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人說缺乏主動精神，等待被免職，開會說自己：有副職觀點！

“1948年2月的夜里，雨點砸在瓦片上，一名警衛悄聲問他：‘副團長同志，你是不是覺得自己要被撤了？’” 燈光昏黃，劉竹溪抿著冷茶，沒有回答。外面槍聲零星，華東野戰軍十縱八十五團剛結束一場拉練，全團正按上級命令，集中搞新式整軍——訴苦、三查、三整齊頭并進，氣氛緊繃得像拉滿的弓弦。

這一輪整軍的核心，是把每名干部、戰士的階級出身、戰斗作風、組織紀律掰開揉碎地擺到桌面。多數人擔心的不是挨批，而是“成份”二字。一頂帽子扣下，往后提拔、前途、乃至個人安危，都懸著。偏偏就在這個節骨眼，劉竹溪的“中農”身份被改成“小官僚兼經營地主”。消息傳來，連老兵都愣了——副團長在前線流血流汗，這不公平，可政策是鐵規。

小官僚兩字，他能咽；地主兩字，他梗著脖子。祖上確實闊過，幾十畝薄田，油坊、酒坊在鄉里算排面。可爺爺敗家，父親又在北洋軍拼殺墜馬收場，一家人早已由盛轉衰，到他少年時，跟著親戚去青島找活干，算啥地主？只因文牘表里一道紅印，“地主”就成了蓋棺詞。訴苦會上，戰士們各講身世，他只能沉默，心頭發涼：若被認定為剝削階級干部，坐等免職恐怕是唯一結局。

其實，從參軍那天起，他在部隊干的多是筆桿子活兒。抗戰歲月，他兼做軍需、文書、政工，日常瑣碎卻要對數字、對糧秣、對槍彈，說不上沖鋒陷陣的豪氣，倒也保證部隊后勤不斷線。1946年，晉魯豫戰場需要攻堅才俊，組織把他調成八十五團副團長，身份從政工干部驟然改成軍事干部，他硬著頭皮上前線。野戰生活和辦公室天差地別，第一仗打マ家溝，連續五晝夜，他跟陳景三團長分帶兩路，炸碉堡、堵暗堡，血水把地圖澆透，結果攻下敵陣，繳來兩門八二迫擊炮。自那天起，團里沒人說他“文弱”。

然而整軍會議上，有同志當眾發言：“副團長業務熟，可缺點也明顯——缺乏主動精神。”此言一出，屋里鴉雀無聲。劉竹溪坐在角落，挺直背，從懷里掏出小本，掃了眼列席員額，放下筆，緩緩站起：“同志們若認定我缺乏主動精神，也行。我自己看，卻是‘副職觀點’——團里一個主官一個副官，哪個口令歸我發？布置任務、定攻擊軸線，當然以團長意見為主。我補臺，不搶臺。”

這番解釋并非狡辯。他在攻堅戰里愿意頂鋒，卻從不越級發號。副手守分寸，本是編制要求，偏偏“主動精神”又成整軍熱詞，擰巴就此而生。操場里坐著上百號人，身上傷口還在滲血，可多數人明白，戰火里的規矩有時比槍法還要命。師部派來的整訓干事記錄后提問：“假如臨機斷線，團長陣亡，你怎么辦？”劉竹溪答得干脆：“眼前場景，如果我在，必接過指揮；如果我不在，誰離得最近，誰頂替。副職不代表束手。”短短幾句，讓一些本來想繼續揪辮子的人收了口。

有意思的是，斗爭焦點竟轉向他那被貼上的地主標簽。檔案一經定稿，再翻案極難，但并非毫無可能。整訓組派人下鄉取證，三周后帶回兩份證明：劉家祖屋在北洋末年已典當，田地屈指可數，父親復贖房基也是借高利貸。根據新頒標準，這當不上地主，只能算富裕中農。材料交到縱隊，定性一條劃掉“地主”二字，保留“小官僚”。這樣一來，烏云散了大半。

壓力消解，八十五團又匆匆投入淮海戰役前的對線任務。從宿北到沙土集，他依舊扛著副團職責，夜里摸黑排雷，白天清點火炮射界。一次遭敵炮火覆蓋，團長腿部重傷，被抬下指揮所。傳達員跑來報告，他端起望遠鏡，沉聲下令：“團指揮權我接。”隨后調一個連側插腰窩，發信號彈兩枚，火力壓制把突破口撕開。戰后統計，團里傷亡不輕，卻拿下制高點，截住敵縱隊退路，正中縱隊戰役部署。那夜升帳總結，政委一句話：“剛才誰還說副團長沒主動精神？紙上談兵可休矣。”

部隊凱旋，整軍運動也進入收尾。上級給這位“小官僚”開出的評語是：“政治立場堅定，隨軍生產積極，雖出身復雜，表現經得起考驗。”免職的靴子，終究沒有落下。1950年春，他轉任團長；52年赴朝鮮作戰，火線上被授二級獨立自由勛章；1955年評銜，上校。履歷翻到最后，那行字仍在：“有副職觀點。”不少人看了會心一笑，這句讓他緊張了大半年，卻也見證了干部制度的磨合——新中國軍隊急需兼容并包，把各色背景、各類專長的人凝成整體，主次分明，不失靈活。

值得一提的是，后來軍隊干部培訓班把此事當案例：副職該不該被要求與主官同樣的沖勁？課堂討論激烈，有人舉拳：“打仗時沒主沒副！”也有人搖頭：“章法不立，臨陣易亂。”討論沒有標準答案，但學員們記住一點：無論成份、職位、長處短板，只要戰場證明了價值，組織不會輕易丟掉一把好鋼。

時間把故事抹平，只留一份檔案和幾枚暗黃獎章。劉竹溪1964年病逝，文件袋里那張整訓時期的自我剖析仍在，末行寫著十二個字：“副職亦擔當，身后無愧天地良心。”紙張已脆，可字跡猶硬，讓人看了，不由想到那場夜雨和昏黃油燈——一個被誤解為“不夠主動”的副團長，最終用行動交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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