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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也退/文

《納粹與哲學家:　一個人的流亡史》

（德）卡爾·洛維特/著

區(qū)立遠/譯

萬有引力·廣東人民出版社

2025年5月

要想進入德國哲人深邃的思想殿堂，從他們的回憶錄入手是條途徑。卡爾·洛維特的這本1939年出版的回憶錄，內(nèi)有不少篇幅談他和海德格爾的交往。海德格爾是納粹上臺后的御用哲學家，洛維特是海的學生，也感恩后者對他思想的重大啟發(fā)。但他是個猶太人，在寫完這本書前就被迫流亡。

洛維特很傷心。因為他早已把自己看做德國人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他還是一名德軍士兵，受重傷后在意大利服刑。他獲得過勛章，在德國學術界也是頂級的精英。不得不離開德國，他壓抑住痛切之心，著手分析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里的核心理論，是如何被極端右翼民族主義利用的。

不過他也沒有一味地讓思想者為政治后果負責。書中最出色的段落之一，是他表達對自己的意大利被囚期的感恩，他說，在意大利他認識了更有人性的人——意大利人，他看到，政權殘酷也好，戰(zhàn)爭也好，并不必然導致像德國那樣野蠻殘忍的后果。在意大利，“我做戰(zhàn)囚惡經(jīng)歷喚醒了我對這個國家、這里的人民的永久熱愛……在羅馬，在那些哪怕很小很小的村子里，人們也比北方的人更具有人性。他們擁有不可摧毀的個人自由感，他們堅持欣賞人的脆弱性——這是德國人想要消滅的東西。”

《吾自絕倫:　塞繆爾·皮普斯傳》

（英）克萊爾·托馬林/著

王珊珊/譯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5年1月

書名原文The　Unequaled　Self，出自19世紀英國優(yōu)秀作家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之口。皮普斯1633年生，活了七十歲，留下了六大卷日記，史蒂文森讀過日記后，給出這一評語，而現(xiàn)在，傳記作家托馬林用它做此書書名。“吾自絕倫”的涵義并不只在于驕傲，托馬林更強調(diào)了那種“對自身的興趣”。她認為皮普斯日記的最大好處，是不反思，只記錄，不渴望做出什么了不起的作品，只在記錄中深化對自身的興趣。

皮普斯騷擾女性成癖，不僅搞風流事，還把風流事都寫下來，但其他的，對仆人的刻薄，在政治上采取的變色龍立場，在英國海軍建設方面做出功績，等等，他也記了下來。他的日記從26歲那年的元旦開始寫起，寫了九年，最終比16世紀著名的《蒙田隨筆》的篇幅還要長許多。托馬林說：“像其他許多人一樣，皮普斯一開始只是想寫東西，卻不知道要寫什么，而日記可能是找到寫作素材的方式……”

皮普斯經(jīng)歷了一個有趣而險惡的時代——英國內(nèi)戰(zhàn)、護國公克倫威爾的上臺和死去、1688年光榮革命——他還作為學生目睹了查理一世被處決，后來還曾因涉嫌叛國而被短暫監(jiān)禁。雖然沒什么人能夠念完原書全文，但這部傳記也不是縮編本，作者在選材中特別注意皮普斯那些流露個人性情的記錄，例如在查理二世加冕禮當晚爛醉如泥，嘔吐一地，還有那些能表明皮普斯精湛的觀察力的地方，例如1666年倫敦大火時，他注意到，眾多鴿子一次次想落回它們熟悉的巢，直到其中一些被灼傷翅膀，倒掉下來。

《老年》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著

孟玉秋/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25年8月

波伏瓦的作品，有著輕松的文筆，罕見的清晰質(zhì)地，以及主客觀相結合帶來的強大說服力，而且越到晚期，她的寫作越是大膽，越是迫使人們?nèi)フ曀瑫r也正視自己，正視人類個體在時光歲月中必須正視的老去的事實。當她母親老病而死時，她寫下了一本講述母親最后歲月的書，而當她自己步入老境，她絕不佯裝自己依然活力滿滿，而是提筆寫下《老年》。

直率的承認，以自己為樣板的觀察，遍布此書始末。就像《第二性》那樣，她的筆觸在冷靜之中蘊含著激情。她說，正如薩特那樣，她在一生中從未停止過研究自己，從少女時代，到步入老年。毫無疑問，老年人逼近死亡，任何對老人和年齡的安撫都只是安撫，她看不慣的是那種虛偽、粉飾的商業(yè)主義：”美國人已經(jīng)把死亡這個詞從他們的詞表中剔除了——他們只說'親愛的逝者'……在當今的法國，死亡也是一個被禁止的話題。”

這本書的讀者必須欽佩她的坦率。《老年》使人重新認識到《第二性》寫得有多么誠懇，多么忠于自己的體驗，而非僅僅用來討伐對立性別。“我相信，”她寫道，“這是文學絕對不可替代的基本任務之一：我們通過自身最孤獨的東西來彼此溝通，也是通過孤獨，我們最親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

《記者加繆:　從阿爾及利亞到巴黎》

（法）瑪麗亞·桑托斯-賽恩斯/著

張冬銳/譯

浙江大學出版社

2024年10月

有一些著名小說家具有記者屬性，像是杜魯門·卡波特，還有約瑟夫·羅特，他們的筆法里能看出新聞從業(yè)人員的特點。而更著名的加繆的記者生涯則易被忽略。于是有了這本書，作者在加繆的新聞寫作里挖掘出眾多有價值的東西。

1937年之后，加繆在阿爾及利亞當記者，他的筆調(diào)是論辯性的，法西斯主義興起多時，和共產(chǎn)主義及其他左派力量在北非反復較量，同時社會有階級對立，工人境況不佳。加繆基于德雷福斯事件以來的知識分子“介入”傳統(tǒng)，書寫所見所聞，在報道中批評政治制度和社會。

然后就是著名的《戰(zhàn)斗報》生涯，在法國被德國占領期間，加繆成為抵抗運動的一員，親身體會了戰(zhàn)友被殺的痛苦，撰寫了反對占領及法國通敵者的文章，他表達了批判性寫作的精神，始終把觀點和信息區(qū)分開來。法國解放后，戰(zhàn)后的幻滅很快到來，加繆又在《快報》中，就阿爾及利亞危機的寫作充分表達了作為編年史家和記者的才華，用自己的聲望充當了報紙的道德保證。他也逐漸意識到，新聞寫作是短暫的，僅是對同時代人發(fā)言，而作家才是既為他的同時代人，又為后世寫作的。

《文化的故事:　從巖畫藝術到韓國流行音樂》

（美）馬丁·普克納/著

黃峪/譯

譯林出版社

2025年4月

到處搬用，彼此借抄，偶然發(fā)現(xiàn)，意外失落——文化的圖景在這本書中是混亂不堪的，充滿偶然的。普克納此書抓了一些瞬間，通過一些鮮為人知的軼事，講述一個個作品的流傳、發(fā)達和湮滅，時而跌宕起伏、時而使人啼笑皆非。

最能說明本書主題的是這樣一個故事：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夕，人類學家愛麗絲·沃納在東非海岸研究班圖語時，遇到一個斯瓦西里語版的《塊肉余生述》，即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給她看這個故事的人，告訴她說這是一個印度故事，沃納從而認識到，一個作品是不可能被其他世界、其他文化的人孤立地、完整地接收領會的，一個作品不僅不能決定它被如何傳播，而且它就像是一條莫比烏斯帶上的一個環(huán)節(jié)，無法把握這根帶子何時結束，何時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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