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鴻×毛尖×周軼君：父母與孩子，如何走出觀念的屏障？

我們是否在日常的話語、表情與行為中，制造了看不見的創傷？在文化與觀念的深層，又有多少習焉不察的慣性，正在背離我們對孩子的愛？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梁鴻試圖在她的最新作品《要有光》中回應這些問題。

11月23日，中信出版聯合上海圖書館、遠讀，邀請梁鴻、華東師范大學教授毛尖與紀錄片導演周軼君結合《要有光》共同探討成長路上個體可能會面臨的困境，以及每個人如何更好地與他人互相關愛、理解與相處。

對談現場，左起：毛尖、梁鴻、周軼君

在活動現場，梁鴻談到《要有光》時從寫作緣起說起，基于自己的迷茫和痛苦，以及作為寫作者本身的敏感，她決定去探尋我們的孩子到底發生了什么？在我們生活內部，在我們家庭的內部，是什么導致我們的孩子生病了？談到這本書的寫作對這其中的調研對象產生的一定的觸動。她認為自己成為了這些孩子和他們父母的信任的一個支點，對他們產生了一些改變。對于她自己來說，寫作這本書也是一個治愈的過程，改變了她和孩子的關系。

以下為精彩內容選編。

父慈子孝的家庭

毛尖：

其實我們在座的很多家庭并不是完全很緊張或者出了問題，很多家庭是“父慈子孝”的。那他們需要看《要有光》嗎？

周軼君：

其實沒有父慈子孝的家庭，所謂父慈子孝其實是像年畫一樣的標準化家庭。于我而言，雖然沒有經歷過像這本書寫到的這么典型的事例，但那種絕望、沖突和爭執我都經歷過，可能被稀釋過以后，程度沒有那么劇烈。所以這本書里講到的家長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

這本書講得這一代人不光是孩子出現問題，其中最大的問題是父母。看了這本書我才意識到為什么有時候我感覺現在的孩子不完整，因為我們做父母的自己就不完整。那我們這一代又如何療愈？

從“梁莊三部曲”到《要有光》，我看完了這些作品感覺梁鴻老師就是中國的阿列克謝耶維奇，在給我們這個時代，給這個社會畫像。

毛尖：

梁老師，你覺得你寫這本書是給一代人畫像還是說畫了半幅肖像？你有一個比例的感覺嗎？

梁鴻：

我想給我們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畫一個像，這是我的野心。

梁鴻

毛尖：

我們這一代父母和孩子其實都已經不是典型的中國式家長和中國式孩子了。這本書談到的比如海淀區的很多家長已經是高知了，這其中的分層非常明顯。

但是父母也是第一次做家長，也很不容易。但是相對來說孩子對父母的抱怨更多一些。我不是要在這里抱怨孩子。但是因為我們這些父母是第一次做家長，如果我們有時候表現得冷漠一點，孩子會覺得我們太冷漠；如果我們表現得無所謂，孩子又覺得在我們在演；如果我們崩潰，那孩子更受不了。那到底如何做家長呢？

周軼君：

我想過這個問題。如果你真的要做所謂年畫上的那種標準家長，那就需要家里有一個影帝、一個影后。倆人真的一起演，能把孩子教好。但是這對家長的要求太高。身為家長，我們要面對工作的關系，面對家庭內部。我看這本書里很多父母之間的婚姻關系是有問題的，甚至是有婆媳問題的。在這么復雜的關系中，你要讓一個人演這么多角色是忙不過來的。所以我是允許自己崩潰，允許自己可能有些時候說話稍微重一點的。但反過來說，你要意識到發生的事情是什么，你要意識到你之后也許需要補救。你要讓孩子理解，媽媽不是完美的。如果媽媽是完美的，她壓力更大，她也會瘋掉。

所以我想，這是一個大家相互之間調試的過程。我在讀《要有光》的時候有一個很大的感受，就是這些不完美的人格如今被包裹在一個個光鮮亮麗的title下。這個不是他們的錯，但是誰能解決這個問題？

毛尖：

梁鴻老師在書里經常會提到感動，尤其是在面對比如敏敏、雅雅、吳用的一些表達和深刻的思考時。你感動的是什么？這個感動是不是因為你也無能為力？

梁鴻：

剛好相反，因為感動讓我覺得我好像可以做一點事情，我感覺到豁然開朗。這世界上就是沒有完美的人格、完滿的家庭。但是我們不是在創傷中彼此互相埋怨，停滯不前，而是要懷著這種創傷和相互理解往前走。

我在書中采訪的那些孩子，我覺得孩子們內心世界的豐富度也超出了我的想象。孩子們反而會說：我理解我的父母，他們也是不成熟的人。這個時候我們作為父母看完心里怎么想？我是非常感動，我覺得這些孩子在努力找到自洽，讓自己的情緒走出來，讓自己獲得新的狀態和新的立場。

我的感動還來自于家長、醫生、心理咨詢師和老師們。比如在第二部分里，我與家長們探討問題，每個人都非常真摯。大家愿意認真地探討，去審視自己生命的內部。

不同時空的年輕人

毛尖：

我和梁鴻老師都在大學里工作，接觸到各種學生。這些年我感覺向我們談生命問題的孩子越來越多。以前的孩子跟我聊的是他們情感上的困惑等等，現在的孩子對心理方面的問題關注得越來越多。

我們求學的時代，那時候沒有網絡，可能曝光也沒有那么多，但確實在我們周邊好像每個人都蠻健康的，似乎沒有這么多問題。過去能向現在贈送一些方法嗎？或者說，我們能從過去給現在一些光嗎？

毛尖

梁鴻：

我覺得其實非常難。我認為我們那個時候的經驗在今天失效了。因為環境確實不一樣。我們成長的時候，苦惱的比如說是戀愛問題。但是現在這一代在想的是：我為什么要學習？我為什么要活著？我的精神該往哪個地方著落？

我們那個時候想的是考上好大學，走出農村，然后到城市里找一個好工作。如果我還能有一個不錯的社會地位，那會非常地自足。但是現在很多孩子一開始就有吃有喝，這些不構成他基本的價值滿足。他們想的是，為什么我要天天刷題？我寫這本書就是想解決當我們面對這個狀況的時候，我們是否真的明白，孩子在問我們什么問題。

其實教育有多種可能性，人生也有多種可能性。雖然我們今天如此地卷，在面對社會現狀的時候，身為家長，你知道自己是孩子前面的一道屏障，我們不要讓這些問題長驅直入。孩子們已經夠累，夠辛苦了。另外一點，我們也要清楚自己是一個有限的人。父母也是有限的，可能有懦弱，可能有內向，可能有憤怒不滿以及無知盲從。當我們意識到自己其實就是一個非常平凡的，有各種各樣缺點的人的時候，你以這樣的眼光再去看待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可能也是一個平凡的、脆弱的、想偷懶的人。那你就不會那么強硬地去要求他必須怎么樣。

現實是，我們把太多的虛榮、功利和期望放置到孩子的身上。

毛尖：

我想接著再問一下周老師。大家可以在網上看到，周老師確實拍了很多這方面的視頻，像《他鄉的童年》等等，做得特別好。那我想問一下，現在孩子們的出路似乎只有兩種，要么就是卷，要么就是快樂教學，就是去玩，比方說像新西蘭一樣，玩45分鐘，然后課間學習15分鐘。那在您看來，其他國家中有沒有這兩個流派以外的其他流派？

周軼君：

實際上，因為接觸到很多來自家長的提問，我發現不光是在教育問題上，在很多問題上，我們的二元論思維都特別地普遍，就是你要么這樣，要么那樣。這里頭其實有一個思維的惰性，我們回避鉆到那個細節里去。

其實真正的解決方案一定是在兩者之間。你說我對孩子是完全放任嗎？他愛怎么著就怎么著，還是我也會對他嚴厲？你一定是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在兩者之間。比如說您剛才提到新西蘭，看起來很好，可是抑郁癥在他們的中學也很嚴重，為什么呢？我們叫不能承受之重，他們叫不能承受之輕，不能承受之輕也會把人逼瘋的。他們那里的孩子會想，我這一輩子也不用努力，那我能干嘛？打游戲還是什么？大部分孩子們都會有這個問題，都會空虛，他們有他們的“絕境”。

我看到那里有很多華人家長，他們會覺得這個國家教育那么“輕”，我的孩子在這個環境里就落后了，所以他不敢把孩子放在這個環境里，因為這個社會的價值是，你的孩子長大了以后不需要成龍成鳳。但是，你的孩子做一個廚師，做一個司機，做一個普通的服務工作，你愿意嗎？在這個社會，大學教授賺得比做最普通服務工作的人可能都要少，社會地位甚至沒有他們高，你能接受這樣的價值觀嗎？然而就這個問題，芬蘭人還會抱怨說，哎，我們這太公平了，為什么沒有天才班啊？我們的天才該怎么辦？這是對天才的不公平啊。所以沒有絕對的完美。

周軼君

梁鴻：

剛剛說到二元對立問題，其實這本書寫完之后，我也看到很多留言，也專門研究了一下。很多人說，你說了這么多，快樂教育也不行，卷也不行，然后你又沒有解決方案，那你寫這本書干嘛？其實我想說的就是，當我們在這樣思考問題的時候，你恰恰就是一種黑白思維：要么對，要么錯，要么這樣，要么那樣，你非得提供一個標準答案，但是問題恰恰沒有標準答案。你的孩子和我的孩子是不一樣的，你的孩子出現的問題和我的孩子出現的問題，雖然可能都是抑郁，但是背后的環境和因素是不一樣的。如果你不兼顧我們社會的復雜性、人性的復雜性以及家庭的復雜性，那么你永遠會感覺到憤怒、失望，永遠不會正面面對你的家庭，面對你的孩子。這是我想對家長說的話，真的。

內心的“詩和遠方”

毛尖：

如果在教育的意義上，甚至只是單純在語文教育的意義上來說，孩子們寫的作文，寫的文章都這么好，似乎我們的教育還是蠻成功的。可就是這些受了這么好教育的孩子，寫的詩、寫的文章都能拿出去發表的孩子，他們怎么就生病了？是不是在社會的結構性問題中，詩和遠方這個概念本身就構成了某種原罪的東西？因為看上去，現在的社會在鼓勵大家如果累了就去尋找詩和遠方，孩子也就會把詩和遠方當成某種目標。那么，這個詩和遠方本身，是不是也是有問題的？

梁鴻：

其實這里面有個值得思辨的地方，什么是詩？什么是遠方？哪種意義的遠方？今天的家長們經常帶著孩子出去旅游，回來說你看我讓你玩了，那你接下來要好好寫作業了。我們總是貶低玩這個事情，但其實玩和學習是完全平等的。

我在書里面寫到的這些孩子們，他們自身的敘述能力很強，那是在痛苦中凝聚出來的經驗。這些孩子在生活中是失敗者，他們被擠出了學校，換句話說，恰恰是因為他們有自己的想法，恰恰是因為他們不愿意放棄自己的想法，所以他們被擠壓出來了。

書中的一位媽媽沈春就說，她的孩子也是高中作文寫得好，然后老師給他打了三十多分，他回來就問，媽媽我的作文到底寫得怎么樣？沈春是歷史系的碩士，她說，“從媽媽角度來看，你寫得非常棒，但是咱們還是按照那個模式來寫吧，這樣能拿高分。”沈春的孩子，最后也沒有考上那個最高學府，然后她就反省說，我們前面都在進行真善美的教育，但到了一定的時候，我們把孩子按到這個籠子里面，必須按照那個模式來，這種行為否定了前面所有的教育。

詩和遠方這個問題，我認為是孩子們在經歷了漫長而黑暗的摸索之后，他們以此來療愈自己。比如說雅雅，她看書、思考，是為了尋找一個基點，一個內心的精神支撐。而吳用在跟媽媽漫長的搏斗之后，說媽媽你要學習，他跟媽媽之間終于有了一次嚴肅的對話。在兩三年的爭斗過程中，實際上他是非常痛苦的，因為媽媽沒有辦法理解他，他也沒有辦法自己去找到一個自洽的東西，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并不是詩和遠方，而是他自己的痛苦凝聚成了那些話。如果我是他的媽媽，我寧肯他不說這樣的話，我寧肯他快樂，因為這個東西凝聚了他太多痛苦的經驗。正因為我們教育的機制，我們家庭內部的環境，逼得這個孩子不得不逃到哲學里面去思考問題。所以我認為這真的不是詩與遠方的問題，還是他自己內在的那種痛苦。

這一代的小學教育肯定比我們那一代要好得多得多，老師都是碩士畢業，博士畢業，孩子們完成基本的字詞句都是毫無問題的，判斷什么是好文章也毫無問題。但是，我們最終沒有把那些有創造力的，愿意去自我萌發，去獲得一種真正的思考的孩子留在這個地方，他們被擠壓出來了，變成有病的孩子。

毛尖：

為什么這些有創造力的孩子被擠壓出來了？周老師，您覺得這里面有什么結構性的問題嗎？

周軼君：

被擠壓出來，就是說他離開了現行的標準化的評判體系。今天就算取消高校排名，所有大學就近錄取，那么馬上所有的人都會搬到北大清華旁邊去。就算沒有外在的排名，心里面的排名永遠在那里。這是長期的文化影響，我們太難消除內心中的這些等級序列，你只要不進入這個標準體系，似乎就沒有一個出路。

那么，我們能不能通過一定的努力，形成一些新的社會共識？就我現在看到的一些家長而言，其實舊的體系是在慢慢松動的，當然還不是那么地多。我能看到有一些家長能夠逐漸接受這種“不卷”，接受他的孩子單純只是健康快樂、而不去做一個所謂的“人上人”——這樣的概念正在慢慢祛魅。

我覺得梁老師的書里，你要說有統一的解決方案，其實說簡單也簡單，說難也難，那就是“尊重和愛”。它其實又是最高標準，又是最低標準。如果家長真想幫到孩子，就要把自己放在服務的位置上，可能就真的要知道他需要什么。

毛尖：

說到服務型的家長和服務型的老師，我自己的父親就是一個服務型的校長，他一天24小時，基本上回家最多8個小時，就睡個覺，其他時間都待在學校里，聽學生，聽其他老師的各種傾訴，但是他實際上對我的童年造成了巨大的創傷，我等于是在一個沒有父親的家庭中長大的。

梁鴻：

毛尖老師說的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就是說你的父親是一個好校長，但是在某種意義上他不是個好父親。換句話說，他是你永遠的創傷，你永遠會想到，自己的父親在該出現的時候卻不在。

我覺得吳用有一句話特別好，他說，創傷就是創傷，它是很難療愈的。可能在學習、成長過程中，我們慢慢從創傷中走出來了，或者換句話說，我們把創傷擱置了起來，然后往前走了，但是創傷依然是創傷。這并不意味著，有一天我們長大了，我們跟父母和解，它就不在了。同時也不意味著，因為它在，你就跟父母不和解了。

所以我覺得，即使孩子說我有創傷，或者我們說我們有創傷，這并不意味著二元對立，孩子說，媽媽，小時候那次你打我，我心里很難過，媽媽聽了馬上就惱羞成怒，說我對你那么好，你就記得我打你，我給你吃給你穿，給你那么多錢，你就記得我打你。但其實不是的，孩子只想說我心里有這個東西，我現在講起來我還眼角還有點紅，他想交流，他想告訴你我有這個東西，但是他會發現往往會被打斷。也許將來，我們也會是這樣的父母，所以我們要警醒。

愛是什么，又要如何抵達

周軼君：

是的，孩子試圖交流的嘗試被打斷，這真的很令他們受挫。我原來以為有的孩子就是不愿意交流，但當你接觸后才發現，其實他有很深的交流的渴望，他不是不愿意跟你交流，是沒有人真正鉆到他心里面去交流，沒用他的方法去交流。

梁鴻：

是的，書里敏敏的故事有個小細節，某天晚上她產生了很強的輕生念頭，但是她寫了封遺書，并告訴自己說如果父親推開門進來，看到書桌旁的這個本子，那她就不去，但最后她的父親并沒有看到。所以你看，其實敏敏還是渴望活下去的，她更希望自己能被看見。

什么叫“被看見”？其實就是剛才我們講的，他希望你能夠知道我為什么會變成這樣子，我不是天然地愛打游戲，而是我退無可退，真的不知道該怎么辦了。

毛尖：

從剛剛兩位說的來看， 現在似乎其實是我們的愛出了點問題，父母因為愛讓孩子窒息了，老師因為愛把孩子逼走了，而孩子自己也是因為愛而覺得不想給大人們添麻煩了，想輕生等等。

那么想問一下梁鴻老師，寫完《要有光》之后，你現在有沒有覺得在愛的層面上，我們是真的出錯了嗎？我們還有什么可以提高的空間？對于很多家長來說，他們其實也很想知道，如何才能讓自己的愛真正抵達孩子心里。

梁鴻：

不知道為什么，在我們的文化內部，我們很難去認同我們的孩子，我們很難去真正地去肯定，都是在假裝表揚。孩子是非常清楚我們的“表演”的，你嘴上說不錯不錯，但他知道你沒有在心里肯定我，你所有的身體姿勢、你的表情、你的動作都在告訴他，我心里沒有真的認同你。

當吳用跟他媽媽那天晚上聊天的時候，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嚴肅和莊嚴的時刻，那就是兩個平等的人在說話，吳用告訴媽媽自己心里怎么想，媽媽在認真地聽，認真地琢磨，認為自己的孩子說得還挺有道理。但這種發自內心的欣賞，我覺得對于我們這個文化狀態和文化習性，真的太難做到了。

毛尖：

也想再問問周老師。我們經常有一個例子，就是北野武和他媽媽之間的關系，因為北野武的媽媽在北野武年輕的時候對他一直狠狠的，他一工作就說你把工資給我，于是北野武就說他媽媽好像是一個只會索取的媽媽。然而等他媽媽去世以后，他的姐姐把媽媽給他留的存款拿到他面前，他才知道媽媽這些年對他的苛刻是怕他太會花錢，怕他到最后窮困潦倒。那么，如果愛要用幾十年的時間才能抵達，那我們現在又該怎么去愛我們的孩子？包括你前面談到的去跟一個不愿打開心扉的小孩去聊天，又該怎么進入他的心里，與他進行真正的愛的交流？

周軼君：

我覺得真的每個人不一樣，有的孩子你跟他說幾句狠話，你給他一點壓力，他是受得住的，但有的孩子就是受不住。你一定首先得了解自己的孩子是哪一種類型，這個特別重要。那么，愛到底是什么？我覺得這個問題太大，但是我想，不管是男女之愛、父母之愛，孩子別的什么之愛，首先都要把自己放小一點，把自己放在一邊。任何的愛，如果自己太大都不會成立。

毛尖：

我覺得你這個說得很好，你自己的ego太大，然后又會把自己的ego強安在孩子身上。

梁鴻：

我舉一個小例子。我有一天看了一個視頻，是一個華裔的女孩子，她在美國長大，她媽媽是一個典型的東亞媽媽。這個女孩問她媽媽說，他們都說我很漂亮，我是不是真的很漂亮？她媽媽笑著說，你就是個豬頭臉，你的嘴就是個豬拱嘴。她媽媽真的是微笑著貶低她的孩子。我當時一看，就心里一寒。因為這就是我們的說話方式，我們非常自然地說出我們孩子的缺點，而沒有真誠的贊美，“你真的還不錯”。

這種貶低是我們東亞家庭共有的，但是今天的孩子已經不是我們這一代。我們要真的要思考思考這個事情我們該怎么做，這是個新的環境、新的世界、新的時代，我們不能用我們那套經驗來面對我們的孩子。

周軼君：

是的，家里有女孩子的父母，請務必一定告訴你們的女孩子她很美。真的，你一定要說這個話。你可能會覺得，那不是表演嗎？如果你這樣覺得，就說明你還是沒有真心相信，還是沒有發自內心地去認同、去愛你的孩子。

媽媽也需要自由

毛尖：

還有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梁鴻老師在好幾次訪談里也都談到了，那就是當孩子出問題的時候，往往都是母親在承擔責任，而父親好像消失了，或者說父親比較少卷入孩子心理問題的咨詢當中。

我們在這里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東亞父權問題或者說男人問題，那我們有沒有可能再去思考一下女性問題？女性家長也有什么需要自我檢討的地方嗎？母親有什么可以為自己松綁的地方？

梁鴻：

我覺得這里面不單單是個人問題，更是一個家庭內部的關系問題。那天我跟羅翔老師還有北醫六院的林紅醫生對話，林醫生就說，很多時候母親會拒絕父親進來，因為母親會覺得父親很笨拙，讓你陪孩子去玩，結果到最后以吵架告終，那么干脆你別來了。

當母親試圖獨占孩子的時候，在這個過程中她實際上把自己放大了。父親越不參與，母親越累；母親越累，跟孩子捆綁得越緊，那么母親就越容易失控，親子之間的爭吵就越多。另外，假設說有一個覺醒的父親，他如果能多參與一點家庭，那么他慢慢地就會變得不那么笨拙了，他的老婆就不會那么容易去批評他了。父親的參與對孩子非常非常重要，因為有父親參與的家庭關系是三角平衡的。

從根本上來說，中國文化有一種權威型的家庭，男主外女主內這個觀念今天好像不說了，但它依然在，只不過可能年輕一代我覺得做得會更好一些。

毛尖：

所以這本書確實適合全民來閱讀，不僅是因為書里面描述了一代家庭的問題，這些問題其實也造成了今天的種種后果，比如我們的年輕學生已經不談戀愛了，因為他們在家庭中沒有感受到戀愛所帶來的那種特別豐沛的生命能量，然后就會像周軼君老師所說的，越來越退縮，退到家庭里去，退到自己一個人那里去。

我因為自己做影視，影視其實也是這么表現的。我們這些年有好多類似的表現家庭教育、孩子焦慮的作品，比如《小舍得》《花漾少女殺人事件》《樹影迷宮》等等，里面都有非常緊張的家庭關系。這些其實都反映了一種整體的、社會性的緊張。

我就想到，英國有一個特別好的劇，號稱世界頭號治愈劇，叫《德雷爾一家》，而美國也拍過像《無恥之徒》這樣類似主題的劇，但我們現在好像沒有這樣的劇了，包括連以前的《家有兒女》這樣的劇都很少了，仿佛全社會都在變得暴躁，都在整體性地圍剿我們的松弛，圍剿我們的孩子。

但事實上，我們做父母的時候人生才過了1/3，還有漫長的人生要過，我們憑什么就必須變得暴躁？我們難道喜歡罵孩子嗎？我們明明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可影視為什么偏偏只表現暴躁的一面？如果影視從這種聚焦里拉開來，給更多的媽媽一些表現的空間，那么這個社會的呼吸感就會好一點，老師的維度也會隨之打開一點。大家都松弛一點，整個社會就會松弛一點。

梁鴻：

是的，我想今天的我們要有一個新的女性的形象。我覺得毛尖剛才的呼吁特別好，我們為什么就要把媽媽塑造成一個只知道管孩子的形象，媽媽也是個人，同樣有事業的追求，我們有愛情的追求，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呢。

換句話說，母職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我們的全部。我們千萬不要對孩子說什么“我這一生完了，全靠你了”，你的人生不是孩子的人生，你才40多歲，才剛開始，憑什么說自己完了？

如果這是一個真實的人性和人生的話，那么作為一個媽媽的形象，她同樣是真實的，孩子的感知也同樣，這也是我的媽媽，她不單單是我的媽媽，她還是一個女人，還是一個人。如果我們的影視劇能夠這樣做，那最起碼還能有一點生活的真實感。

毛尖：

所以這個《要有光》本身，就不僅是給孩子的光，也是給家庭的光，尤其給女性的光，給媽媽的光。

最后想問梁鴻老師，你寫完這本書之后，覺得自己獲得了成長嗎？

梁鴻：

說實話，我真的獲得了很大很大的成長，作為一個母親，我覺得它對我人格的成長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寫這本書之前，我真的沒有想象，或者說根本想象不出來孩子們在想什么。我一點都想象不出來。我覺得這本書對我的真正療愈之處在于，我意識到生命本身是有力量的，是有韌性的，沒有誰愿意躺平，沒有誰天生愿意真的不想活了。那些生命都在努力地掙扎，想走出來，想從泥淖中攀爬出來。

而在這個過程中，我同時也感覺到一種巨大的障礙，就像一堵墻一樣，這就是觀念的障礙。觀念的墻壁實在是太厚太厚了，但我之所以在這個過程中依然還能有所療愈，是因為我看到這道墻壁還有縫隙，我們還有事情可做，而不是我們整個社會都變成鐵桶一塊，大家都無能為力，被動地去接受這種命運。

作為一個成人，作為社會的建構者，雖然我們也來自這千百年來的文化，但如果我們稍微能夠去改換一下自己的觀念，然后重新思考一下自己該做什么的話，那么我們還是可以做出一米之內的“松動”的。我們用我們的力量，用我們的責任以及勇氣，去擔當一些東西，去敏銳地覺察到我們的孩子，在孩子生病時、在搖搖欲墜之前覺察到他們，而不要只在事后的回溯中才能意識到孩子所經歷過巨大的艱難和痛苦。

-End-

2025.11.27

編輯：閃閃 | 審核：孫小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