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三青團：組織處代處長康澤，如何成陳誠、陳立夫'眼中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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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7月9日在武漢成立的三青團中央團部第一個領導機構，被稱為籌備時期中央臨時干事會，“所以稱臨時干事會者，以當時團員未吸收，組織未開展，正著手籌備工作也”。

根據團章規定，中央干事會的職權包括：

中央臨時干事31人：

又由9人組成中央臨時常務干事會，“于全體干事會閉幕期間執行干事會職權”，名單如下：陳誠、陳立夫、朱家驊、譚平山、張厲生、段錫朋、陳布雷、谷正綱、賀衷寒。

中央臨時干事會按照團章規定，決定中央團部工作機構設立7個處，處以下分組或室。各處工作人員編制，以150人為限；并從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干部訓練團畢業學員中選拔150人為服務員。

中央團部機構負責人如下：

1938年7月18日，中央臨時常務干事會舉行第一次會議，審議征求團員暫行辦法草案。

8月1日，團長蔣介石召集中央臨時干事會全體干事及工作人員，在武昌湖北省黨部大禮堂，舉行第一次入團宣誓典禮。

蔣親自繕寫誓詞，并當眾宣誓，其文曰：

接著，全體人員在團長蔣介石監臨之下，集體宣誓，其詞曰：

同日，軍委會戰時工作干部訓練團（簡稱“戰干團”)第一期學員4000人，舉行畢業典禮，集體宣誓入團，這是三青團所吸收的第一批團員。

中央團部成立之初，立即制訂各種重要法規，并擬具第一期工作計劃；確定籌備時期的工作重心，在于建立團的中樞機構，擬訂團的重要法規，擴展團務宣傳，編制經費概算和舉辦干部訓練。組織工作決定先以武漢為中心，建立基礎組織，逐漸推廣至各省市。中央團部地址，初設武昌湖北省議會，8月15日，移至漢口河街4號（原中央黨部)辦公。

9月上旬，因書記長陳誠軍務繁忙，蔣介石加派中央黨部秘書長、三青團中央常務干事朱家驊兼代書記長。

朱家驊到任后，認為中央團部過于龐大，主張縮小機構，減少人員，得到蔣介石的認可。蔣為此下達手諭：“本團當成立伊始，中央機構，應本‘作始也簡’之原則，加以縮編。”

9月15日，中央團部奉命調整內部組織，將訓練、社會服務、經濟及總務四處暫緩成立，其主管業務，訓練部分暫由組織處兼管，社會服務部分暫由宣傳處兼管，經濟及總務部分暫由書記長辦公處兼管。

同時，因為敵人后方區域之工作，有迅速推進之必要，故于組織處內增設淪陷區域工作指導組。全部工作人員，以70人為限，服務員以30人為限，等到將來業務開展，再行擴充組織，增加員額。另外因宣傳處長黃季陸、副處長鄧文儀另有任用，蔣介石指派包華國代理宣傳處長，李惟果兼任副處長。

中央臨時干事會成立之始，正值武漢保衛戰最緊張之時，當時許多愛國青年，由北平、上海、南京及其他戰區輾轉流離而集中于武漢，要求參加抗戰之情緒，極為熱烈。

為了加強組織領導并予以大規模訓練，以作為動員全國民眾的核心，中央團部當時即以保衛武漢為中心工作，先在軍委會戰時工作干部訓練團內，成立直屬第一區團部；接著在中央團部內成立了直屬第一分團部，隨后又成立了武漢支團部籌備處和直屬第二分團部籌備處，并挑選已受訓練的團員，成立本團工作人員訓練班及戰時服務總隊，從事組訓壯丁、救護慰勞等各種戰時服務，同時在實際工作中，隨時集會研討，輪流訓練，使工作與訓練打成一片。

為了保證團員的素質，中央臨時干事會對于團員征求，規定下列人員為主要對象：

以求使團的力量普遍深入社會各階層。由于當時各地團隊未能迅速成立，所以由直屬干訓團第一團區團部籌備處、武漢支團部籌備處、直屬第一分團部，辦理征收團員事宜。截至11月份止，征收總額為7542人。就職業而言，最初入團的團員以干訓團等軍事訓練機關畢業學生為多，其他如教育界及農村、工廠中之生產分子，則吸收尚少。

此外，中央團部于10月下旬，還分別委派了冀、魯、晉、青，及西安、蘭州、重慶、成都、南陽、廣州等省區地方團部負責人員。在訓練方面，舉辦了第一期工作人員訓練班。

在宣傳方面，創辦了《武漢青年》周刊，編印青年叢書，籌備《青年》半月刊等。在服務方面，開辦了武漢青年俱樂部，設立了西安、長沙、榆林、宜昌、南陽、屯溪等處青年招待所，發動青年，積極參加保衛武漢后方勤務工作。

這是三青團在武漢成立初期，發展組織，征召團員，初步開展訓練、宣傳和服務工作的大致狀況。

以復興社作為三青團組織的核心，在剛剛成立的三青團中央臨時干事會及其工作機構中，已經有所表現。

在中央臨時干事31人當中，復興社只有5人，康澤、賀衷寒、胡宗南、劉健群、陳良列名其中。在中央團部7個處室中，復興社完全掌握的有組織、總務兩處，但在11位副處長中，復興社就占了7位。可見，復興社在中央團部機構中，采取了避虛就實、輕上重下的方式。

康澤不無得意地說：

中央團部組織處簡直成了復興社分子的大本營。

以康澤作為三青團的“工作重心”，也開始體現出來。康澤當時身為三青團中央臨時干事，兼中央團部組織處代處長，雖然地位并不很高，在團內卻是炙手可熱，權傾一時。

一位中央團部工作會議參加者，多年以后還記得當時因康澤態度驕橫而造成難以合作的情形：

康澤和復興社的特殊作用，還表現在地方團部的組建上。

在籌備時期，曾經討論過如何組建地方團部的問題。當時“甘乃光主張采用部隊‘招安'的辦法把三民主義青年團組織起來，即先讓各地方自己去成立，自己去搞，然后再由中央去收編，把它統一地組織起來”。

中央團部成立后，各地方團部如何組建，就成為國民黨內爭執的焦點，各派力量紛紛插手，企圖搶占地盤，擴充自己的勢力范圍。

中共方面得到的消息稱：“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工作在國民黨內已開始，上層領導機關已開始組織，西安、綏德方面，CC、復興均已開始積極拉人，為此問題他們內部還發生了很大摩擦。”

實際上，不僅西北如此，各地都發生了類似的情況。參加爭奪的，不僅有CC派，而且還有復興社內的各個派系，情形十分混亂。

為了使建團工作有序進行，國民黨中執會不得不一再通令各地：“三民主義青年團各級團部的組織，應由團長派人進行，各地不得擅自進行。”

組建地方團部的關鍵，是干部人事的配備，既要保證團務的貫徹，又要兼顧各方的利益。

康澤回憶說：

康澤對各省市支團部(除去少數地區的特殊情況)的人事安排主要是采取三種辦法：

首先，在各支團部干事會組成上，盡量包括復興社、CC和其他派別的代表，以符合所謂“具有廣大容納性”的原則。

在各支團部主任職務的安排上，盡量安排由當地黃埔系-復興社頭面人物來兼任，以保證所謂復興社的“核心”作用，同時也是為了得到當地復興社勢力對團務的關照和支持。

再次，對各支團部書記、組訓組長，以及各分團主任、書記等負責實際團務的職務，則盡量配備政校留日班和青干班第一期學員，以體現所謂的“康澤重心”原則。

康澤曾經為了配置地方團干而煞費苦心。

在三青團成立二周年之際，他回顧各地團部的組建過程，不無感慨地說：

很明顯，他這里所說的“新起的青年”，就是指上述由政校留日班學員和青干班第一期學員組成的三青團早期干部，正是他們在團內擔負著“實際團務責任”。

在建團過程中，康澤還利用他所掌握的別動隊、特訓班等資源，對三青團給予支持和幫助。如三青團從中央到地方的電報通訊網，就是在接收別動隊通訊人員和設備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據中央團部報告，為建立團的通訊網，“接收前別動總隊通訊大隊工作人員，施以短期訓練后撥調本團服務，并利用該大隊撥來大小型電機十二部，加購八部，共二十部，分發各重要地點及支團部所在地應用”。到1940年4月下旬，三青團完成初步電訊機構，除于中央團部設總臺外，并于各地設立了分臺。

康澤在中央團部所處的這種關鍵地位使他成為內部斗爭的焦點之一，陳立夫、陳誠的反對尤力。

陳立夫認為：“康澤為組織處處長，康這個人很有野心，他希望青年團是另外一個組織，和我的構想完全不同，…他要成為青年團的領導人物，將來可取黨而代之。”

陳誠是中央團部書記長，對復興社一直持批評態度。他認為康澤“年紀太輕，資歷太淺”，不宜擔任組織處長。在他的反對下，三青團成立時，康澤只能“代理”組織處長職務，在中央團部，康澤雖然是陳誠的下級，卻目無上司，越權報告，自行其是，使陳難以容忍。

據何廉回憶：

陳誠于是利用手中的權力，處處抑制、打擊康澤。

康澤憤憤不平地說：

中央團部成立，團務工作開展后，陳誠與康澤之間，為了爭奪對工作和人事的控制權，雙方的矛盾更加尖銳。

1938年9月，蔣介石對中央團部進行首次調整，將陳誠暫時調離，而由平時對復興社表示好感和拉攏的朱家驊代理書記長，康澤與原有的復興社分子對此均表示歡迎。因朱家驊對團內人事很少干涉，所以雙方“相處頗為融洽”。

中央團部機構的調整，對康澤頗為有利。

康澤回憶說：

康澤與陳立夫、陳誠的沖突，前者是黨團矛盾的起點，后者則是中央團部權力斗爭的開始，它們對三青團的發展乃至康澤本人的政治命運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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