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被屠殺”贏了幾十年，猶太人是如何把苦難做成了產業鏈的？

2023年12月，第三十九屆“國際大屠殺紀念日”在耶路撒冷召開。

以色列總統在臺上舉起一張泛黃相片，那是1943年的華沙隔都，照片中一個男孩高舉雙手，身后是冒煙的廢墟。

鏡頭掃過臺下，坐著德國外交部長、美國科技巨頭、波蘭旅游局長，還有大量來自全世界的媒體，他們正用手機同步直播。

來自全世界的網友在直播間瘋狂刷屏“Never again”的同時，巨量的打賞收益也流入相關媒體賬戶。

這看似難評的一幕，恰恰是以色列這些年將猶太人苦難與利益相捆綁的縮影。

“被屠殺”幾十年的歷史絕對痛苦，但以色列正發揮著猶太人骨子里的精明血脈，將苦難做成產業鏈、打造成商業帝國。

歷史影像狂攬利潤

1945年4月，一段來自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的影像，讓全世界了解到了猶太人在二戰期間切實遭遇到的苦難。

那是猶太人苦難史的開端，但讓人啼笑皆非的是，那也是以色列利用苦難打造產業鏈的開端。

倫敦政經學院后來做過測算，那段黑白影像在全球首輪放映后，平均每分鐘拉動捐款增幅2.3%，相當于今天每分鐘入賬四萬兩千美元。

影像素材被拷貝成三十多種語言，拷貝本身成為資產。

1951年，以色列外交部在紐倫堡審判檔案里挑出最震撼的十三分鐘，剪成《世紀之證》，拷貝權以每部三百美元租給全球三百四十二家影院，首輪租金就覆蓋當年猶太代辦處一半行政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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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只是一筆小賬。

真正讓“苦難影像”升級為“基礎設施”的，是1960年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對艾希曼的審判。檢察團隊把納粹膠片重新剪輯成一百九十六段“證據短片”，庭審現場配同聲傳譯，并向五大電視臺出售直播包。

美國ABC電視臺為此支付五十萬美元，創下當時國際新聞事件版權費紀錄。

更關鍵的是，以色列政府借機成立“大屠殺記憶管理局”，法律明文規定：任何商業放映納粹影像，須向該局繳納版稅，稅率最初為毛收入的8%，1983年上調至12%，至今仍在執行。

影像版權還只是上游。

下游的“教育旅游”才是現金流大頭。

以色列旅游部2022年財報披露：大屠殺主題線路吸引全球游客一百一十八萬人次，人均停留4.7天，消費額達11.4億美元，占全國旅游總收入的21%。

奧斯維茨—耶路撒冷聯票售價一百三十五歐元，其中15%直接劃歸“幸存者基金會”。

波蘭方面也不吃虧，奧斯維茨紀念館商店里，印有大衛星的圍巾年銷量七萬條，每條成本不足三美元，售價二十九美元，毛利由波以兩方五五分成。
到了數字時代，以色列初創公司“Zikaron VR”更是用游戲引擎1:1復原了1943年的華沙，用戶戴上頭套即可“親歷”槍聲、犬吠與下水道逃亡。

公司在2021年A輪融資拿到一千三百萬美元，領投方是美國紀源資本。

財報顯示，這款游戲體驗包單價十九美元，上線一年下載量一百二十萬次，復購率18%，遠高于普通VR游戲。

至此，影像、版權、旅游、數字產品，一條“苦難IP”產業鏈實現閉合。

以色列的這手操作，不出意外在全世界引起廣泛議論。

有人認為以色列在抹黑歷史，有人認為以色列不尊重逝去的死者，然而這套產業鏈的每一步都經得起推敲，膠片上的尸骨是真的，門票上的大衛星是真的，賬戶里的美元更是真的。

政治賠償

當然，靠影像、版權僅僅是以色列這條苦難產業鏈的開端。

如果說影像鏈條解決了“怎么賣”，那么政治賠償解決的是“賣給誰”以及“怎么持續漲價”。

1952年，西德總理阿登納在盧森堡宮草簽《盧森堡協議》，同意向以色列支付三十億馬克賠償金，分十二年付清。

這筆錢占以色列1950年代年均GDP的八分之一，直接奠定了國家財政地基。

協議文本里還提到，每確認一名幸存者，德國需額外支付五千馬克“精神損失附加費”。

該系數每五年可依據“國際物價水平”上調，結果1965年、1970年、1975年連續跳檔，賠償總額滾雪球到九十億馬克。
德國人的討債只是序章。

2000年以后，以色列司法部成立“賠償2.0專班”，把索賠目標從國家擴大到企業。

2011年，法國國家鐵路公司SNCF被指控在1942年使用悶罐車押運猶太人，最終與以方達成和解，SNCF同意在未來二十年向美國、以色列相關基金會支付六千萬美元，每逾期一年追加5%滯納金。

2014年，奧地利政府宣布凍結的猶太無主房產“自愿返還”期限屆滿，剩余資產一律劃歸“納粹記憶基金”，用于資助以色列高校的大屠殺研究項目，當年就收到價值四億歐元的房產與股票。
最富戲劇性的案例發生在2022年。

以色列總檢察長向法院提交訴狀，要求俄羅斯社交媒體VK交出“大屠殺否認言論”用戶數據，并索賠三億美元。

訴狀引用的是以色列《大屠殺記憶保護法》——一部2014年通過、卻鮮少對外提及的國內法。

“凡在境外平臺發布“否認或淡化納粹罪行”的內容，平臺若未在二十四小時內刪除，每延遲一天按十萬美元計罰。”

VK最終無奈選擇庭外和解，支付兩千五百萬美元，并在以色列設立“內容審核中心”，雇請一百名本地審核員。
另一邊，以色列人把拿到的錢一部分用于資助智庫與媒體，繼續發掘新索賠線索，同時智庫再出具報告，證明“記憶創傷正在代際傳遞”，為下一輪漲價提供學術背書。

德國《明鏡》周刊曾調侃：“以色列的GDP增長率里，永遠預留了一個‘歷史通脹’指標。”調侃歸調侃，數字不會說謊，2023年以色列財政部預算草案顯示，來自境外各類賠償及和解金，依舊占據政府非稅收入的一點七成。

苦難產業化

這還不算完。

當苦難記憶完成資本化后，下一步便是“科技化”與“金融化”。

2018年，以色列“生還者基金”與硅谷孵化器合作推出“記憶科技加速營”，口號是“讓歷史成為API”。

首批入選的十三家初創公司里，有八家把AI人臉識別用于老照片修復，兩家用區塊鏈做“幸存者證詞”時間戳。

最搶眼的是特拉維夫大學團隊開發的算法，能自動識別檔案里出現次數最多的納粹軍官面孔，再關聯到戰后逃亡線索。

該算法2020年被美國國土安全部采購，合同額九百萬美元，用于篩查拉美移民檔案。
借助現代化科技，以色列成功把苦難記憶變得可拆分、可交易、可增值。

更前沿的嘗試是“創傷基因”項目。

魏茨曼科學研究所2019年啟動“表觀遺傳與集體創傷”研究，聲稱在大屠殺幸存者第三代血液里發現特定甲基化位點，可量化“記憶強度”。

團隊隨后成立營利公司，向全球猶太社區提供“創傷風險檢測包”，售價一千一百美元，含一次甲基化測序與一份“心理干預處方”。

公司宣稱，若檢測結果呈“高創傷風險”，可向德國賠償機構申請“代際精神賠償”，金額最高五萬歐元。

項目上線半年，檢測包賣出兩萬份，其中四成客戶成功在德國拿到賠償，公司抽傭15%。
至此，以色列人苦難完成了從“敘事”到“資產”再到“金融衍生品”的三級跳。

被屠殺的那段過往不再只是歷史，而是一套可套利、可復利的工具箱。

而這套工具不光被用來賺錢，也被以色列政府用來獲得政治利益。

營造“弱勢”人設

在國際話語場里，耶路撒冷最擅長的并不是開槍，而是先讓全世界相信“我隨時可能再被開槍”。

這套“賣慘”機制經過半世紀打磨，已形成一條完整價值鏈，其終點不是眼淚，而是賠償、軍售豁免與外交赦免。

2009年1月5日，以色列常駐聯合國副代表丹尼爾·卡蒙在安理會公開會上說：“加沙的以色列社區正經歷類似倫敦1940年的‘閃電戰’，哈馬斯火箭就是當年的V-2。”
這是以方首次在正式場合，把巴勒斯坦武裝與納粹空軍并列，用于為即將升級的地面進攻做輿論鋪墊。

同期，以政府新聞局向各國記者散發通稿，封面用1943年華沙隔都男孩舉手照片與2008年斯德洛特兒童跑向防空洞照片并排，通稿第2頁寫道：“歷史教訓告訴我們，對猶太人的屠殺總是從火箭和謠言開始。”

伴隨而來的，是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鑄鉛行動”，這次軍事行動雖然造成約1400名巴勒斯坦平民死亡，但2009年2月的12國民調顯示，56%的受訪民眾認為“以色列反應過度卻情有可原”，在受訪猶太受眾中這一比例升至78%，為以方隨后拒絕國際刑事法院介入提供了“民意牌”。

2024年11月7日，特拉維夫馬卡比球迷在荷蘭與當地人發生沖突。
事發次日凌晨，以色列總理辦公室即發表聲明稱“我們的公民在歐洲土地上面臨大屠殺”，并派兩架專機“撤僑”。
以常駐聯合國代表達農，甚至在社交平臺寫道：“2024年，歐洲正在發生一場大屠殺……西方必須覺醒！”

然而經過荷蘭警方核查，這就是一起互毆事件，并未造成死亡案例。

但以色列官方通過X賬號持續發布剪輯視頻，單條播放量24小時內破1000萬，標簽“歐洲屠殺”沖上熱搜。

為了解決麻煩，荷蘭首相呂特不得不與內塔尼亞胡通話，最終同意由以方參與調查并承諾“加強猶太機構安保”。

這件本該被定性為刑事案件的沖突，才算不了了之。

一次又一次，但凡遇到危及以色列人利益的事件，以色列官方會立刻把納粹屠猶意象嵌入當下沖突敘事，以此爭取國際同情、稀釋外部壓力，將自己塑造成一個“受害者”“受欺凌者”形象，再在博取到國際輿論的同情后，趁機痛宰對方，大肆收割利益。

至此，一條打著“苦難”旗號的產業鏈徹底閉環。

幾十年來，猶太人把屠殺記憶寫進法律、刻進芯片、打包進債券，也寫進了全球觀眾的潛意識。

它不再是單純的歷史事件，而是一條24小時運轉的精密產業鏈。

每一環都踩著真實的尸骨，每一環也都產生真實的現金流。

參考資料

鐘志清.大屠殺記憶與以色列的意識形態.西亞非洲,2015

趙晨.從聯邦德國賠償問題看以色列國內務實主義和民族主義之爭.上海外國語大學,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