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跨師調動，該師領導有想法，來輛大卡車接他上任：無所謂！

“1980年3月的一天早晨——團政委，您行李就一件背包？”駕駛兵瞄了眼那只洗得發白的黃帆布包，語氣里帶著幾分不敢置信。

對方只是笑笑，把包放上車斗。迎接他的不是越野吉普，而是一輛滿是塵土的解放牌大卡車，噪聲震耳，離合器咯吱作響。一路向北，卡車在崎嶇公路上顛簸，一起搖晃的還有劉永治的仕途。

兩周前，軍政治部突然宣布：某師炮兵團政委崗位出現空缺，劉永治跨師接任。這個決定讓不少人皺眉——該師自己就有十幾名副團級政工干部排隊等晉升，誰都覺得輪得到自己。突然空降一名外人，等于把原本就緊張的晉升通道再壓縮一截。

那幾年，部隊正在推進干部年輕化，空降并非罕見，可論資排輩的慣性仍頑強存在。副職們私下議論：“咱們團缺的是經驗，不是外援。”師領導也為難：把外師干部硬塞進來，免不了給本師副團造成心理落差。命令卻毫無討論余地，只能照辦。然而“照辦”可以有不同的姿態——派大卡車去接，就是一種含蓄的抵觸。

劉永治心里門兒清，車輪還沒出軍部院門，他就對干部股股長打聽：“團里最大的問題是哪一塊？”股長沉默片刻，小聲告訴他：五連。去年班長走私拆卸槍機件被查，連里士氣一落千丈；前陣子又有人因未批假擅離職守，鬧得營區雞犬不寧。

七小時后，卡車駛進炮兵團營門。團長已經等候多時，神情略顯拘謹。簡單寒暄后，劉永治沒去宿舍，而是指著五連連部：“把我的鋪蓋搬那兒。”團長一愣，隨即點頭。對他來說，這位新政委的第一句話，比任何任職講話都更有分量。

五連的狀況，比想象還亂。防火哨站崗看《青年知識》，見到團首長也懶得敬禮；部分骨干對“換政委”冷眼旁觀；一名戰士因入黨申請被壓，偷拿步槍和三十五發子彈沖向禁閉室，聲稱要給自己討公道。武器安全亮起了紅燈，全團訓練也被連帶拖垮。師里兩次通報批評，團部壓力鋪天蓋地。

劉永治到位后的第一件事，是理順連、排、班三級骨干責任。從早點名到熄燈號，他跟班蹲點，不打官腔。夜里熄燈，他蹲在床頭與問題戰士一對一談心，聽對方把積攢的怨氣全倒出來。談到凌晨，他只留下一句：“子彈對準敵人，意見對準我，有話直說。”一句話拆掉了隔膜。不得不說，在那個槍響的年代，這招管用。

第二周，他拉五連作樣板，開展小群體競賽體系：槍炮專業訓練積分，體能晉級設置紅黃警戒線，連長、指導員排名周周公布。成績與休假、評功直接掛鉤。制度一旦明確，再加上政工主官親自壓陣，散漫氣很快收斂。往后兩個月，五連火炮分解結合考核全團第一，彈藥事故為零。

有意思的是，五連好轉后，其余連隊反倒坐不住了。三營七連主動申請與五連對抗檢驗；一營炮陣地連夜加班鉆研新射擊指令。團里氛圍變得緊張但不再浮躁。年底軍區組織實彈比武，炮兵團成績從倒數第三跳到全師第一，師首長在總結會上難掩驚訝，主動站起來與劉永治握手。

風向就此改變。1981年春，他被調往同師主力步兵團任政委。按不少人之前的設想，外師干部多半“打游擊”，短期完成整頓就走人；可這一次他留在師里，說明師領導的態度徹底轉圜。步兵團任務重、曝光高，更是師政治工作的風向標。

半年后中越邊境情況再度緊張，步兵團被列入預備隊。劉永治抓戰備、抓黨支部升級，一手硬要求一手軟引導。訓練空隙，他給戰士講1979年對越反擊戰中火箭炮“零距離開花”的故事，強調“落點誤差就是生死距離”。這種既貼近戰場又掏心窩的政工方法，讓基層官兵直言“聽得進，記得住”。

1982年8月，軍區抽調十名團政委赴解放軍政治學院深造，劉永治在名單里。臨行前，他和師政委吃了一頓簡單的雞蛋面——沒有送別酒，只有一句談心：“優秀干部不在于走了還是留，關鍵是到哪兒都能頂得上。”這話后來被政工部門當作教育口號，貼在師機關走廊。

兩年脫產學習，他系統掌握了戰略學、心理學和法學知識。回師報到當天，他直接被任命為副師政委。此時，全軍正在推“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三化建設，一批老首長主動讓賢，師機關出現年輕面孔，部隊作風漸趨務實。劉永治的課程筆記被編成《基層思想工作案例選》，在軍區內部交流。

1986年，他升任師政委；1990年代出任軍政治部副主任，再到某大軍區正職。一路走來，他始終沒忘那趟顛簸的大卡車——既是冷遇，也是磨刀石。后來有人請他作報告，他只挑一句：“干部去向，不是看車，而是看肩頭能扛多大擔子。”

時間過去四十余年，跨師調動早已成為常態，運輸車也從解放牌換成了東風猛士。變化的是外在條件，不變的是軍令如山、服從為先，以及在各種利益碰撞中保持清醒的職業操守。劉永治早年那句“沒關系”，并非客套，而是對職責的篤定。

歷史從不青睞抱怨者。能被大卡車“接走”而不動搖，關鍵在于邁下車門的下一刻，是否能讓質疑者閉嘴，讓集體受益。這才是空降干部最硬的通行證，也是后來人仍需仔細端詳的警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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