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鏡頭捕捉「道路里的中國」 他想呈現的是中國人的中國事件

清晨的濃霧尚未從秦嶺山脊散去，謝延平已經發動那輛“三手甚至四手”的警車，開始巡視九曲十八彎的國道；與此同時，王利超正穿梭在西安老城的街巷里，用一口地道的西安話調解著市井糾紛；而在西漢高速上，賀超正準備開始又一天的巡邏……

這三位陜西交警，在各自的路上行駛了成千上萬公里，然而，正是這三位“再普通不過”的交警，讓《一路長安》劇組耗時三年，用鏡頭記錄下他們平凡卻動人的日常。

紀錄電影《一路長安》近日獲得金雞電影創投大會·制作中項目（WIP）單元特別關注獎，并吸引到北京星河萬物影業有限公司的關注，雙方在金雞創投組織的“一對一洽談”現場溝通默契，順利達成投資合作。

近日，該片導演沈東代表劇組接受了北京青年報記者專訪，他說：“這不僅是一部關于交警的職業片，如果人生是一場旅行，這更是一部關于人生的公路片，是一部關于普通人如何與生活和解的公路片。”

導演沈東曾任中央電視臺社會專題部執行主編，此次他們將鏡頭對準了三位一線交警，試圖通過他們守護的三條路，展現“道路里的中國”，以及在這個快速變化的時代里，普通人如何面對“一地雞毛”，仍能“自得其樂”的生存智慧。他們沒有驚天動地的偉績，卻在平凡的堅守中，活出了讓導演沈東為之動容的“通透”。

包曉更（左二）和沈東（右二）

這是一部人生公路片

“我們拍的，是一部‘道路里的中國’。”沈東這樣概括《一路長安》。影片的鏡頭對準了陜西境內的公路網絡——從西漢高速，到西安城區的街頭巷尾，但路的本身并非終點。沈東解釋道，他想呈現的，是“中國道路上，中國人的中國事件”，這句話恰好也是此次金雞電影節給《一路長安》的獲獎評價。

沈東介紹說，最初把選題推薦給他的是《我在故宮修文物》的攝影指導張華，“張華和前期制片人劉喆給我看了他們拍攝的一組西安一線交警紀實短片，被攝人物很多，非常生動，我很喜歡，就聯絡了曾制作過《大圣歸來》《岡仁波齊》《大河唱》等多部電影的制片人包曉更，她后來成為這部名為《一路長安》的紀錄電影的制片人，也促成了聯合導演、剪輯指導柯永權的加入，并有幸請到紀錄片界的知名學者、清華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雷建軍教授擔任監制。”

當被問及影片的風格時，沈東表示，他們選擇了質樸而溫暖的人文視角，這意味著鏡頭不再高高在上，而是沉入生活的肌理，去捕捉那些“承載了無數民生的場景”。在紀錄片鏡頭中，秩序井然的法理與千絲萬縷的人情并非對立，而是始終交織在交警的日常工作中，其間還自然流淌著一種來自民間的“幽默感與智慧”，最終構成了一種令人觸動的真實。

沈東介紹說，拍攝時他定了兩個原則：第一，關注點不在案件，而是人物。第二，不要刻意拔高，不能拍成宣傳片，也不想刻意接地氣，“我們希望選擇有故事的人物，讓他們在鏡頭中完全放松地表達。”

最終，《一路長安》被定位成了一部公路片，“公路片的主旨永遠是關于人的成長，是一個人的成長故事，或者是怎么和自己和解的過程。”于是，影片中的三條路，成為三位主人公人生的隱喻。他們在這條路上巡視、奔波，也在這條路上“去看外部世界，然后最終達成與自己和解”。

因此，呈現在觀眾面前的，不再是三位符號化的交警英雄，而是三個在人生道路上跋涉，并努力尋求自洽的普通人。沈東強調，他們有意淡化了職業的特殊性，“我們沒有刻意去講交警的專業性，講的就是三個特別普通的小警察的故事。”影片的核心，是希望觀眾看到，在時代的洪流與生活的瑣碎中，個體如何承載“同樣的惶恐”，又如何奮力地“護你半程”，并在此過程中，完成屬于自己的一場內心跋涉。

從這三個人物身上感受到一種“平視的溫暖”

基于以上考慮，沈東說他們在尋找拍攝的交警時，刻意回避了讓勞模成為拍攝主角。沈東表示，勞模值得尊敬，但《一路長安》想要尋找的，是另一種真實——一種褪去光環后，依然能打動人心的人情味。最終，賀超、謝延平和王利超三個一線民警的身影，讓沈東和團隊感到“太有人情味了”，這種難以言喻但真切可感的人情味，成了他們被遴選為這部紀錄電影的核心標準。

沈東說，劇組從這三個人物身上感受到一種“平視的溫暖”。這種溫暖并非來自轟轟烈烈的事跡，而是源于在瑣碎日常中，他們依然能“過得比較能說服自己”的生活態度。“我們可能還在焦慮或者糾結的東西，他們已經說服自己不再糾結。”沈東強調，這種“不糾結”并非消極的“躺平”，而是“他覺得自己有存在感，這個存在感挺能說服自己，能夠讓他開心起來。在焦慮的環境中，這種‘自得其樂’的狀態顯得尤為珍貴”。

讓沈東感到觸動的還有一件事：“從拍攝到現在，四年過去了，這三個主人公都沒有升遷。我們拍的另外一大組交警，有很多人轉崗了，或者升職了。”唯獨影片中的這三位，依然“在原來位置干著一樣的活”。在沈東看來，這是影片最貼近現實的內核。“你會覺得他們跟我們這些普通人太像了，我們這樣的普通人，可能到退休前，絕大多數都不會有戲劇性的變化，就是日復一日地重復著那份工作。對于絕大多數的普通人而言，雖然可能每天要面對生活的不確定性，但是很難有‘一夜之間改變命運’‘買了張彩票之后就中獎了’那種事，這種不變其實是我們的生活常態。”

三條路 三個坐標

三種生存哲學

“你可以把這三個人物對比成一個公司里的三種人。”沈東如此解構《一路長安》中三位主人公的生命質地。在他看來，影片除了記錄了交警的職業，還捕捉到了三條不同的道路上所淬煉出的三種現代人的生存哲學。“這三位交警的生活狀態，他們的故事，分別代表了現代人在社會中的三種生存狀態：抽離、奮斗與平衡。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方式去應對生活中的困境與挑戰，而這正是他們各自的生存哲學。”

秦嶺深處，駐守著老交警謝延平。他所負責的路段，是那條蜿蜒曲折、九曲十八彎的山區國道。沈東回憶起初次在素材中見到他的印象——很像高倉健在《鐵道員》中飾演的角色。“山里一下雪，他孤零零地站在那兒，飄落的雪花中，身影格外有質感。”

但這種詩意背后，是與危險相伴的日常敬畏。沈東透露了一個未曾完全呈現在片中的細節：謝延平一直堅持只做副隊長，因為前面三任隊長都因公殉職了，這使得他們對大山懷有一種“迷之敬畏”。

為此，沈東決定在補拍中，著力刻畫謝延平與大山之間那種復雜而充滿詩意的聯結。他分享了一次尤為神奇的拍攝經歷：“抵達山頂時，天空竟開始飄雪。我們抓緊拍完所有鏡頭，待無人機剛一降落，雪就停了，太陽隨即破云而出。那一刻，感覺山與人都通了心意。”在沈東看來，謝延平身上的那種通透感，正源于這種對自然與命運的深刻敬畏，以及最終達成的和解。

而奔波于西漢高速的賀超所在的路段被稱為“全國排名前三的死亡高速”，所以，他在三人中過得最沉重。“他真的是見生死。”沈東認為這種長期處于應激狀態的工作，給賀超帶來很大影響。“他實際上是有點應激反應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他有點刻意讓自己不要太較勁。他的那種通透，與謝延平不同，是另一種清醒的自我保護。”

紀錄片中關于賀超的部分，有個細節是沈東非常喜歡的：賀超晚上輔導完孩子作業，去上班，他們小區的小鐵門是鎖的，他把車開出來后，要再把鐵門鎖上。“從這個看似瑣碎的動作，你會發現他特別小心……小心翼翼地開鐵門，再謹慎地鎖上鐵門。他把生活過得非常的規整。”沈東解讀道，“他會在意這些生活細節，希望達到一個可控的結果，因為他工作中遇到的死亡那些事情是不可控的。”

交警王利超巡視的片區是西安城的鐵路之外，號稱“道北區”，一個典型的棚戶拆遷區。而王利超自己，正是在這樣的地方中長大。“他從小成長的環境也是那個環境，”沈東說，“所以他待人接物，包括處理事情，有生活智慧。這種從市井中摸爬滾打出來的智慧，讓他說話特別有那種老城味。”沈東認為王利超有著清醒的自我認知，是三個人物當中，想得最明白的一個人。

三條路，三個坐標，三種在時代洪流與個人境遇中尋找到的生存姿態，沈東認為他們面對困境、安頓自身的方式，或許也能為銀幕前同樣面對一地雞毛的普通觀眾，提供一面映照自身的鏡子。

用“克制”捕捉真實

拒絕“太文藝” 保留“人情味”

拍攝紀錄片時，如何讓主人公展現真實的一面，而不是“表演”？沈東說他們通常第一周是不會開機的。在他看來，紀錄片的靈魂在于真實，而真實的代價是時間與耐心。具體到這次拍攝《一路長安》，沈東要求自己最大限度地貼近生活原貌，并保持高度的克制。

“我們一般拍長片時，第一周會帶著機器，但可能就放一邊。”沈東描述了他們的工作方式：不刻意采訪，只是跟著交警出去巡邏、體驗，跟他們閑聊，“一周以后才會開機，但也不是采訪，還是跟著他們跑。他們慢慢覺得攝影機在身邊是個很自然的存在，表現也會自然。”

電影中謝延平的一個細節特別打動沈東，“當時山上下了一場大雪，第二天放晴，他和老婆視頻，給她看雪景，說‘你看這景色多美’，還補了一句‘看看你老漢多辛苦’。這句話非常動人，能感受到他們夫妻感情很好。就像我們下雪后去故宮，覺得太美了，也忍不住想和最愛的人、和好朋友視頻分享。謝延平打視頻的那個畫面本身在構圖上不算完美，甚至可以說有些粗糙，但我們當時捕捉到了，就毫不猶豫地用上了。我個人非常喜歡這一段，甚至覺得，在某種程度上，它是整部片子里最有靈魂的一個情節。”

沈東介紹，《一路長安》的拍攝分為兩輪。第一輪是廣泛取材，而決定影片最終樣貌的，是第二輪針對性極強的補拍，這部分在影片中大概占了60%。補拍的效率之高讓沈東都很意外，“基本上一個人物三天就拍完了，高效補拍的基礎，是前期打下的深厚信任，大家很熟了，就能很快拍到我們想要的東西。”

為了將拍攝的侵入感降到最低，團隊規模被壓縮到極致。“我們這種拍攝不是一個大組，很多場景下，就是我作為導演，再帶上一個攝影師。”沈東笑著回憶和攝影指導張華、被攝對象王利超一起拍攝的情形，“三個家伙就上路了，一路非常歡樂。在這種氛圍下，拍攝對象才可能把你當成朋友，而不是來拍攝他的人。”

當海量素材進入剪輯階段，新的抉擇開始了。《一路長安》希望按公路片呈現，剪輯指導、聯合導演柯永權按“公路片”邏輯構建了全片的結構：范圍從大到小，最終包圍城市，仿佛從衛星地圖上看一個城市，它四面八方有很多張開的高速公路，慢慢地匯聚到城市的邊緣，然后再通過一些次級路或者是國道滲透到城市的毛細血管——那些街巷里面。電影版剪輯也是按這個邏輯去做的結構：用賀超的高速公路片段開頭，然后到了山中國道，最終出了山口，轉進城市當中，將最抓人的、充滿生活氣息的故事推向前臺。沈東特別提到王利超處理事故時與當事人的一段幽默對話，“我們當時看了都樂死”，他們希望影片能擁有“街邊碰到熟人的那種會心一笑”，讓觀眾覺得看起來不累。

同時，極度的克制貫穿始終。沈東坦言，他們拍攝了很多關于主人公家庭和內心掙扎的內容，但最終成片只保留了很少的一部分。“我們會很尊重拍攝對象，有一些內容他們是不期望呈現出來的，我們其實是點到為止。”

這種克制，尤其體現在對情感的處理上。沈東說：“《一路長安》做得很克制，沒有讓人掉眼淚的部分。觀眾看完之后會有點感慨，感慨交警工作很不容易，但又不僅于此，你也許還能從這三個小警察身上吸取一點養料，緩一口氣。”

用“說人話”記錄真實中國

當被問及作為紀錄片導演的自我定位時，沈東的回答帶著鮮明的記者烙印，“我到現在也不覺得自己是在拍什么藝術類的作品，我拍的是社會現實題材，就是這樣。”他將自己的創作根基深深扎在新聞訓練的土壤里，這也從根本上塑造了《一路長安》的方向。

沈東認為，紀錄片導演目前主要有兩種出身路徑：一是影視科班，二是記者行業。這兩種背景的創作起點會有所不同：影視出身的導演可能更關注如何拍得更美、蘊含更多寓意；而記者出身的導演，首要思考的則是“我看到這事，我希望把這個事往外報道一下”。

記者的職業本能，讓沈東對紀錄片形成了獨特的審美標準：他格外推崇那種“說人話”的表達——從臺詞到敘事都追求生活化的質樸與真切。這種對真實語感的執著追求，貫穿于《一路長安》的創作全過程，使得影片中三位交警的言談舉止充滿了生活本身的口語化和鮮活感。

然而，從記者到導演的轉型，也帶來了獨特的挑戰。沈東坦言，最大的劣勢或許是“自我審視太強烈了”。這種審慎，不僅源于對風險的規避，更深層的是來自專業記者的“新聞倫理會更強”，“你會考慮這個播出后會對當事人有什么影響，會更多考慮對拍攝對象的保護。”

基于這樣的背景，沈東形成了自己的紀錄片觀——不追求藝術化，而是社會現實的忠實呈現。他嚴格拒絕擺拍，除非在時間萬分緊急且效果“大差不差”的特殊情況下。他更愿意“盡量去等到一些更真實的場景”，即使這意味著需要更多耐心。

他舉例說明，即使他非常明確地希望拍攝對象說出某句話，也絕不直接要求對方演練，而是通過自然的閑聊，“希望他不經意地很自然地說出來”。這種對真實近乎執拗的堅持，定義了《一路長安》的創作倫理。

面對短視頻的沖擊，沈東坦承的確對長片造成影響，“國內許多青年導演的虛構類故事片也變得碎片化許多。”然而，沈東對此并不悲觀。他認為，依靠單一平臺就能制造出《舌尖上的中國》那樣全民轟動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現在但凡出現的這種全民轟動的，我覺得都屬于特例中的特例，就跟抽彩票一樣。”在算法導致內容越來越垂直、細分的當下，任何內容都無法保證全民接受。

但這恰恰堅定了他服務核心受眾的信心，“一定有一批喜歡看紀錄片的人。”在沈東看來，紀錄片的價值從未因傳播環境的變化而減損。它或許永遠無法成為流量時代的寵兒，但它所提供的深度、真實與思考，對于一批穩定且忠誠的觀眾而言，依然是無可替代的精神食糧。而他要做的，就是繼續自己的方式，為這些觀眾記錄下這個時代里，那些真實而動人的社會現實題材。

文/北京青年報記者 張嘉

編輯/張嘉

排版/王靜

微信號｜bqttfk

微信號｜bqyip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