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31日,北平古城墻外。
傅作義的代表鄧寶珊與林總的代表蘇靜,在經過多輪談判后,正式簽署了《關于北平和平解放問題的協議書》。
那一協議書,在戰爭年代十分難得,它不僅標志著雙方將避免了傷亡,更保護了北京城,保留下了明清600年的偉大建筑。
正因如此,當林總看到那份凝結著智慧與膽識的文書時,拍著蘇靜的肩膀對眾人說道:“蘇靜同志一人,可當十萬雄兵!”
而說到蘇靜,很多讀者可能比較陌生,甚至是第一次聽說,但是他的豐功偉績,絕對對得起他的“中將”的頭銜。
今天,文史君就與大家聊聊近代偉大人物蘇靜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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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路上的“開路先鋒”
蘇靜,福建漳州海澄人,1910年生于一個貧苦農民家庭。
他雖然出身貧寒,但是父母的格局很大,即便家里不富裕,但是早早就給他送到私塾學習。
后來蘇靜順利考入福建省立第八中學,在學校期間他接受到了社會Z義新學,從此便開始了G命事業。
當時還是白色恐怖階段,后來為了躲避G民黨的追捕,蘇靜追隨父親前往緬甸謀生,并在當地找了一份工作,學校教師。
1931年9.18事變,蘇靜眼看日寇侵略了我國土地,重新喚醒了他的熱血。
于是他放棄了在緬甸的安定生活,重新投入到社H主義事業之中,在羅榮桓的安排下,蘇靜被分配到紅1軍團的通信科任職。
1934年年末,我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失敗,無奈之下只能選擇長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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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途中,紅1軍團擔負著為全軍開道的艱巨任務,蘇靜作為通訊科人員,更是走在軍團的最前方。
每至一處,戰士們尚能短暫休整,他卻必須立即帶領先頭偵察小組出發,探明前方地形、道路、敵情,繪制行軍路線圖,再折返向軍團首長匯報。
如此往復,蘇靜在長征中走過的路程,竟是普通戰士的三倍,達到驚人的“七萬五千里”。
同時,他繪制的數百張行軍路線圖,為我軍在數十萬敵軍圍追堵截中一次次突出重圍提供了關鍵指引。
可以說,沒有蘇靜等偵察英雄的舍生忘死,就沒有我軍長征的奇跡。正因如此,長征后,被組織譽為“開路先鋒”。
另外,聶榮臻在回憶錄中還曾提到:“H軍過草地,蘇靜同志在前面開路是有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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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期立下“不朽功勞”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國共合作,H軍改編為八路軍。
蘇靜出任115師偵察科科長,參加了著名的平型關戰斗。他帶領偵察人員深入敵后,繪制地形、偵察敵情,為八路軍取得抗戰首次大捷立下汗馬功勞。
1938年春,115師師長林總在山西臨汾附近因身穿日軍呢子大衣,被晉綏軍誤擊重傷。
危急時刻,緊隨其后的蘇靜聞聲趕到,將林總背下火線,緊急救治,并派人火速尋醫,才使林總脫離生命危險。
在抗戰最艱苦的歲月里,蘇靜不僅負責情報偵察,還利用早年學習的攝影技術,拍攝了大量珍貴的戰地照片。
成為我軍最早的“戰地記者”之一,為后人留下了八路軍英勇抗戰的珍貴影像史料。
抗日戰爭時期,蘇靜的情報工作做得也十分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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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在山東根據地,G民黨方面借用國共合作的借口派來了一個G民黨參謀官,想要打聽我軍情報。
蘇靜得知后將計就計,熱情招待了那位參謀和他所帶來的人員,并且設宴款待。
酒過三巡,菜過五味,蘇靜便假裝喝酒喝多,胡言亂語透露了我軍“情報”并且表現出酒醉不醒的樣子騙過了G民黨參謀。
宴席后,G民黨參謀以為得到了“情報”,第一時間大半夜就開始給上級發電報。
其實那時蘇靜根本沒有喝醉,也沒有睡覺,于是偷偷記錄下了國軍的電報密碼,此后為我軍破譯國軍電報密碼立下了功勞。
抗戰勝利后,蘇靜隨羅榮桓挺進東北,任東北民主聯軍(后改稱東北野戰軍)情報處處長。
到任后,他迅速組建起龐大的情報網絡,為東北我軍扭轉戰局、由守轉攻提供了強有力的信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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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2月,蘇靜獲悉G民黨軍一個加強團孤軍深入法庫縣,立即上報。
東北民主聯軍迅速集結7個團設伏,全殲該敵,取得出關以來首次大捷,極大鼓舞了士氣。
同年4月,蘇靜又偵悉G民黨軍陳明仁部兩個師欲向四平集結。
林總根據那一情報,在大洼地區設伏,殲滅敵軍4400余人。戰后,一向寡言的林總罕見地稱贊道:“一個蘇靜,等于十萬兵!”
在決定東北戰場勝負的遼沈戰役中,蘇靜再次發揮關鍵作用。
1948年10月,廖耀湘第九兵團十萬大軍妄圖從營口突圍。
蘇靜率一個重炮連加強給獨立二師,指揮7000余人果斷夜襲敵先頭部隊,造成敵軍全線混亂。
東北野戰軍主力趁機合圍,全殲廖耀湘兵團,俘虜廖耀湘本人,為遼沈戰役畫上圓滿句號。
但要說到蘇靜最偉大的貢獻,以及其個人生涯中最輝煌的時刻,還當是北平和談中的“單刀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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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和談中的“單刀赴會”
遼沈戰役后,東北野戰軍原本是要進行休整的,當時上級已經下達命令,給大家放一個月的假。
但毛主席深思熟慮后認為,戰機稍縱即逝不能錯過,于是命令四野停止修整繼續南下。
隨后四野配合華北J區,攻克了張家口、新保安、宣化等軍事要地,將傅作義部包圍在了北平,天津兩座孤城里。
在百萬大軍包圍之中,加上我黨地下戰線通過各界人士不斷的建議下,傅作義有了和談的念頭。
北平是千年古都,文物古跡薈萃,我組織也不愿動用刀兵催壞建筑,決心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解放。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傅作義徹底失去籌碼,和談進程加快。
1月16日,雙方代表在通縣達成初步協議。傅作義的代表鄧寶珊提出,希望我軍派代表進城,直接與傅作義商談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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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時刻,林總、羅榮桓一致認為蘇靜是最合適的人選,蘇靜也沒有思索,直接應下了那一任務。
要知道,國軍與我們還是對立狀態,傅作義雖有投誠之心,但是一切都是未知數,或許一個小小的差錯都會改變其決定。
蘇靜深知此去風險重重,但他仍然義無反顧,其英勇之姿態,足以媲美三國時期關羽的單刀赴會。
在隨后的談判中,蘇靜表現出了足夠的人道主義精神,分別從多方面給傅作義分析了當時的局勢,最終于1月20日促成了《關于和平解決北平問題的協議》正式簽署。
1月31日,我軍雄師入城,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千年古都完好無損地回到人民手中。
在這一過程中,蘇靜的功勞無疑是最大的。也只有他的勇氣、智慧和忠誠,最終才能取得如此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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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后,蘇靜歷任總C謀部軍務部部長、國家計委副主任等職。
他始終保持低調作風,住所簡樸,出行輕車簡從。在總參工作期間,他主導建立現代化軍務管理體系,為軍隊正規化建設作出重要貢獻。
1955年授銜時,蘇靜被授予中將軍銜。
面對榮譽,他淡然處之:“功勞是全體將士的,我只是做了該做的事。”
晚年的蘇靜致力于軍事歷史研究,主編了《東北解放戰爭史》等著作,為后世留下寶貴史料。
1997年11月28日,蘇靜將軍與世長辭,享年87歲。
他從未親自統率千軍萬馬沖鋒陷陣,卻在55年的戎馬生涯中,以非凡的智慧、膽識和忠誠,為我黨留下了不朽的篇章,值得我們深切緬懷和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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