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工程院不過是一個加入門檻不高的民間組織,其院長第一學歷為中專,并且連任已經35年,嚴肅性可想而知。中國目前的“克萊登院士”、“水貨院士”滿天飛,根本上是不合理的高校和政府的科研人員評價機制,經費資源分配體制導致的,這種危害性遠大于協和“4+4”。
(1)這幾天媒體揭露江蘇科技大學首席科學家、俄羅斯工程院外籍院士郭峰,實際僅是高中學歷,涉嫌嚴重偽造履歷、欺詐科研經費。昨日一個自稱“俄羅斯工程院中國總部、俄工科力(北京)科技中心(有限合伙)”發了一個紅頭文件函,自稱要調查核實郭峰的院士資格。
多位知名人士,包括經濟學家馬光遠、媒體人凱雷都質疑這一機構的嚴肅性:一個俄羅斯機構竟然專門設立中國總部,還與一家公司捆綁在一起,是不是專門騙中國人的野雞機構?筆者順藤摸瓜,查了一下俄羅斯工程院的俄文信息,果然讓人大開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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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說,俄羅斯工程院(Российская инженерная академия)并非像俄羅斯科學院(或中國工程院)那樣是一個國家興辦的、有豐富科研遺產的研究機構,只不過是一個在聯邦司法部注冊的“公共組織”,類似于中國的民間協會,目前俄羅斯全國這種司法部注冊的“公共組織”多達44萬多個,盡管俄羅斯工程院仍舊是一個規模和影響力都比較大的一個組織。
俄羅斯工程院的前身是1988年成立的蘇聯科學與工程學會聯盟,我想它當時類似于中國科協吧,不過成立沒有多久蘇聯就解體了,這個機構于1991年注冊成為“俄羅斯工程院”。其存在的最新法律依據是 1996年8月23日俄羅斯杜馬通過的《科學與國家科學技術法案》(第127-FZ號聯邦法律),法案規定科學家有權自愿成立公共協會,包括科學、科學技術和科學教育學會、公共科學院等,俄羅斯工程院屬于“公共科學院”一類。
俄羅斯工程院雖然是會員頗多的全國性機構,影響力在俄羅斯可能也僅次于俄羅斯科學院,但是其權威性并不高,我們從它的現任院長的履歷就知道這家機構的含金量了。根據它的官方網站介紹,院長鮑里斯·弗拉基米羅維奇·古謝夫(Гусев Борис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第一學歷為梁贊鐵路運輸職業技校畢業,該校是一個中專技校,2015年才升格為大專;盡管古謝夫此后成為不斷進修成為碩士,并且成為蘇聯國家建設委員會混凝土與鋼筋混凝土科學研究院預制混凝土工廠技術改進實驗室主任,但是我們仍然不認為他擁有的學術領袖的天賦和資歷,對標國內,他在擔任俄羅斯工程院院長之前,不過是一個住建委下屬研究院的處級干部而已。
并且,從1990年創院開始,古謝夫就擔任院長,至今已經35年了,更顯示這家機構的不嚴肅性,我們或許可以把俄羅斯工程院視為一個退休老局長搞的一個自娛自樂的組織,靠收取一定會費維持運轉。
我們再來看俄羅斯工程院與中國的關系,該機構的會員分集體會員、會員(即所謂的院士)和外籍會員(外籍院士)。其集體會員,從拼音上看,全部是中國機構,其中既有清華大學山西清潔能源研究院、三峽大學等學術機構,也有萍鄉華星環保工程技術有限公司、邵陽維克液壓有限公司這樣的中小型企業。
其外籍院士約483人,主要是中國籍,共為299人,其他外籍院士則主要來自哈薩克斯坦、阿塞拜疆、格魯吉亞、白俄羅斯、烏茲別克斯坦等前蘇聯國家,顯然是俄羅斯工程院只能在這些地區運用信息差,或者俄羅斯的國家余威來獲得市場。
當然我們不排除很多中國籍院士(尤其是學術地位高的那些),并非其本人申報的,而是俄羅斯工程院主動授予的,作為其在中國市場增加權威性的一個策略。總之,從這些集體會員和外籍院士名單來看,這家機構的確在中國運營非常成功,是其主要海外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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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現在國內比較常見的“外籍院士”制造商不僅有俄羅斯工程院,還有一家號稱 “俄羅斯自然科學院院士”的機構,比如今年8月被媒體曝光制造33億投資騙局的“俄羅斯自然科學院外籍院士、蘇轍后人”蘇文。另外,多家高校新聞網站都有對本校教職人員當選俄羅斯自然科學院外籍院士的報道,比如濟南大學的W教授,青島理工大學的S教授和仲愷農業工程學院X教授,后者亦于2021年當選烏克蘭工程院外籍院士。
根據筆者對俄羅斯自然科學院俄語網站的查詢,該機構更是比俄羅斯工程院還水的機構,如果說俄羅斯工程院成立的時候還有一定影響力,并且外國會員的吸納基本資格基礎要求是“45周歲以上,博士學位、正高職稱”,俄羅斯自然科學院對院士的吸納沒有任何學歷、職稱要求,其章程規定,其院士只需要是:“俄羅斯及其他國家的公民,年滿十八歲,積極參與科學研究、設計和工程工作,解決教育和文化問題,愿意為俄羅斯經濟和精神復興的服務,并且同意俄羅斯自然科學院章程的規定”。俄羅斯自然科學院的院長Оле?г Леони?дович Кузнецо?в,同樣也是一名年僅90歲,從1994年起就擔任這個職位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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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自然科學院給中國籍當選院士的賀信和證書)
國內最近兩年曝光度還比較高的是“歐洲自然科學院外籍院士”和“加拿大工程院外籍院士”兩種稱號。歐洲自然科學院是設立于德國漢諾威的一家民間協會組織,成立于2001年,其創始人Vladimir G. Tyminsky原系俄羅斯自然科學院的首席秘書,我們可以這樣理解:某個皮包公司經營的還不錯,于是手下的員工偷來生意經,又搞了一個更大的皮包公司。
該“科學院”連個正經官方網站都沒有,根據德文和俄文資料對該“科學院”的介紹,里面竟然有一個“中醫研究所”,顯然是為中國的需求者專門設立的。筆者果然搜到了多位中醫院醫師或中醫藥大學教授當選該院院士的消息,比如成都中醫藥大學的Y教授,北京中醫藥大學東直門醫院的L主任醫師,以及某家藏藥公司的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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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大眾以為比較“正兒八經”的加拿大工程院也是經不起推敲。該機構雖然屬于國家發起成立,但是只有38年的歷史,與聲名顯赫、140多年歷史的加拿大皇家學會(或加拿大科學院)實力完全不在一個水平上。并且該機構的院士遴選明顯傾向于中國學者或加拿大華裔,比如2023年新增55名院士,其中中國籍或華裔22人,不乏非211大學的教授,有明顯的商業運作成分。
(3)錢鐘書先生把民國時期那些拿著外國假學歷,回國混的風生水起的人,稱為克萊登大學畢業生。現在有嚴格的留學學歷認證體系了,蘿卜印章的克萊登大學畢業生幾乎絕跡,但是“克萊登院士”們卻數量出現井噴。筆者身邊就有兩人前幾年獲得了世界生產力科學院院士的稱號。
那么為什么克萊登院士帽子滿天飛呢?要怪中國人心術不正、善于鉆營嗎?筆者認為根本的過錯,不在于那些花錢買帽子的人,還要從中國的科研人員考核待遇體制、科研資源分配體制和招商引智政策上找原因。
我國長期以來形成“院士”崇拜,高校和政府的資源分配中都特別注重傾斜于院士,只要本校教研人員當選為院士,那就一下子獲得超常規的薪水待遇、生活醫療待遇(比如參考副部級標準)和科研經費保障,甚至有的中西部省份,舉全省之力去保障一個院士,即便現在國內院士已經貶值了很多,中國籍兩院院士就已經接近2000人了。
既然沒有那么多本國兩院院士,在日趨激烈的科教資源和產業資源競爭中,多數高校(除了不缺院士的少數985學校)和地方政府就自欺欺人地拿外國機構頒發的院士來湊。比如根據《海南省高層次人才認定標準(2014)》,第一層次“大師級人次”的標準是;諾貝爾獎獲得者,沃爾夫獎獲得者、菲爾茲獎獲得者,普利茲克獎獲得者,圖靈獎獲得者,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美國、俄羅斯、法國、澳大利亞等國的國家科學院院士、工程院院士。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按照這個文件,連二本院校普通教授都可以當選的俄羅斯工程院院士也應屬于“大師級人才”之列,與諾貝爾獎得主、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得主屬于同一個層次,豈不是讓人哭笑不得?(海南大學官網師資介紹一欄特意說明,該校教職工包括“中國科學院院士1人,加拿大國家工程院院士1人,俄羅斯工程院外籍院士1人”)
根據著名公眾號“知識分子”的報道,廣西自治區政府于2023年12月修訂的《廣西高層次人才認定參考目錄》, “美國、英國、德國、法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俄羅斯、瑞典、日本等國家的最高學術權威機構會員”,可以比照中國兩院院士”,作為A層次人才引進。此前半年,廣西新增四家院士工作站,其中兩位是中國工程院院士,兩位是俄羅斯工程院外籍院士。
云南有關部門規定,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境外科學院、工程院院士有資格設立院士工作站,資助總額為180萬元。2023年12月,云南臨滄市人民醫院官方微信公眾號稱,這是該院成立首個院士專家工作站,進站專家為那個俄羅斯人經營的歐洲自然科學院的外籍院士尚某。
即便是人才“泛濫”的北京、大灣區、長三角,那些外國院士也是吃的很開。比如筆者從中關村科技園石景山園區公眾號獲悉,該園區把一名不見經傳企業創始人當選俄羅斯工程院外籍院士,當做“景賢人才”計劃的一個重要成績,而根據官方規定,“景賢人才”最高可以享受100萬獎勵,以及獲得“景賢卡”,享有辦理政務手續、交通出行的VIP資格,優先享有使用人才公寓;蘇州科技大學把俄羅斯工程院外籍院士與諾獎獲得者、兩院院士一道列為省部級以上人才;暨南大學廣東省光纖傳感與通信技術重點實驗室 “高層次人才”中涵蓋加拿大工程院外籍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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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所以,各種克萊登院士、水貨院士的泛濫,根本是科研評價機制的原因,一方面某些地方政府和高校,把外國院士的待遇定的那么高,另一方面,對于院士資格審核又極其不嚴肅(甚至很多重大獎勵項目是“蘿卜招聘”,專門為本校或本地領導設立的,所以,這些年外籍院士中那么多是高校領導),是以產生大量外國水貨院士井噴的現象——花個幾十萬買個俄羅斯/加拿大工程院院士,就可能產生幾百萬的收益,這種投資何樂不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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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筆者不僅感嘆,為何要認真做一些社會問題研究,以及出力不討好寫公眾號呢?一年得到打賞還不到一萬,動輒還得罪人!花點錢買個“歐洲人文社會科學院士”,然后成為某地方211學校特聘教授,然后四處走穴賺演講費不香嗎?這不是一個目前很走的通的職業捷徑嗎?
自嘲之余,我們也感到,這種評價機制帶來的危害,造成的科研和教育的不公平,比協和“4+4”還要嚴重很多。因為協和“4+4”畢竟招收門檻很高,平均至少是國內前十名高校或海外名校畢業生,培養也還是頗為正規的,比一般大學醫學院水平都要高,而這種隨便花錢買的院士,就能獲得政府和高校頂級資源分配的特權,對教育和科學資源分配的扭曲性、道德污染性,遠遠大于協和“4+4”,負面效果后續影響也大得多!
我們希望科技部、教育部和地方政府能夠嚴厲清理對各類克萊登院士們的特殊補貼和獎勵,對于高層次人才引進標準一定要嚴厲審核,教育部、科技部完全可以制訂一個參考目錄,除了幾家比較嚴肅的外國科學院、工程院院士可以對標享受我國“兩院院士”待遇以外,不在目錄的院士應該嚴禁獲得特權待遇,否則就是利益輸送。
筆者也希望熱心讀者補充外國克萊登科學院/工程院機構的名單,還教育界、科技界一個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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