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思平治」魏禮群：談治學與從政

魏禮群：談治學與從政

學思平治

1968年，我從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畢業。作為學生黨員，我主動要求到最艱苦的地方去，于是被分配到內蒙古牙克石林業管理局工作。在林區的10年，生活極為清苦，這反而讓我心無旁騖，抓住一切機會反復閱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和《資治通鑒》等古典名著。還因經常為林業管理局領導寫講話稿和會議文件，而被稱為“林區的真正秀才”。

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國家百廢待興，中央國家機關恢復正常運行，需要調入干部。在這種時代大背景下，我于1978年到了國家計委政策研究室工作，踏上了學術研究和從政履職齊頭并進的歲月征程。從地方基層到國家部委，從歷史學專業到宏觀經濟工作，中間跨度極大，我以堅強的奮斗意志，攻克一個個難關，經歷了一條治學與從政兩者兼顧、密切結合、相互促進的人生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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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家計委政策研究室從事政策研究和重要文稿起草，標志著我的學術研究和從政職業生涯的開啟。20世紀80年代初，國家開始制定中長期規劃，需要研究第六個五年計劃期間積累和消費的比例問題。我承擔了這個重大課題，不分晝夜地整理資料、分析計算，很快形成了研究成果，提出合理積累率為25%左右的建議，為黨中央決策提供了重要參考依據，并于1980年12月在《紅旗》雜志上發表《論降低積累率的必要性和途徑》的論文。這是我首次從事重大學術研究和政策研究，體驗到了其中的艱辛，也品嘗到研究成果為黨中央決策服務的快慰，由此迸發了致力于學術研究、政策研究的興趣與熱情。

古代先賢認為：“識時務者為俊杰，通機變者為英豪?！币粋€人要成就一番事業，需要認清時代潮流和發展趨勢。我認為，從事社會科學研究更應做到觀天下以洞諳世事，辨方向以審視是非。這關乎研究成果有無價值或價值大小，是否有益于國家和人民事業發展。40多年來，服務推進改革開放，服務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這一時期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根本方向。我之所以在許多改革和建設領域，通過孜孜不倦地探索取得重要研究成果，其中十分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始終堅定地把握學術研究的政治方向。

我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歷程，發軔于經濟體制改革，首要任務是計劃體制的改革。于是，從1982年起，我著手梳理計劃經濟的理論和做法，撰寫了不少研究報告和理論文章，與同事一道編寫了20多萬字的案例研究成果《“包”字進城，一包就靈》，并編寫出《計劃體制改革問題論爭（1979-1983）》一書。撰寫的部分理論文章在《經濟研究》等權威刊物發表，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1984年、1985年全國“經濟過熱”，我及時深入研究固定資產投資的規模、結構、政策等問題，寫出多篇文章在《紅旗》雜志等刊物上發表。1986年，我組織同事研究形成了《一些國家和地區到2000年發展構想和對編制我國長遠規劃的思考》這一研究報告，負責組織研究起草到2000年長遠規劃基本思路的主報告和10個分報告，其中不少重要研究成果被吸收到黨的十三大報告中。在參加1987年黨的十三大報告和1992年黨的十四大報告的起草過程中，我著重研究了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問題和擴大對外開放問題。

1994年，我有幸進入中南海工作，一直到2008年，先后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和國務院研究室工作。這也是我直接服務中央領導和學術生涯中不平凡的一段經歷。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我堅持以黨的基本理論、路線、方針為指導，推進理論創新、觀點創新、政策創新。1995年6月，經過深入研究，我提出“實行經濟增長方式和經濟體制兩個具有全局意義的根本性轉變”的建議，被寫入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文件。在國務院研究室，我的工作內容從經濟向經濟、社會、內政、外交等全局性工作轉變，這是個重大挑戰，也是拓寬我研究領域的重大機遇。我的不少重要研究成果，尤其是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方面的重要觀點，被吸收進黨的十六大、十七大報告，包括建議突出加強生態文明建設，這是我較早提出并被中央采納的重要思想觀點。

從國家計委到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國務院研究室，再到國家行政學院和創建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等智庫，我始終緊跟時代步伐，緊扣改革開放，牢牢把握黨的基本理論和基本路線，通過頑強的拼搏在學術研究和決策咨詢研究上取得較大成就。這也是我以往學術生涯乃至職業歷程中最為重要的心得和啟示。新時代新階段，仍然需要堅守正確的政治方向，不斷深化對新經驗新問題的研究、總結和提煉升華，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學理支撐和智力支持。這是我矢志不渝的奮斗方向，也是確保學術之樹長青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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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正經歷著千百年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這給理論創新和學術研究提供了廣闊空間。而要有所作為，則需要多方面努力，其中至關重要的，是扎根國情、認清國情、把握國情，一切從中國國情出發。值得慶幸的是，在我步入學術生涯和職業生涯伊始，我們黨就突出強調從中國國情出發，走自己的道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因此，我也就比較早地花大力氣對國情進行了全面、系統、深入的研究，寫出了一批研究國情特點和由此出發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理論文章。

1980年，我撰寫了3萬多字的研究報告《我國國情初步研究》，其中深入闡述了我國國情的主要特點，運用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方法，從國家地理環境、歷史演變、文化傳統、社會性質和經濟狀況等方面論述了我國國情的五大特點。該研究成果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的《經濟研究資料》上發表后，引起各界的廣泛關注，有40多份中央國家機關、科研機構、大專院校和地方的刊物相繼轉載。黨的十二大前，為貫徹黨中央從中國國情出發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思想，我還和同事應紅旗出版社邀請，撰寫了《我國國情與經濟社會發展戰略》一書，成為對我國國情持續研究和深刻把握的重要成果。這期間，我還撰寫了《論從我國國情出發進行現代化建設》一文，發表在《北京師范大學學報》上，圍繞“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提出了重要的理論觀點和政策建議。

研究和把握中國基本國情，一個根本性的課題，是正確認識我國發展所處的歷史階段以及階段性變化中的主要特點。我圍繞這個問題發表過多篇重要文章，其中2013年撰寫的《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國情》（發表在《求是》雜志2013年第19期），就是有代表性的一篇。該文對新的歷史條件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內涵、我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征，以及需要把握好的重大問題，進行了全面、深入的闡述。

一直以來，我始終堅持深入研究和準確把握我國基本國情，力求做到“述古論今文無妄作，觀天察地人不虛生”，這是我學術研究、理論研究、政策研究和決策咨詢研究的一個顯著特點。因此，在中南海為中央高層領導服務期間，我發表的觀點主張以及咨政建議，經常得到領導人“懂得國情，可靠管用”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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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學態度，決定著學術研究的成效。獨立思考、唯實求真，是嚴謹、科學的態度。我向來信奉“不唯書、不唯上、不唯洋、只唯實”，尊重事實、崇尚科學、追求真理。我努力做到每事問、每事想，堅持用事實說話，敢于較“真”，絕不盲從、人云亦云，絕不跟風、隨波逐流，絕不捕風捉影、道聽途說。在實際工作中，凡是自己認為符合實際的，都敢于秉筆直書，也都敢于坦言直諫。在國務院研究室工作期間，有一次我向國務院主要領導匯報工作時說：“自己的知識和能力還不適應現在的工作要求，需要努力提高水平?！边@位領導人說：“你能講真話，敢于直言，這是你的長處，我身邊就需要這樣的人嘛！”這次談話，使我深受鼓舞和觸動，我經常告誡自己，什么時候都要求實求真，絕不說假話、違心話，絕不做表面文章、故弄玄虛，也絕不隨心所欲、信口開河。

唯實求真的根本之道，在于調查研究。在治學和履職生涯中，我十分重視調查研究工作，經常深入基層、深入群眾，摸清實際情況，掌握第一手材料，聽取多方面意見，力求全面、客觀、準確地了解有關問題的真相，然后提出有針對性的意見和建議。2005年關于農民工問題的調查研究就是一個生動的例子。這年年初，國務院主要領導責成研究室牽頭組織調研農民工問題，提出解決措施。于是，我負責組織成立了農民工問題專題調研組，成員包括黨中央、國務院17個相關部門和8個農民工輸出輸入大省有關負責人以及農民工問題研究專家。經過10個多月對18個省的緊張調研，召開了一系列座談會和9次調研成果交流會，形成了《中國農民工問題研究總報告》和55個專題報告。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相關重要文件，系統地提出了解決農民工問題的指導原則和主要政策措施。調研報告獲第十二屆孫冶方經濟科學獎（2006年），我作序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一書獲首屆中國出版政府獎（2007年），產生了良好的社會影響。

搞好調查研究不僅需要從思想上重視，還需要掌握基礎理論和方法。2004年至2007年，我在國務院研究室任職期間，連續撰寫多篇文章，闡述調查研究工作的特點、規律、做法，將感性認識升華到理性高度。比如，2004年的《提高調查研究水平做好決策咨詢工作》、2005年的《努力提高調查研究工作質量》、2006年的《練好調查研究基本功》《調查研究要多出精品力作》、2007年的《搞好調查研究貴在深入》。有的文章發表后，引起社會關注，有的被中央部門轉發作為干部必修讀物。我體會到，調查研究是一個求實、求是、求解的過程，是一項嚴謹、縝密、科學的活動，其理論和實踐都很豐富，既是求實求真的基本方法和途徑，也是一個科學性和實踐性很強的學科體系，是一門內涵極為豐富的交叉學科。當然，求實求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僅需要樹立科學嚴謹的治學態度，更需要有服從和堅持真理的品格和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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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也是一個人成功治學、成就事業的靈魂。我認為，學術研究的本質特征在于創新。“學術”兩字，顧名思義，“學”就是由不知到知，由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不斷有新的發現、新的發明；“術”就是應用知識技能，創造新價值新事物。我在國務院研究室工作期間，有一次國務院主要領導來看望研究室人員時說，“我最希望的，是你們起草的文稿中有新思想、新見解、新材料”，“希望你們幫我收集各方面的新信息，用新的思想、新的觀點來研究新的情況和新的問題”。國務院領導的囑咐，給予我極大的教育和啟迪，我一直銘記在心，努力做到在研究問題和服務決策中都注重新意、務求創新。

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創新、理論創新，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是要處理好繼承和創新的關系，做到守正出新。守正，就是堅守科學理論的精髓，堅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堅守被實踐證明有益于社會進步和人民福祉的人類文明成果。40多年來，我一直致力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問題的研究，解放思想、不懈探索，深入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理論中的若干重大關系問題，在政府與市場、按勞分配為主體與多種分配方式并存、中央與地方等關系的認識上取得突破性進展，特別是公有制為主體與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關系問題。我在一次重要會議上提出并一向堅持認為：我國整個經濟體制改革進程中必須做到“兩個毫不動搖”。一方面，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并要全面認識公有制的含義。2003年，我在《求是》雜志上發表《積極推行公有制的多種有效實現形式》一文，對“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作了全面、深入的論述。另一方面，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加快發展。2004年，按照國務院領導的批示要求，我和國家發改委主任主持專項調查研究，提出《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加快發展的若干意見》，后經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通過，作為國務院文件發布。這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一個以國務院名義發布的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綱領性文件。

學術研究中的與時俱進、守正創新，其根本要義在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革除因循守舊的觀念，主動適應客觀世界的變化，學習運用新知識新技能解決新問題。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社會發展和治理問題日益成為新的時代課題。從進入國家計委開始，我一直重視社會發展問題的研究，特別是對教育事業、勞動就業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研究從未間斷。1981年，我便撰寫了《關于我國實行義務教育制度的初步探討》一文，發表在《北京師范大學學報》上，這是我第一篇公開發表的有關教育的論文，對于推動國家實行義務教育、設立“教師節”等重大決定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對于社會治理問題的研究，更是我近些年來學術研究和決策咨詢研究的重要方面。我主持了多項創新社會治理的重大課題，發表了大量論著和演講，有些文章得到中央領導的重要批示，有些刊登于《求是》《光明日報》等報刊，有的被《新華文摘》等轉載。我應學習出版社邀請主編了《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講座》，我主筆寫的《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重大意義和主要任務》，是比較早的系統論述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問題的專著，產生了較大社會影響。我還應邀創設了北京師范大學中國社會管理研究院和社會學院，向國務院領導提出開展社會管理學科建設的重要建議并被采納，推動了社會管理和社會政策列入國家學科體系。在國家行政學院，我領導成立了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并擔任會長，從行政體制改革理論與進展、政府自身改革與建設、國際金融危機與公共行政改革等方面進行學術研究，在《人民日報》等報刊上發表了《從實現科學發展的高度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等大量理論文章，主編出版了《科學發展與行政改革》等多部著作。

從已發表的文章和著作看，我的學術研究與我的履職工作性質密切相關。實務工作需要理論研究、學術研究提供學理支撐；研究成果運用到實務工作之中，又有助于提高政策研究和文稿起草的質量和水平。多年來，我一直注意把學術研究同本職工作巧妙地、恰當地聯系起來。實踐證明，把握好學術研究、理論研究與從政履職工作的關系，可以使二者相得益彰、相互促進。

回首人生路，無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理論研究、中國基本國情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研究、經濟發展戰略和發展方式研究、行政體制改革研究、對外開放研究，還是社會發展研究、社會治理研究、新型智庫研究，我都秉持唯實求真、守正出新的原則，正心修身、崇德治學，博觀約取、朝耕暮耘，以此報效國家、服務人民。

【 魏禮群：長安街讀書會主講人、國務院研究室原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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