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長沙會戰，薛岳將軍的第九戰區聚集了多少名將？

“1941年12月24日凌晨，長沙西門炮樓內，薛岳壓低聲音吩咐參謀：‘圣誕夜的禮物，只準勝利，不準退卻！’”時針指向零點，第九戰區的收官之戰正悄然揭幕。距離第一次長沙會戰過去僅兩年多，山河依舊動蕩，可長沙城的防御體系早已不是昔日模樣。

若想看清第九戰區的“名將圖譜”，需要把時間往前撥到1939年。那年九月，岡村寧次率十萬日軍南下，第一次長沙會戰打響。薛岳臨危受命，頂替陳誠成為第九戰區司令官。高層建議他先撤到衡山借山勢固守，他硬是頂了回去，用一句“與城共存”敲定決心。結果大家都知道——長沙沒丟，日軍傷亡七千余，薛岳第一次樹起威望。

勝利歸來后，薛岳立刻開始重塑部隊結構。滇軍、川軍、桂軍、中央軍在第九戰區彼此摻雜，本就派系復雜，稍不留神就難以調度。薛岳索性用“多頭并進”辦法，把幾個架子最大的集團軍統歸縱深配置，這才給后續兩次會戰預留了機動空間。

1941年初的第二次長沙會戰一度讓人捏把汗。第74軍與第10軍的傷亡率直接飆到兩三成，特別是第74軍的精銳“虎賁團”，在岳麓山附近拼到彈盡糧絕。遺憾的是，雖打贏了仗，王牌部隊元氣大傷，薛岳意識到單靠中央軍撐門面遠遠不夠，必須把各路地方勁旅真正揉合成一張網。于是，他開始把更多注意力放在“誰能頂得住”而非“誰的番號漂亮”。

1941年秋，日軍又整合北線、東線部隊，準備對長沙實施第三次總攻。薛岳趁對方集結遲緩，在瀏陽、汨羅、安仁一線布下“以城為餌”大棋局。與前兩次會戰相比，此時的第九戰區將領構成已出現肉眼可見的“豪華陣容”。

先說老資格的盧漢。他率領第一集團軍駐守湘桂邊境，表面上離正面主戰場有點遠，實際肩負著切斷敵軍南撤退路的重要使命。一旦日軍南逃，滇軍就像閘門般封死通道，這種鉗形威懾效果極為關鍵。從臺兒莊到武漢，盧漢的部隊幾乎場場趕到，穩定度極高。

再看羅卓英，此人曾在1937年南京保衛戰時獲得蔣介石嘉獎，屬中央系統嫡系。第三次長沙會戰中，他帶著19集團軍坐鎮上高方向。有人說羅卓英指揮風格偏“學究”，但打起仗來邏輯嚴謹、補給節奏分毫不亂。結果證明，這種“書卷氣”恰好補足了薛岳偏重強攻的銳氣。

川軍楊森的27集團軍是會戰主力之一。楊森人稱“青城王”，行事頗為霸道，但用兵不守舊。他把川軍習慣的山地戰法搬進湘東丘陵，令不少日軍小分隊陷入山谷。下轄的楊漢域、孫渡一個守安仁、一個守攸縣，互為犄角，短短三日就拖住敵方兩個旅團。事實說明，地方軍閥并非全是繡花枕頭，打順手仗照樣管用。

第三十集團軍的王陵基在川系將領里名氣略遜，卻出了不少明星軍長。72軍韓全樸在瀏陽河東岸死守七晝夜，硬是耗光對手第六師團近三分之一彈藥。第10軍歐震指向令岳麓山形成反包圍，他一句“打成甩尾巴也別讓他們翻山”成了口號。第74軍的王耀武和方先覺歷史戰績自不必說，此時更是把部隊織成密網，連崗樓之間都拉上電話線，確保夜戰不互傷。

值得一提的是，27集團軍和30集團軍間的聯動策略極有新意。王陵基在留守長沙外圍的同時，讓羅奇、彭位仁等師長帶突擊縱隊潛伏至城內，等到日軍沖進城區，再從背后堵截。這樣一來，外部川軍與內部中央軍呈“口袋形”夾擊，形成交叉火力。同時，薛岳調集第79軍、第99軍冷靜收邊，誰家口袋破了就補誰。不得不說，這種立體作戰模式對日軍心理打擊極大。

戰局進入1942年1月1日。凌晨四點，日軍發現退路被阻，岡村寧次不得不向東突圍。此時盧漢的滇軍像合攏閘門一樣卡住衡陽方向。雙方混戰至中午，敵軍遺棄大批傷兵與彈藥倉皇北撤。參謀部事后統計，自12月24日至1月15日，日軍投入兵力約十三萬，傷亡接近兩萬；第九戰區人員傷亡也超一萬，但守住了長沙。

如果把名字一一點出，第三次長沙會戰里僅薛岳直接點將的團以上指揮官就超過百人，其中國軍正牌軍長十六位，師長三十七位，旅長五十余位。其實更值得關注的是，他們并非簡單地“堆在一個戰區”，而是在薛岳的調度下形成擰成一股繩的格局。換句話說，第九戰區從派系林立走向統一指揮，這才是薛岳最硬的“戰果”。

從三次長沙會戰的演變能看出一條清晰脈絡：第一戰打出信心，第二戰付出代價，第三戰則把各種不確定因素歸攏進統一節奏。名將之多固然令人稱贊，但如果沒有協調、沒有精準分工，再多的王牌也難保長沙不失。薛岳深知這一點，因此寧可讓彼此看不順眼的軍閥坐在同一張桌子上，也要確保火力在同一時間點齊射向目標。

不少研究者提到，長沙保衛戰的意義并不僅在于一城一地，而在于它為后續反攻保留了中部工業和交通樞紐，維護了戰時民心。更現實的是，1941年底正逢太平洋戰爭開場，國際輿論密切關注中國戰場走向。長沙未丟，盟軍信心倍增，情報部門也更加愿意加大物資支援力度——這對后續滇緬會戰的補給通道至關重要。

有人好奇，薛岳麾下匯聚的這些名將后來怎樣？楊森隨軍入川后偏安自保，盧漢在云南接管日軍投降區域，羅卓英則繼續擔任參謀總長多年。至于王耀武、方先覺、張靈甫等人，一半馳騁華中，一半轉戰山東、河南，命運各異，卻都把長沙會戰視作職業生涯的關鍵節點。畢竟，從那一戰開始，他們不再是單純的派系代表，而是一同扛過長沙城樓大炮煙火的“第九戰區老戰友”。

試想一下，如果當年薛岳按高層指令撤守衡山，長沙會戰很可能只剩一場掩護性運動；而如果沒有那一次聚集了滇、川、桂、中央諸路名將的“豪華陣列”，1942年初的長沙或許已經成為殖民軍司令部。正因如此，第三次長沙會戰在軍事史上留下難以忽視的注腳：當各種派系的將領真正被捆在同一根繩上，中國戰場就能爆發出超出想象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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