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表示已與歐盟達成一致，繞過荷蘭政府讓安世自己解決矛盾

2025年11月27日路透社報道，在全球汽車工業命懸一線的緊要關頭，北京方面不僅在重構芯片供應鏈的防御工事，更在開辟一條旨在繞過歐洲主權壁壘的外交新路徑。

中國商務部本周三明確表態，將致力于推動被地緣政治撕裂的半導體制造商安世（Nexperia）的荷蘭總部與其中國子公司直接對話，以尋求打破當前的法律與供應僵局。

這一策略標志著北京在處理中歐技術爭端時出現重大戰術轉向：從單純的國家間對抗，轉向利用跨國企業的內部治理機制來消解行政干預的沖擊。

11月26日，中國商務部長王文濤和歐盟貿易委員馬羅斯·塞夫喬維奇視頻通話，達成關鍵共識：讓安世荷蘭總部和中國子公司直接談，主導解決爭端。這等于繞過荷蘭政府干預，用企業內部機制化解。

安世半導體這家公司之所以特殊的“命門”，恰恰在于其靈肉分離的生產布局。盡管其晶圓是在德國漢堡和英國曼徹斯特的爐火中鍛造出來的，但賦予其商業生命的“軀體”，即絕大多數的封裝測試環節，卻安靜地坐落在中國廣東的東莞以及東南亞地區。

這并不是阿斯麥（ASML）那種萬眾矚目的尖端光刻機游戲。安世每年向全球輸送千億顆級別的二極管、晶體管和邏輯芯片。這些被稱為工業“大米和面粉”的基礎元器件，雖然在技術制程上不處于最前沿，卻滲透進了每一臺現代電子設備的深處。

于是，當荷蘭政府試圖切斷資本臍帶時，北京方面的反制展現出了一種極具工業理性的冷酷——斷供。

這一動作與其說是政治報復，不如說是聞泰科技將其在制造環節的控制力進行了實質性的“武器化”。

安世中國分公司的一紙“獨立運營”聲明，實際上是在告訴海牙：你們可以擁有歐洲工廠產出的晶圓，但如果沒有中國的封裝測試，那些昂貴的硅片永遠無法變成能裝進汽車里的芯片。

這一現實的沖擊力來得比預想中更快。由于中國擁有安世全球需求量約68%的封測產能，一旦這個環節“獨立”，歐洲的庫存迅速跌破警戒線。

在全球汽車功率半導體市場，安世占據了高達17%的份額。這意味著，此時此刻在公路上行駛的汽車中，幾乎每六輛就有一輛裝著這家公司的產品。現在，這個供應鏈斷了。

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從大眾到寶馬，再到Stellantis，這些歐洲汽車巨頭被迫停產減產。對于車企高管而言，他們最不愿看到的一幕發生了：數十億歐元的生產線，因為缺了幾歐元一顆的晶體管而徹底癱瘓。

正是在這種焦灼的工業背景下，布魯塞爾與北京之間搭建起了一條微妙的電話熱線。北京與布魯塞爾的高層視頻通話，不僅意在滅火，更是在重構解決爭端的邏輯。

中國商務部部長王文濤與歐盟貿易委員馬羅斯·謝夫喬維奇（MarosSefcovic）在屏幕兩端達成了一個極具深意的共識：讓政治的歸政治，商業的歸商業。

這是一個非同尋常的外交時刻。在以往，國家通常是作為企業利益的直接捍衛者，在此類沖突中沖鋒陷陣。但這一次，雙方明確表態要推動“企業主導”的解決方案——即讓被政治撕裂的安世荷蘭總部與其中國子公司直接坐到談判桌前。

它的潛臺詞非常直接：為了挽救命懸一線的全球汽車供應鏈，布魯塞爾不僅沒有為成員國荷蘭的單邊行動背書，反而實際上與北京站在了同一側，試圖將具有強烈國家意志色彩的荷蘭政府推向后臺。

這相當于在中歐最高貿易層面達成了默契——通過激活跨國公司內部的治理機制，來繞過主權國家的行政壁壘。

對于北京而言，這種戰術轉換極具智慧。如果直接與荷蘭政府在外交層面硬碰硬，很容易陷入無解的主權爭執。而將球踢回給企業，利用全球市場的痛感倒逼海牙讓步，則是一種更具杠桿效應的博弈。

根據第三方評估報告指出，在處理此類技術競爭時，企業主導方案的成功率往往比純粹的政府對抗高出三成以上，原因就在于企業對損失的感知最為敏銳，因此也最務實。

迫于各方巨大的產業壓力，同時也面對“無米下鍋”的尷尬境地，海牙方面不得不在上周宣布“暫停”扣押令。

雖然這僅僅是一個缺乏長期法律效力的臨時休戰，但足以窺見荷蘭政府在這場角力中的被動。

暫時的休戰遠非終局。

王文濤部長的態度劃定了一條極其清晰的紅線：“暫停”只是一小步，必須“完全撤銷”行政干預才是恢復正常的唯一路徑。在這個問題上，中國的立場不僅是維護資產安全，更是在捍衛投資的底層邏輯。

試想，如果一家合法經營、通過正規并購在歐洲立足多年的企業，可以因一夜之間風向轉變的“國家安全”敘事而被隨意剝奪所有權，那么這種不確定性將成為所有全球投資者的噩夢。

安世中國目前的“斷供”狀態并未解除，除非他們能看到確定性的法律保障，而非海牙方面為了緩解輿論壓力而給出的臨時緩釋劑。只要東莞和東南亞的封測生產線沒有恢復對歐出口，歐洲的汽車制造業就依然處于一種危險的懸空狀態。

這個案例正在向全球產業鏈發出一則嚴厲的警告：我們習慣盯著那種7納米、5納米的高端芯片競爭，誤以為那是戰場的全部。但現實是殘酷的，支撐起全球龐大工業運轉的基礎芯片才是真正的工業壓艙石。

荷蘭擁有最頂尖的光刻機技術，試圖掌握產業鏈上游的話語權。而中國則牢牢卡位在價值鏈的中后端，握有將原材料轉化為成品的終極能力。

這種深度的相互依賴和嵌套，使得任何單方面的“脫鉤斷鏈”嘗試，最終都會演變成回旋鏢，狠狠地砸向自己。

如今，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安世這家企業的董事會和即將展開的內部對話上。這不僅關乎一家半導體公司的股權歸屬，更是在測試全球化退潮的今天，商業理性是否還有能力穿透政治。

如果由中荷兩地實體主導的“建設性溝通”能夠最終形成一個第三方托管方案或是讓荷蘭政府默認聞泰繼續行使股東權利，那么這將成為近年來利用商業邏輯化解地緣政治僵局的一個經典范本。

相反，如果荷蘭政府因為面子或政治慣性而拒絕真正的妥協，試圖在恢復干預的同時又要中國配合生產，那么等待歐洲汽車工業的，恐怕就不止是這個冬天的寒冷，而是一個漫長的、甚至可能導致永久性市場份額丟失的冰河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