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CY CALDWELL：書寫這個世界的理由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貝爾法斯特，宗教沖突仍未遠去，露西自小便持有英國與愛爾蘭雙重護照，這種“不屬于任何一方，卻同時屬于兩邊”的身份，成為她最早的文學土壤。她回憶自己在劍橋大學讀書的歲月，因為口音的復雜，時常被別人“猜”來自何處。“我好像一直是個局外人。”而這份疏離并未令她退縮，反而催生了對“邊緣身份”的執(zhí)念：地理上的漂泊，精神上的孤獨，構成了她筆下最常見的女性形象，也成為她創(chuàng)作的底色。在露西·考德威爾的小說里，人物似乎總在地緣與情感的多重坐標間遷徙，完成一次次時間和身份的懸置。跨洋航班、車廂、視頻通話……一切仿佛故土與異鄉(xiāng)的反復切換，也是這一個自己與另一個自己的對話。這種身份認同的流動性，恰恰與現代人的生存狀態(tài)共振。她說：愛爾蘭需要新的故事——不再只是關于移民離開的島國，而是人們不斷到來的地方。“不是非此即彼，而是既此又彼。這就是21世紀的歸屬感吧，未來的文學也將在邊緣地帶誕生——在不同文化的交界處，在翻譯的裂隙中，在那些既內且外的視角里。中國的作家們不也在經歷類似的重敘嗎？”

的確，她深知這份漂泊并非個人獨有，而是21世紀普遍的境況，面對全球化與本土性的意向沖突，露西提出了自己獨特的理解——“忠誠的背叛者”：“在詹姆斯·喬伊斯和塞繆爾·貝克特的眼中，‘只有離開，才能書寫’——這種表達觀念對我影響很深。‘離開’一詞的意義在改變，曾經海邊的石頭留下背井離鄉(xiāng)的人們的最后一吻，唯有重大事件或功名成就才可能讓我的祖輩重返家鄉(xiāng)，而現在，離開和歸來不再沉重——我離開貝爾法斯特正是為了更好地重新了解它，細膩地書寫它。那些童年的街道、商店的名字，至今在我腦海里鮮活，而在很多本地人心里卻因為過分熟悉而忽略淡忘。所以，距離之于我不是一種故鄉(xiāng)的缺席，而是另一種凝視。”

露西常常感慨：如果媽媽和姐妹不曾扎實地參與她的成長，自己的文學天賦和作家夢想也會缺角。“媽媽十六歲就輟學去賺錢，后來又為了生孩子放棄工作，沒機會接受太多教育。但她堅信書籍和教育對女孩的重要性，給愛讀書的我們一共辦了九張借書證（每人三張），每周扛很多書回家。我們的生活就像勃朗特三姐妹以及她們所創(chuàng)造的世界一樣。”

讓露西的寫作發(fā)生深刻改變的也是初為人母的時光——艱難的生產經歷曾讓她直面生死邊緣，焦灼的等待讓她在手機上敲下紛亂而真切的情緒。“那一刻，我突然意識到，歷史上無數女性都經歷過同樣的痛楚。這讓我與母親，與整個女性傳統(tǒng)，建立起前所未有的聯(lián)系。”

在她看來，母性不是枷鎖而是源泉：生育不僅沒有終結她的藝術生命，反而賦予她前所未有的勇氣與素材。這種認知與東亞文化中“為母則剛”的敘事形成奇妙呼應，卻更添一層存在主義的重量——她將母職視為一種主動選擇的、充滿創(chuàng)造力的抗爭。她想起卡羅琳·諾頓（Caroline Norton）這樣的母親——那位在維多利亞時代被迫與孩子分離后奮起爭取監(jiān)護權的先驅，不顧誹謗并寫下傳世的美好詩篇——露西希望自己的文字里也有這樣的勇氣。于是，母與女的纏繞，姊與妹的秘密，青春期曖昧的情愫，婚姻內外的彷徨，甚至緋聞背后的真相……露西的故事從“不完美”的女性細節(jié)里展開、深入，讓閱讀者的心像是不經意被紙割了一下，留下淡淡的感同身受的刺癢。“那些‘不完美’的女性角色之所以震撼，是因為我拒絕了女性被浪漫化的可能。有些問題是出于她們自身，有些可能是由于時代的因素及她們所處的環(huán)境造成的，有些甚至是一貫的被動語態(tài)的邏輯轉移了真正矛盾，比如說起流產，好像是母親制造了一場意外。現在的我們不需要再順從規(guī)則避而不談了，我們透過矛盾、復雜，甚至可爭議的女性形象，開始重新審視那些過去一直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這就是‘不完美’女性給予我們的正視完整自我的力量。正是在那些尷尬、痛苦、難以啟齒的時刻，女性彼此才會產生最深的共鳴。”

露西始終堅信，寫作是一種對抗失去和連接未來的方式。她最新的長篇小說These Days回溯了1941年貝爾法斯特大轟炸時期普通女性的“得與失”，這一見微知著的視角大受好評。“我記得Louis MacNeice寫過一句詩，大意是：‘我們無法選擇是否要經歷這樣的生活，也無法選擇暫停我們的生活。’所以只有把某個逝去的瞬間寫下來，它才能重新活過來，哪怕只是細節(jié)。”在疫情期間，她尤其感受到這種緊迫：醫(yī)院與養(yǎng)老院失守，老人們的離去像一座座圖書館的消逝。采訪、記錄、寫作，成了她的抵抗與紀念。她寫下母親為新衣做的準備，寫下孩子飛奔去買水果的身影……正如在曾經遭受轟炸的城市里，人們仍要在廢墟中相愛相望。那些歷史學家不會記錄的場景，那些普通家庭的秘密碎片，經由作家的手，卻能讓一個時代在記憶里復蘇。“在古英語中有個詞：Desultory，它的用法很隨意，但它能將一些我們忽略或不屑的東西表達得戲劇化。我想，在一位優(yōu)秀作家的筆下，任何事物都能被生動地展現出來。我希望被忽略的身份被看見，如果你給予足夠的關注，一切都是非凡的存在。”

在很多讀者心里，露西就是這樣一位“契訶夫”式的小說家，峰回路轉，點石成金，她們會悄悄與她分享生活里的秘密瑣事，告訴她自己的生活因為她的小說而改變，對于露西而言，這是比各類獎項更重要的肯定和收獲。“我在成為作家后才知道，書籍會讓我們在另一個時空與另一個人的呼吸相遇。我永遠不會忘記自己提筆給兒時最愛的書籍《黑暗正在升起》（The Dark is Rising）的作者蘇珊·庫博（Susan Cooper）寫信，甚至以她作品里的角色給我的兒子取名。她回信告訴我因為收到我的信，她不再為生活沮喪。這個回應讓我感動許久，作為作家，我的工作不是僅僅把這本書出版，而是要傳遞和傳達某種情緒。我認為寫作的一個神奇之處在于，你賦予了某種永生的意味。因為只要書籍存在，生命就得以延續(xù)。所以我會寫下去。”

在短篇集《所有人都刻薄又邪惡》（All the People Were Mean and Bad）的結尾，露西寫道：“沒有人會告訴你最終是否是有意義的。”如今，她給出了自己的答案：“意義不是別人告訴你的定義，而是你自己認定的東西。只有你能決定什么是神圣，什么是重要。”

或許寫作就是露西·考德威爾認定的人生意義，這份意義像火炬，照亮所有愿意翻開她的書、與她的靈魂短暫交會的讀者。她說她喜歡這個比喻，因為Lucy這個名字，寓意正是“光”。

ELLE：如果沒有成為作家，你會成為？

Lucy：我應該會成為一名律師，通常我會像律師那樣思考，好地表達事物。如果我當時選擇成為一名律師，仍然可以像現在的自己一樣，寫出同樣精彩的內容。或許這兩個身份可以同時存在。

ELLE：你曾提到弗吉尼亞·伍爾夫和埃德娜·奧布萊恩對你的影響，也提過詩人路易斯·麥克尼斯（ Louis MacNeice）激發(fā)了你的靈感，近來還有哪些你喜歡或影響過你的作者？

Lucy：我要推薦露西亞·柏林（Lucia Berlin）和《清潔女工手冊》（ A Manual for Cleaning Women），這本故事集非常真實，非常直白，里面所寫的也是我所經歷過的類似艱難往事，那種輕柔的文字觸感是我的榜樣。有些作家的作品對我來說，就像是一扇通向她內心世界的門，當你走進她的內心世界時，你就會變得完全不同，而且你永遠不會回到原來的狀態(tài)。也在讀一些貝爾法斯特新人作家的現象級作品，比如Gráinne O’Hare的Thirst Trap。

ELLE：對中國的印象如何？有沒有讀過中國作家的作品？與我們分享一下？

Lucy：我很喜歡中國，我的女兒是個熊貓迷，而我也會每天用手機拍下好吃的中國菜跟家人分享。我也喜歡中國文學，在詩歌之夜誦讀時也選了中國的古詩。給我的書寫序的中國作家顏歌正是我的文學好友，我們會以母親的身份和視角來交流創(chuàng)作。比如她在兒子三歲零一個月時參加斯德哥爾摩文學節(jié)，當時有人戴著有色眼鏡看她哺乳，所以她不得不去洗手間的小隔間里擠奶。這是一種女人之間會分享的事情，說完之后或許會一起笑，一起哭，分享會幫助我們化解焦慮。我建議她把這個不完美寫下來，我再進行編輯。于是，斯德哥爾摩的故事誕生了，也收錄在她的英語作品集里。最近我迷上了李白的《長干行》，青梅竹馬的愛情面對分離時的含蓄、不舍和等待的承諾，充滿了希望、渴望和緊張感，只字片語卻如此鮮活。這就是文學的不朽。

ELLE：《ELLE》創(chuàng)刊時曾有一個定位：Le serieux dans la frivolité, l’ironie dans le grave（輕浮中見嚴肅，嚴肅中見諷刺）。很多時候在你的小說里也體現了這種意味，你平時會讀時尚雜志嗎？如何理解這句話？

Lucy：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我們能以有趣的方式來處理嚴肅的事情，有時候意義的缺失也是存在的原因。你知道嗎？我和C.S. Lewis（《納尼亞傳奇》的作者）在同一條街上長大，他在書中塑造了一個名為Lucy的角色。但隨著年齡的增長，我開始不理解露西對待姐姐蘇珊的方式。在小說結尾，露西宣稱不再接納蘇珊，因為長大的姐姐開始對口紅之類的東西感興趣。我不喜歡C.S. Lewis的這個視角。所以，每當我談論起這本書，我就會故意涂上我最鮮艷的口紅，這種矛盾沖突在我看來就是一種生活中的戲劇張力。我喜歡漂亮衣服，也喜歡讀美容博客。如果說我的作品也是“在輕松之中蘊含深意，于莊重之中蘊含機智”，那是因為我盡情表達了自己，盡情享受了生活。

圖片：出版社提供

采訪/撰文：EVRICKA

編輯：VIVIANE G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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