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預言了我們的今天？加繆的疫區(qū)與現(xiàn)實驚人相似

一本70多年前的小說，為何在疫情后突然爆火？因為它提前寫透了我們在疫情中的一切遭遇與心境。

2020年，當新冠疫情全球肆虐時，一本寫于1947年的小說《鼠疫》在全球多地銷量飆升，甚至一度脫銷。人們驚訝地發(fā)現(xiàn)，加繆筆下那座被鼠疫圍困的奧蘭城，竟然如此精確地預言了我們在疫情中的生活。

01 精準的疫情預言

加繆的《鼠疫》描寫了一場發(fā)生在阿爾及利亞奧蘭市的鼠疫全過程。一開始是死老鼠不斷出現(xiàn)，然后第一個人死于怪病，接著是第二個、第三個，逐日增多。

醫(yī)生鼓起勇氣說出“鼠疫”這個詞，其他人卻心存疑慮，不敢承認。

這一切，像極了新冠疫情初期的情況。更令人震驚的是加繆對疫情發(fā)展過程的描述：疫情迅速蔓延，成為無可否認的事實，市府怕驚動輿論，封鎖消息。

終于到了封鎖不住的地步，于是公布疫情，采取措施，消毒、監(jiān)控、隔離，直至封城。

封城后，人們的心態(tài)由僥幸轉為恐慌，又由恐慌轉為漸漸適應，鼠疫本身終于成了一種生活方式。人們唯一可做的事情是收聽和談論政府公布的統(tǒng)計數(shù)字，祈求自己平安渡過難關。

02 不只是瘟疫的象征

雖然《鼠疫》描寫的是一場瘟疫，但它更是一部充滿象征意義的寓言。加繆最初用鼠疫來隱喻法西斯主義。

在1940年的日記中，加繆曾把法西斯軍隊稱作“像老鼠一樣”。

然而，加繆的深刻之處在于，他將鼠疫的象征意義擴展至更廣泛的人類生存境遇。在最廣泛的意義上，鼠疫象征的是任何一種大規(guī)模的禍害，其受害者是所及地區(qū)、民族、國家的所有人乃至全人類，瘟疫、災荒、戰(zhàn)爭、專制主義、恐怖主義等等都可算在內(nèi)。

加繆曾經(jīng)這樣談及寫作《鼠疫》的基本動機：“我想通過鼠疫來表現(xiàn)我們所感到的窒息和我們所經(jīng)歷的那種充滿了威脅和流放的氣氛。我也想就此將這種解釋擴展至一般存在這一概念。”

03 荒誕世界中的反抗

加繆被認為是“荒誕哲學”的主要代表。對他而言，荒誕本質(zhì)上是一種矛盾，是現(xiàn)代人的生存困境。

《鼠疫》充分體現(xiàn)了加繆的存在主義思想，表現(xiàn)了世界是荒誕和不可理喻的，人是孤獨無助的。

但加繆并沒有停留在揭示荒誕這一階段。與《局外人》相比，《鼠疫》實現(xiàn)了一種超越——從“以荒誕來回應荒誕”轉變?yōu)閷恼Q團結而堅定的反抗。

在《鼠疫》中，加繆通過里厄醫(yī)生的形象，表達出一種抵抗精神。這種抵抗不僅僅是個人的舉動，而是表現(xiàn)為一種集體的行動。

在里厄的組織下，一大批志愿者組成了救護隊，投身于對鼠疫的斗爭中。

04 疫情中的人物群像

《鼠疫》中的人物塑造極具象征意義，展現(xiàn)了災難面前的不同人性。

里厄醫(yī)生是一個堅定信念與疫病作斗爭的典型代表。他奮不顧身地救治病人，與任何宗教信念、神圣使命、英雄壯舉都無關，而只是因為他作為一個醫(yī)生不能容忍疾病和死亡。

記者朗貝爾最初千方百計想逃出已封城的奧蘭，與情人團聚，但當機會來臨時卻突然放棄出城，選擇留下來幫助抗疫。

小職員格朗是一個平凡但謙遜的普通人，他利用業(yè)余時間在衛(wèi)生防疫組織里做義務勞動。加繆在小說中宣稱：“假如一定要在這篇故事中樹立一個英雄形象的話，那么作者就推薦這位無足輕重和甘居人后的人物。”

05 疫情后的集體遺忘

在小說的結尾，鼠疫如同它來臨時一樣突然地結束了。幸存者們歡欣鼓舞，他們慶幸噩夢終于消逝，被鼠疫中斷了生活又可以繼續(xù)下去了。

也就是說，他們又可以每天辛勤工作，然后把業(yè)余時間浪費在賭牌、泡咖啡館和閑聊上了。但加繆借小說中一個人物之口向我們提出了一個發(fā)人深省的問題：

“但鼠疫是怎么一回事呢？也不過就是生活罷了。”

如果我們不把鼠疫僅僅看做一場噩夢和一個例外，而是看做反映了生活本質(zhì)的一種經(jīng)歷，也許就會獲得某些重要的啟示。

我們也許會認識到，在人類生活中，禍害始終以各種形式存在著，為了不讓它們蔓延開來，我們必須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

然而，可悲的不是災難本身，而是災難過后生活一切照舊。加繆在《鼠疫》的結尾發(fā)出了深刻的警示：鼠疫桿菌永遠不死不滅，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歷時幾十年，它能在房間、地窖、皮箱、手帕和廢紙堆中耐心地潛伏守候。

有朝一日，人們又遭厄運，瘟神會再度發(fā)動它的鼠群，驅(qū)使它們選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為它們的葬身之地。

非典過后，學者周國平曾寫道：“真正可悲的不是SARS，而是在SARS之后我們的生活一切照舊。”今天，新冠疫情已經(jīng)漸行漸遠，但我們是否真正吸收了疫情的教訓？是否改變了那些需要改變的生活方式？

加繆的《鼠疫》在疫情期間被重新捧上神壇，不是因為它的文學價值突然提高，而是因為它像一面鏡子，讓我們看清了自己在災難中的樣子，也提醒我們：鼠疫桿菌從未真正消失，它只是潛伏在某個角落，等待下一次喚醒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