彌明，出身在浙江鎮海一大戶人家，家境優渥，20世紀20年代，朱楓就讀于寧波女子師范學校 ，在校期間，受進步思想影響，逐步確立了革命理想。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受丈夫影響，成為抗日救亡運動中的積極分子。在武漢變賣家產，為我黨的出版事業新知書店捐助款項。1938年，加入武漢新知書店，從事革命出版工作，從此踏上了革命征途。

1939年，赴皖南新四軍軍部，開設新四軍隨軍書店，為新四軍戰士供應書刊。1940年至1942年，先后在新知書店總店和桂林辦事處工作。1944年，調至上海從事地下工作，后被捕入獄，關押于日軍憲兵隊，經受酷刑，后經黨組織營救出獄。

1945年，加入華中局在上海的貿易和情報部門，在聯豐棉布號和鼎元錢莊工作。1948年，調至中國香港合眾貿易股份有限公司任職。1949年11月，受黨組織委派孤身赴臺灣，擔任情報聯絡員。工作40余天，傳回大量情報，順利完成任務。1950年2月，被叛徒出賣，被捕入獄，后慘遭敵人殺害。

朱楓多才多藝，書法、繪畫皆有所成，《朱楓烈士紀念文集》還提供了她和另一位烈士合作的山水畫的照片。

朱楓早年曾師從著名書法家沙孟海習學書法，1926年時年21歲的朱楓用工整的蠅頭小楷抄錄了宋代文豪蘇軾的《前赤壁賦》，贈給亦師亦友的沙孟海先生。朱楓犧牲后，沙孟海先生把這幅烈士的遺物捐贈給了浙江省博物館收藏。

下圖是朱楓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時所使用的“身份證”，用的是“朱靜”的化名，其他身份信息都是真實的，從書寫字跡來看，身份證上的信息都是朱楓本人親筆填寫的，字體娟秀又不失大氣。

《朱楓烈士紀念文集》里的文章，大都是朱楓烈士的昔日的戰友和同志，生前好友、以及她的親屬、子女的文章，他們共同深情地回憶了朱楓烈士一生追求進步、毀家紓難、義無反顧、出生入死的感人事跡，紙短情長，朱楓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

最后，附上朱楓烈士的昔日的同窗好友，曾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書記的陳修良寫的回憶文章《緬懷我的同窗好友》：

朱楓同志原名朱貽蔭、朱彌明、朱諶之。1922年我們一起在寧波女子師范讀書，她比我大二歲，但同在一個班，我很喜歡她，瘦瘦長長的，才德雙全，和藹可親，很仁慈、很用功，功課也很好。我和她都喜歡古代文學，所以常常在一起，真可謂志同道合了。

以后我漸漸地了解她的家庭，為什么現在才來上學，她告訴我，她家很封建，母親死了，還有父親，當時認為女子無才便是德。

在學校我們都是班長。1923年江浙軍閥混戰，學校怕女學生遭難，所以提前放假了。我的家庭是一個破產的家庭，我無家可歸，當時朱楓就來找我，要我到她家中去，我很感動。她家在浙江鎮海，很有錢,家中有一花園，有假山、有水、竹子、朱楓住在一個小樓上，像蕭湘館，我住在新建的小樓書房，裝飾得很好。

朱楓父親我也見了，他要我們暑假互相學習，作個伴，還經常做新鮮的魚給我吃。我倆每天看書，漸漸地我開始注意到軍閥為什么要打仗，我們為什么要逃難等，萌發了對舊社會不滿，想要革命的思想，朱楓也有同感，她也希望得到自由，是有具體內容的自由，如婚姻自由。

暑假結束我們就一起回學校，每晚到閱覽室看書報，漸漸地向往著有一個新社會，當時還不知道共產黨。1925年五卅運動，我直接參加了，并且是寧波女子師范學校的學生代表。我也影響了朱楓，她也參加了游行，我們當時都要求打倒軍閥打倒土豪劣紳，事后學校當局向我算帳，說我是共產黨我說我是參加愛國運動，學校要我退出學生聯合會，我不愿意，學校就將我第一個開除出學校。

朱楓非常同情我，表現出很難過，她的溫和之情，使我很感激，當時一個女子被開除是很丟人的，但我也不怕。后來我到了杭州中學，以后又到上海。1926年到上海國民大學讀書時參加了共產主義青年團，我參加革命后，從未回過頭。

朱楓當時常和我通信，從未斷過關系，我在信上告訴她上海學生如何革命，我還寄中國青年雜志給她看，不久她到上海來找我，她說學校畢業后在家無聊極了，她到上海來是教書的，在一姓吳的家里，住上海南市，我也去看過。吳家很有錢，吃得也很好，我要她離開這個家，并建議她學英文，她學得很好。

后來她才告訴我，吳家兒子要結婚，她來教書就是為了互相增加一些了解。暑假后我和沙文漢離開上海往南行，她很羨慕我能遠走高飛，我當時也沒能想到她后來也參加了革命，就這樣和朱楓告別了一段時間。

1944年我在華中建設大學財政系任系主任、黨支書，當時湯季宏同志是我學生，在審查他在上海被捕的段歷史時，得知朱楓和他一起被捕，我知道她也參加了革命，我真是喜出望外，又驚又喜。

1945年抗戰勝利，華中局調我到南京工作。1946年4月，國民黨打內戰，我被分配到國民黨白區工作，我又到上海，和朱楓見了面。當時我母親就住在現在我住的這個房子做地下黨機關工作，組織上要朱楓來照顧我母親，史永也在上海，也希望朱楓常來看看我母親，她來我家看到家中連桌子也沒有，警察如來檢查也不像樣，需要裝飾一下，她便買了桌椅四樣東西，我一直保存至今仍在使用，這是很可愛的，幾十年了，我留著紀念。

1946年上半年沙文漢也來上海城工部工作，住在亭子間，朱楓也常來找他，并送了一幅畫掛在亭子間，我也要再找一下這件紀念品。1946年我到過她的長樂路住處，那時她告訴我，她開了一個店，是給華東局做生意的。她和徐雪寒有工作關系，還做情報工作，1947年就是我和她最后一次見面了。

1949年南京解放，我當時很忙，未能知道朱楓到臺灣的事。1950年1月中央決定我參加訪蘇代表團，8月回到上海，徐雪寒同志告訴我朱楓在臺灣犧牲的消息，原因是臺灣省委負責人叛變。朱楓在被捕前，她很靈活，跑到舟山(當時舟山還未解放)。她吞項鏈自殺，敵人又使之嘔吐出來，抓到臺灣，她死得很慘，我對她的死是非常悲痛的，我本想給朱楓寫點回憶錄，但后來我自己也遭到了不幸，吃了不少苦，去年我看到中央尋找臺灣犧牲者名單中有朱諶之，我馬上告訴了朱曉楓，現在想寫點回憶材料，但眼睛不好，又患背痛，只好先講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