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引用敵國條款，日本死不認賬：中方投同意票，條款已過時

最近，中國駐日大使館一個看似尋常的帖子，卻像一塊巨石投入平靜的湖面，在中日關系中激起了滔天巨浪。

他們用中日雙語，把一份塵封已久的文件重新放到了聚光燈下——《聯合國憲章》中的“敵國條款”。

這記來自歷史深處的重拳，顯然是沖著日本去的。

然而，日本方面的反應卻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他們非但不認賬，反而理直氣壯地拋出了一個聽起來很有力的反駁：這項條款早就過時了，當年聯合國投票決定它“名存實亡”的時候，你們中國自己也投了贊成票！

這一回應瞬間讓事情變得撲朔迷離。難道中國是在用一個自己都曾同意廢除的條款來施壓嗎？

敵國條款

中方這次罕見地翻出歷史法條，扳機是日本內閣大臣高市早苗的一番極其危險的言論。

她在公開場合宣稱，如果臺海地區發生所謂的“有事”狀態，也就是爆發沖突，日本可能會進行“武力介入”。

這番話一出，中方的反制措施便接踵而至，而且是一套組合拳。

先是解放軍的艦艇和飛機在日本周邊海域進行實彈演習，用行動劃出威懾的航跡；

接著，各種信號暗示經濟層面也將面臨寒冬，有分析指出，僅旅游業一項，日本就可能因此承受高達2.3萬億日元的巨大損失。

在外交舞臺上，當中方代表團出席G20峰會時，高市早苗本人試圖拉攏盟友，卻處處碰壁，甚至連東道主和法國總統都對她視若無睹，日方尋求高層會晤的請求也遭到了中方的冷處理。

然而，這一系列軍事、經濟、外交上的壓力，似乎并沒有讓日本國內的某些右翼政客真正感到警醒。

于是，在警告無效的情況下，中方才祭出了這記法理上的“殺手锏”——“敵國條款”。

這個條款是二戰結束后，為了防止德、意、日等軸心國再次走上侵略擴張的老路而專門設立的“保險閥”。

它規定，一旦這些國家有任何再次發動侵略的跡象，聯合國創始成員國，包括中國，有權在無需安理會授權的情況下，直接對其采取軍事行動。

中方此舉的意圖再清晰不過：第一，提醒日本，不要忘了自己二戰戰敗國的歷史身份；第二，明確警告，膽敢武力干涉臺灣，就是赤裸裸的侵略行為，足以觸發這一條款，屆時一切后果自負。

面對這記直指要害的法理重拳，日本外務省的回應來得很快，而且看上去準備充分。他們通過社交媒體辯稱，“敵國條款”早已“名存實亡”。

他們的論據聽起來環環相扣：首先，1995年聯合國大會就通過決議，承認該條款已經“過時”；其次，2005年聯大再次通過決議，表達了要將其從《憲章》中刪除的“決心”；

而最關鍵的一點，也是他們特意強調的“殺招”，就是在這兩次投票中，中國都投了贊成票。

這套說辭確實很有迷惑性，因為它說的都是歷史上發生過的事實。

但真相，往往就隱藏在他們刻意忽略的細節里。

日本的辯解，本質上是在玩一種“偷換概念”的文字游戲，欺負的是那些不熟悉國際法和聯合國運作規則的人。

日本目的

最核心的問題在于，聯合國大會的決議，和《聯合國憲章》的法律地位，完全是兩回事。

聯大決議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只是一種政治上的建議和表態，它代表了國際社會的一種普遍意愿，但并不具備法律強制力。

真正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如同各國憲法一般存在的，是《聯合國憲章》本身。

這就好比一個社區的居民大會投票建議修改小區公約，但在公約被正式修訂之前，原來的條款依然有效。

聯大曾無數次通過決議要求美國解除對古巴的封鎖，但美國置若罔聞，決議也奈何不了它，這就是最好的例子。

那么，想要修改《聯合國憲章》本身，需要走什么程序呢？

這個門檻高得驚人。

它需要同時滿足兩個條件：首先，必須得到包括中國在內的五大常任理事國的一致同意，任何一國行使否決權，修改就無法進行；其次，在通過安理會這關后，還必須獲得聯合國三分之二以上成員國的批準。

回頭看1995年和2005年的那兩次決議，它們從未走完這個莊嚴的修憲程序。

所以，無論日本怎么辯稱它“過時”，只要“敵國條款”這幾個字還印在《憲章》上，它就依然是有效的國際法。

事實上，當日本還在糾結于條款是否“過時”的文字游戲時，他們可能已經完全搞錯了重點。中方這次行動的真正焦點，早已超越了條款本身。

就在重提“敵國條款”的同時，中國駐聯合國大使傅聰還做了一件更具現實意義的事——他正式致函聯合國秘書長。

信中的內容，比引用歷史條款要直接得多，也更具威懾力。他明確指出：“只要日本膽敢武力干涉臺海，中方將會行使聯合國憲章賦予的自衛權。”

如果說，“敵國條款”是一道來自歷史的緊箍咒，那么傅聰大使的這封信，就是一道劃在當下的、清晰的紅線。

它告訴日本，別再糾結于過去，著眼于現在，無論你如何解讀歷史條款，中國根據《聯合國憲章》普遍賦予所有主權國家的自衛權，就足以對任何侵略行為進行堅決反擊。

有趣的是，對于這封更直接、更具威脅的信，日本官方至今選擇避而不談，只抓著“敵國條款”反復辯解，這種避重就輕恰恰暴露了他們的心虛。

說到底，這場圍繞“敵國條款”的交鋒，根源在于日本右翼勢力試圖掙脫戰后秩序的束縛，染指中國核心利益的危險沖動。

而日本官方用“條款過時”和“中國曾贊成”作為擋箭牌，不過是想在輿論和法理上為自己的錯誤行徑開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