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飛宏：確立武術人“士”身份與社會地位

摘錄《為武術發展注入強大精神力量》——讓士文化引領中國武術文化健康發展

摘要：《為武術發展注入強大精神力量——讓士文化引領中國武術文化健康發展》一文，從六個方面闡述了當代武術發展的路徑與方向。（一、以士文化指引武術文化發展方向，二、全面開創武術文化發展新局面，三、確立武術人“士”身份與社會地位，四、以士的精神為武術發展注入靈魂，五、促進武術文化全面健康發展）全文1萬5千余字。該文對今后中國武術文化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三、確立武術人“士”身份與社會地位

“士”在傳統文化中代表知識階層與道德楷模，也是中國傳統社會的核心階層，其階層是中華文明的“脊梁”。武術人的“士”身份可追溯至古代武士階層，其身份核心為文武兼備與道義擔當，其社會地位隨歷史與文化融合而演變，其身份認同、社會功能與文化價值在不同歷史背景下呈現出一定的差異性。從古代貴族武士到文化使者，“士”的身份始終以道義為魂、武藝為用，其地位升降映射中華文明對“力”與“德”平衡的探索。士文化通過“立身之道”與“治國之道”的雙重追求，塑造“以天下為己任”的世界觀、“舍生取義”的人生觀和“道義優先”的價值觀，使之成為是華夏傳統文化的重要精神支柱之一。武術文化傳承，通過融合經典、哲學思辨、禮儀訓練等內容，培養具有文化底蘊、獨立思想和家國情懷的新時代習武者，真正實現武術人以“士的精神為骨，以技藝為用，以道德為魂”文化體系。武術人通過武藝實踐與精神修養，逐步融入“士”的文化范疇。這個群體具有重要的文化傳承職責與社會價值。歷史上“士”的核心特質是“文武兼備”與“道義擔當”。既需精通“六藝”，又需承擔“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社會責任。這種“文武合一”的士精神，為武術人提供了身份認同的文化根基。當代武術人不僅是武術技藝的傳承者和發揚者，更是中國文化的重要傳播者和維護者。武術不僅是技擊之術，更是“士”踐行道義、修煉人格的實踐載體。展示“士”身份從“武力服務”到“文化傳承”的轉變，體現武術人社會角色的升華與轉變。士作為中國傳統社會的核心階層，其角色貫穿知識傳承、道德引領與社會治理，深刻塑造了中華文明的精神內核。中國傳統文化中向來非常崇尚士的品格和精神，如：《孟子》“吾善養吾浩然之氣”，《禮記·儒行》“士可殺不可辱”，《禮記·檀弓》“君子不食嗟來之食”等等，都體現了中華民族優秀的品質和高貴精神與靈魂。當代武術人要以古圣先賢的思想和智慧武器自己，不僅強身健體，更要修養心性，培養剛正不阿、克己奉公、勇擔責任、崇德向善的精神品格，以實際行動踐行“士”的思想和精神。

在中國文化中，“士”并非指代普通習武者，而是代表了兼具知識、道德與社會責任的核心階層，被視為“中華文明的脊梁”。將“士”的身份賦予武術人，是對其社會角色和精神價值的根本性提升。武術人定義是一個復雜的概念，一般指掌握中國傳統搏斗技藝、承載武術文化精神，并在實踐中追求身心修習的實踐者與傳承者，或指長期從事武術實踐、傳承或研究，以技擊為核心本質的群體，也可以拓展定義為所有習練武術的人們和愛好者。這是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群體，人員包括所有國內外習練中國武術的人們，在地域和文化與階層具有極大的包容性。士是對武術人文武兼備、道義擔當精神境界的最高肯定，是比技術成就更深層的文化與道德尊崇。武術人‘士’身份”是對習武者群體社會身份地位與精神屬性的定位，涵蓋傳統“武士”階層、近代武術家及當代傳承者，其核心體現在文化傳承與社會責任方面。武術人在歷史上和現代社會中都占據著重要的地位，他們是中華文化精神的承載者，文化遺產的傳承者，身體與精神的修煉者，國際交流的文化使者，健康與健身的倡導者，他們通過師徒相承與學校教育方式，將武術技藝、哲學思想以及道德觀念傳遞給下一代。現代社會他們從“技藝傳承者”升維至“文化承載者”，實現社會地位的根本性重構。確立武術人的“士”身份與社會地位，需結合歷史淵源、文化內涵及現代轉化進行系統性構建。當代武術人通過賽事競技、教育普及、國際交流，重新定義“士”的內涵，即從“技擊高手”轉向“文化使者”，以武術為載體傳遞東方哲學與體育精神。士文化的“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可矯正武術功利化傾向。習武者應超越競技輸贏，追求精神超越與人格完善，成為“以天下為己任”的現代士人，其“士”身份的定位與復興對增強民族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義。武術人以“士”為身份，不僅是個人尊嚴的體現，更是行業職業化的關鍵一步。武術人若能強化“士”的責任擔當，可推動社會對武術勞動的尊重，將有效促進武術向教育、體育、文化、社會服務等多元領域拓展。未來需從標準化教材、行業規范、社會共治等層面，進一步夯實武術人“士”的身份基礎。士文化缺失是當前我國武術文化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其核心表現為獨立人格、社會責任感與精神信仰的弱化，文化自信不足，以及價值觀念扭曲及傳統智慧邊緣化等。這與歷史上封建專制制度“重文輕武”與士文化的斷裂及現代社會環境密切相關，嚴重影響了武術文化的健康發展。“士”有高貴的人性，堅定的信仰和理想，崇高的責任和擔當意識，堅強的意志和崇高的道德規范，任何困厄磨礪與痛苦都不會減損這種高貴品質，而這種優秀品質是中華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紐帶、支撐和動力。士作為中華民族的脊梁和傳統的精神支柱，其衰落直接影響社會價值觀的構建和民族精神的凝聚力。

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士農工商”四民制度貫穿始終，而“士”在這個國家治理體系中具有非常重要地位，亦稱“四民”之首。武術人以“士”為身份，需兼具技藝與德行，象征使命、責任、擔當與社會尊重。現代社會的“士”一般特指一種職業或身份，是指國家政治的參與者，又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創造者與傳承者，通常對應于公務員或公職人員，也特指一種民族精神的象征，適合于任何個體公民。確立武術人“士”身份與社會地位體現了社會對習武術之人與傳統文化的尊重和重視，體現了武術人的使命、責任與擔當，也體現一種民族文明力量的象征，這對于武術發展與傳統文化傳承與弘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武術人以“士”為身份，核心在于通過武德修養、文化傳承與社會貢獻，實現個人價值與社會責任的統一。歷史上武術人“士”的身份地位演變，受到韓非子“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觀念的深刻影響，被統治者利用為壓制民間力量的工具，導致武術人地位下滑，使武術與習武人失去應有的身份與社會地位。很久以來武術人的靈魂、道德、精神、追求、堅毅與其社會責任與價值不相符。這包括武術人在文化傳承、社會服務、教育等方面的影響。要為武術人“正名”，維護他們在社會中的“士”身份與地位?！巴跽咧泼ǘ鴮嵽q，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荀子·正名篇第二十二》）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論語·子路》）歷史以來對武術人身份定位始終處于一種模糊狀態，而且有時將武術視之為不入流的職業，也曾一度將武術視為“下九流”的地位，這嚴重損害和影響了武術文化傳承與發展?，F代文明社會，要克服過去對武術片面認識的固化思維，回歸武術的本來文化與社會價值，讓武術與武術人和武術文化回歸正途。士以“道”為最高追求，“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無恒產而有恒心，唯士為能”（《孟子》），無論是什么職業、身份的武術人，無論是專業武術工作者的還是業余愛好者，他們都具有文化傳承的責任，他們都是“士”的典型代表。《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每一位武術工作者與傳承人特別是非遺產武術傳承人，都要以士的精神和責任感擔當起文化傳承與社會教化責任，成為模范的中華文明文化的現代傳承者和踐行者。《道德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蔽湫g人要行天道、向天地學習，強調人應效法天地自然規律，以實現個人修養與社會和諧。要構建武術與士文化哲學體系，并使之結合上升為一種信仰的力量和精神，這對促進武術文化的發展與未來傳統思想文化展開，以及提升武術人的政治與社會地位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傳承士的品格能讓武術超越技藝層面，成為連接個體成長與社會價值的紐帶。士的精神為武術注入“崇武尚德”的靈魂，要求習武者“精于技藝，更具家國情懷”。習武人需以士的品格與精神為核心，實現技藝與道德的統一，這是傳統武術文化的核心要求，也是當代武術傳承的關鍵。在當代復興士文化，需揚棄歷史局限，弘揚“士志于道”“以武修身，以文化人”的核心價值，守護“道”與“德”的永恒追求，為民族精神注入不竭動力。

武術自古強調“以德馭術”，其核心是家國擔當與人格尊嚴的統一。武術人不僅是技藝與文化精神的傳承者，更是中華倫理道德的踐行者；要內外兼修、文武兼備，即要學習精湛的武藝，又要學習文化知識。其社會定位始終圍繞“文武合一”的士人理想，在歷史中表現為“忠勇衛國的武士”，在當代則需轉型為“文化復興的使者”。要重視武術教育，將武術納入“國家義務教育體系”，使其真正成為塑造民族精神的新時代之“士”。將習武者的家國情懷與對英雄氣節的推崇，熔鑄成穿透千年的精神圖騰。此圖騰不囿于廟堂或江湖，而是每個平凡身軀中蘊藏的“道義鐵骨”，于無聲處筑起民族精神的萬里長城。隨著社會的進步，武術人的社會角色也在不斷演變，從傳統的軍事防御到現代的體育競技、健身養生等多方面發展。全體武術人要立足“文化強國”、“體育強國”、“健康中國”建設，從民族復興戰略高度，著眼賡續中華武脈傳承，承擔起推動文化繁榮的重大使命。

2025年11月27日

作者簡介：盧飛宏，原名盧緒波，字翰林，號浮來居士，別號東方飛宏，東海盧氏，飛宏子，1966年出生，大學文化，中共黨員，中華文圣拳全國總會副會長、秘書長，國家非遺武術文圣拳第九世代表性傳承人，中國當代武術名家，中國民間宗教武學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世界華人運動會中國山東分會濟寧分會副主席，中國儒釋道三教合一思想和文化研究專家，山東省青少年非遺武術教育研究中心研發專家，中國精武文化研究專家，吉林省武術科普專業委員會高級顧問?！段氖ト鋵W三部曲》編者，即第一部《圣拳經典》（作者：盧飛宏、張麗光），第二部《文圣論道》，第三部《大道之行》（上、下冊）等約300余萬字的武學巨著，對中國武術文化的發展做出重要貢獻。研究涉及傳統文化諸多領域，對中華民族思想文化建設有重大理論建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